4286-明朝的皇帝-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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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惶恐，长跪赔罪。但也因此，神宗虽想立常洵为太子，却一直迟迟不敢有积极的行动，只是拖延着不肯决定储位。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神宗携皇长子与辅臣见面
六、神宗携皇长子与辅臣见面
从此年年有请立储，或则获罪，或则不得答复。到万历十八年，皇长子九岁，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等人于召见时，面申前请，神宗始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表示。《明史纪事本末·争国本》叙其事：
时行等出，上遽令司礼监追止之云：“已令人宣皇子来与先生一见。”辅臣还至宫门内。有顷，皇长子、皇三子（按：皇二子常淑生一岁而殇）俱至，引至御榻前。皇长子在御榻右，上手携之，向明正立。辅臣等注视良久（按：此为申时行等，以宰相而第一次得见皇子），因奏曰：“皇长子龙姿凤表，岐嶷非凡，仰见皇上昌后之仁。”上欣然曰：“此祖宗德泽、圣母恩庇，朕何敢当？”辅臣奏：“皇长子春秋长，宜读书。”且云：“皇上正位东宫，时方六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矣。”上曰：“朕五岁即能读书。”复指皇三子曰：“是儿亦五岁，尚不能离乳母。”遂手引长子至膝前，抚摩叹惜。辅臣叩头奏曰：“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上曰：“朕知之。”时行等叩头出。
此是“争国本”数十年中，君臣之间第一次平心静气议论大事，叙述相当生动。康熙时修《明史》，亦颇采其语。照当时的情况来看，神宗对皇长子亦颇钟爱，而于常洵五岁不能离乳母，则有不惬于心的表示。由此益可证明，不立储为郑贵妃作梗。
到了这年十月，阁臣合疏以去就相争，申时行引疾辞官；神宗不悦，传谕指廷臣“沽名激扰”，悖逆犯上，大学士王家屏从中调停，神宗终于提出一个条件：明年春夏，廷臣无所奏扰，即于冬天建储，否则即于皇长子十五岁时再说。接着又改定万历二十年春天举行。以廷臣“奏扰”而为不立储的理由，这是皇帝与言官闹意气，持大体者，自有戒心；但这十年间，言者纷纷，已存门户之见，那些只顾自己激切快意、哗众取宠的人，不会体谅辅臣的苦心，沉寂一段时期后，终又上言，神宗除了治言者以罪而外，命展延一年立储作为报复。
万历二十一年春天，该是神宗践诺之时，却无动静，大学士王锡爵还朝，密疏建言，劝神宗不可失信。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神宗手诏王锡爵问大计
七、神宗手诏王锡爵问大计
神宗答了他一通手诏，还是拿嫡庶来推托，王锡爵便又上疏，为拟“传帖”两道；这两道传帖，是两个不同的办法，一个是即时立储，另一个是先封两王：
朕虽有今春册立之旨，昨谈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复有出，是二储也。今将二皇子并封王，数年后皇后无出，再行册立。
他拟是拟了，仍希望神宗采取即时立储的办法。这个希望几乎是妄想，等“并封”的传帖一出，士论大哗，传言此议出于王锡爵的密疏，所以颇受攻击。
这未免有些冤枉王锡爵，他的用意是，与其让神宗空言搪塞“皇后生子”再说，不如采取渐进的策略，目前两皇子并封王，数年以后奏请将皇长子册立为太子，岂非顺理成章的事？
于是廷臣交谏，有两种反驳的理由相当有力，一种是说：
皇上正位东宫之日，仁圣亦青年，庄皇帝不设为未然事以语大计。
庄皇帝为穆宗，“仁圣”指穆宗的陈皇后。当神宗六岁被立为太子时，陈皇后年纪也还轻，但穆宗并不假设皇后生子如何如何，来作为定立储大计的根据，则神宗又何可如此？这一疏是根本反对须立嫡之说。
另一种是：
皇上顾念中宫良厚，顾中宫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则所册元子自当避位，何嫌何疑？今以将来未期之事，格见在已成之命，恐中宫闻之，亦有不安者。
所谓“前星一耀”，指皇后生子。倘有嫡子，则先册元子自当避位，无所谓“二储”之虑。而现在诏谕皇皇，说要等皇后生嫡子，继承大统，则皇后心理上所感的压力甚重，自然不安。再则，皇后能不能生嫡子，其权操诸皇帝，皇帝不临中宫，皇后何能生子？历史上皇后失宠，徒拥夫妇虚名的事例甚多，只是禁帏之事，不可形诸章奏而已。这一疏是反对两皇子并封之议。
因为话说得委婉而有力，同时最主要的是，神宗亦根本无意于两皇子并封，那一道传帖原是为了敷衍王锡爵，所以见此诸疏，亲自封缄，手札致王，问他的意见。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并封之议廷臣大哗
八、并封之议廷臣大哗
神宗的手札如何说法，王锡爵的密奏说些什么，虽无文献，亦可想像得之。在神宗，并封之议还算是对王锡爵“放交情”，则此时朝列有所质难，当然要责成王锡爵来应付；而王锡爵则“责无旁贷”，必定有所自辩，并坚持其原议，因而并封之旨如故。
于是廷臣大哗，在朝房当面诘责王锡爵，大吵一架。其时有个庶吉士——会试礼部一榜、殿试午门一榜，此即所谓“两榜进士”。进士中一大部分内用部曹，外用州县；一小部分朱笔亲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肄业，表示才堪大用，责其深造。到此地步，就被艳称为“翰林”，可以公然言天下事。上书王锡爵的庶吉士名叫李腾芳，字子实，湖南湘潭人，万历二十年的进士。他上书宰相，不必如后世在信封上写上“亲钧启”的字样，重重转递；亦不必顾虑不达宰相，或虽达而不得复，或得复而以“奉交下”字样开头，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他是赴朝房当面向王锡爵投书，王锡爵当场开读。
读不到数行，王锡爵就拉着李腾芳的衣服说：“大家都骂我，都未得事实真相，而我无以自明，所以我不服。像你所说的这番话，我受教。请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王锡爵如此动容，因为李腾芳说中了他的心事；而李的论列，亦确是读书有得、深明史事的警辟之论：
闻古贤豪将与立权谋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则不难晦其迹于一时，而终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暂承上意，巧借王封，转作册立。然以公之明，试度事机，急则旦夕，缓则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迟。他日继公之后者，精诚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坏公事、隳公功，而罪公为尸谋，公何辞以解？此不独宗社之忧，亦公子孙之祸也。
“贤豪与立权谋”这一段话，是绝好的史论。古来忠臣，相度事机，非屈身降志、“晦一时之迹”不足以斡旋大局时，常不计个人荣辱祸福，毅然自任，如我在《华阳教主》中所记，立宋高宗的吕好问，即为一例。但终得以“皎然于天下”，实非容易。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王锡爵痛悔失算
九、王锡爵痛悔失算
历来储位为国本所系，宰相不得不言、不得不争，但所争所言，必须一本大公，使天下共见共闻；一涉隐秘，便有操纵的嫌疑，最易获罪于嗣君，亦最易为政敌资为口实。这就是王锡爵所犯的错误。
所谓“巧借王封，转作册立”，诚然是王锡爵的苦心，但外间并不明了。推断将来大位的继承，不归于皇长子即归于皇三子。如果归于皇长子，则依传统，他原该被册立为太子，王锡爵身居宰辅，不能力争，他是不会见他的情的；如果属于皇三子，那就更坏，因为王锡爵的密疏实在是曲护皇长子，基本立场正为抑制皇三子取得帝位，总而言之，王锡爵这个做法，将来会弄得两面不讨好。
当然，王锡爵也想过这些道理，只是想得不够透彻，他以为皇长子将来被立为太子，继统即位，自然会看到他手书的密奏，了解他的苦心。于是李腾芳点醒他说：“揭帖手书，人何由知？异日能使天子出公手书，传示天下乎？”这就是说，即使皇长子继统即位，不翻此案，但如有人攻击，说他建议“并封”的用意在拥立皇三子，嗣君以王锡爵当时不能为他力争，便未见得肯为他出示这些密疏，解释他的苦心。换句话说，王锡爵这个可以“皎然于天下”的证据，扼在别人手里，如果嗣君不肯出示，则追论前罪，足以祸及子孙。
这一下，王锡爵才如梦初醒，痛悔失算，竟至泪下。第二天上疏自劾，请改前议。神宗不允。下一个月再上疏请册立太子，神宗索性下了“俱停封”的诏谕。这一年，王锡爵为此事总计六次上奏，后来争得了一个皇长子于下一年“出阁讲学”的结果。
自万历二十二年到二十九年，为了皇长子册立为太子，以及表示成人的“冠礼”，还有婚礼等等，廷臣交谏，不知凡几，神宗大都置之不闻不问。然则要探索的是，神宗持此态度的用意到底何在？
神宗的用意是要等他的皇后去世。神宗的皇后王氏，余姚人而生于京师，不知道是不是阳明先生的本家。王皇后贤而多病，神宗打算等她一死，便要立郑贵妃为后；这一来皇三子常洵就变成中宫嫡出，名正言顺地得立为太子。神宗之所以一再强调“立嫡不立庶”，是有这样一番深心在内。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册立常洛为太子
十、册立常洛为太子
但天佑善人，王皇后偏偏活得很好，她很孝顺李太后，恪尽子妇之道；李太后亦很爱重这个贤媳，而皇长子也多亏中宫维护。她的贤德终于感动了神宗，晚年颇敬重皇后。万历二十八年四月王皇后崩，神宗并未将郑贵妃进位中宫；这是他处骨肉之间，罕有的比较贤明的一件事。
在万历二十九年八月，大学士沈一贯一疏忽生奇效，这是因为巧于立言之故，原疏如此说：
《诗·既醉》之篇，臣祝其君曰：“君子万年，介尔景福。”继曰：“君子万年，永锡祚胤。”则愿其子孙之多。又曰：“厘尔女士，从以孙子。”愿酬淑媛而生贤子孙也。《斯干》之篇曰：“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奚新宫也。继曰：“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男子之祥。”言吉祥善事，当生圣子神孙无穷也。今称觞万寿，两宫落成（按：这年神宗四十整寿，重修乾清、坤宁两宫将竣工），在廷同祝；而启天之祥，实自圣心始。皇上大婚及时，故得圣子早。今皇长子大礼，必备其仪，推念真情，不如早偕伉俪之为适。是上孝奉圣母，朝夕起居，不如早遂含饴弄曾孙之为乐。乞今年先皇长子大礼，明春后递与诸皇子礼。子复生子，孙复生孙，坐见本支之盛，享令名，集完福矣。
用多子多孙的话来相劝，神宗果然动心了，“启天之祥，实自圣心”这句话亦颇有力，诏复即日举行册立太子礼。
一念转移，欢声雷动，唯一不悦的是郑贵妃，以至于神宗的心思又有些动摇，十月初以“典礼未备”为理由，要改期册立。沈一贯封还手诏，力言不可。神宗总算下了决心，十月十五册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其余诸子，常洵封福王、常浩封瑞王、常润封惠王、常瀛封桂王。不久，太子及福、瑞两王行成年的“冠礼”，大赦天下，上皇太后尊号。下一年二月，册立郭氏为皇太子妃。看来大事已完，其实纠纷正多。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各处矿监无恶不作
十一、各处矿监无恶不作
不久就有所谓“妖书”案，此是党祸已成，有人故意指神宗立太子无诚意，后将更易，希望激起大政潮，好从中取利，报复政敌，实与深宫无关，不入本文。
深宫所务，诚如《明纪》所言：“神宗万历年间，皇帝唯酒、色、财、气之是求。”而求财则为明朝亡国之因，在立太子的那一两年，正是搜刮最力、举国汹汹之时。
神宗的贪财是本性，从万历二十四年，奸民与太监勾结，用开矿之说打动神宗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派出监办的太监称为“矿监”，后来通都大邑又普设“税监”，复有“两淮盐监”、“广东珠监”等名目。其中最凶横的是陈增、马堂、陈奉、高淮、梁永、杨荣等人。《明史·宦者传》记这些人的行为，令人发指。试摘录数条如下：
陈增开采山东矿，兼征东昌税，纵容党羽程守训等大作奸弊，宣称“奉旨搜金宝”。又找人告密，诬赖富商巨室私藏违禁物，因而抄家杀人。县官被诬劾，下诏狱。在山东作恶十年。
马堂是天津税监，兼辖临清。一到辖区，就有数百亡命之徒相从，各携带手铐铁链，白昼放抢。恶仆告主，没收财产后，赏给十分之三，破家者不知凡几。因而远近罢市，上万的百姓烧掉马堂的“衙门”，杀其党羽三十七人。结果朝廷大捕暴民，株连甚众。有王朝佐其人，自承为首谋，临刑神色不变，当地老百姓为他立了祠堂。
梁永在陕西监税，陕西为数朝帝都，梁永便在那里掘开历代陵寝，搜摸金玉。又纵容亡命之徒抢劫，以致县令都逃光。陕西老百姓大愤，要杀梁永，梁永逃回京师。
杨荣在云南，肆行威虐，连知府都被抓入监狱。百姓恨之入骨，杀了一名税官，杨荣杖毙数千人作为报复，结果激起民变，杨荣及其同党二百余人被杀。神宗得到消息，痛惜杨荣，好几天吃不下饭。
此外暴虐骚扰的行为不计其数，地方官多怕极了他们。但也有能干的官吏，如上饶县令李鸿听说太监潘相要来勘矿，下令有人敢卖食物给潘相的，处死。潘相到了那里，只好挨饿，无奈离去，愤而报复，奏劾李鸿去官，依然是太监得到胜利。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神宗震怒几乎手刃田义
十二、神宗震怒几乎手刃田义
当时封疆大吏为民诉苦的奏疏，不知凡几，凤阳巡抚李三才所言尤为痛切：
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陛下为斯民主，不唯不衣之，且并其衣而夺之；不唯不食之，且并其食而夺之。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全，密如牛毛，今日某矿得银若干，明日又加银若干；今日某处税若干，明日又加税若干；今日某官阻挠矿税拿解；明日某官怠玩矿税罢职。上下相争，唯利是闻！如臣境内抽税，徐州则陈增，仪真则暨禄，理盐扬州则鲁保，芦政沿江则邢隆，千里之区，中使四布；加以无赖亡命附翼虎狼，如中书程守训，尤为无忌，假旨诈财，动以万数。昨运同陶允明自楚来云：彼中内使，沿途掘坟，得财方止。圣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爱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试观往籍，朝夕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
从来犯颜直谏，无有如此疏的不客气的。李三才也是唯一可使此辈畏惮的一个人，前引奏疏中的程守训，就不敢到他的辖区。《明史·李三才传》：
歙人程守训，以赀官中书，为陈增参随，纵横自恣，所至鼓吹盛仪卫，许人告密，刑拷及妇孺。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赃数十万。增惧为己累，并搜获其奇珍异宝，及僭用龙文服器。守训及其党俱下吏伏法，远近大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