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边-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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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郧埃本┲挥�100 000万只狗有合法身份，有300 000万只宠物狗存在但不合法。以至于还有人以此导演出了一出悲剧性的电影《卡拉是条狗》，描写一个非法养狗户的辛酸经历。2003年底，北京市政府更是以网络的形式鼓励公众评价各政府部门的工作表现。从这些处理事情的角度，我觉得，在了解民意和鼓励公众参与管理方面，王市长的做法是有很大进步的，与我了解的许多市长相比，他是比较开明的。如果现在让我投票，我有70％的可能性会把票投给他。为什么保留30％呢？因为还有一些方面是更重要的。比如，北京有那么多房地产项目，在百姓的拆迁和补偿等重大问题上，透明度还要加强，有些事情的解决方式也许很好，但是作为居民，我并不知道，只有胡乱猜测。作为一个市长，如果能够更透明地解决重大问题，我会百分百地支持他。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作为外交官，我经常在国外，呆在自己国家的时间反而较少。我在得州奥斯汀住了20年，在首都华盛顿住了6年。奥斯汀是我的老家，可我对老家市长的工作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上一次，我在奥斯汀见到他两次。
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城市，从大都市到几百人、几十人的小镇，以中等城市居多。奥斯汀共有七十几万人。最近几年，人口增长到了100万。在奥斯汀，只要你有问题，就可以打电话给市长问一问。但是如果你住在纽约，那么你与市长不太可能有个人关系，除非以前就关系很好。一个普通百姓不可能打电话给他询问问题，但是我就给奥斯汀市市长打过电话。Will Wynn为现任的奥斯汀市长。我参加了国务院的一个计划，在向老家的同乡介绍国务院的工作，介绍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他。他是2003年3月通过竞选获胜而担任市长的。在我见他时，他刚刚担任市长一百多天。他以前是房地产商人。他决定参加竞选，首先，他要进入市委员会，然后才可能成为市长。我是怎样了解市长的消息呢？第一，在报纸上有一个与市政府有关的报告，经常会报导市委员会（city council）和市长的工作。第二，通过市政府网站。他的简历、工作以及其他所有资料都在网站上。在奥斯汀市委员会召开会议时，市民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全部过程。七八个市委员会成员都可以看到。CSpan是一家报道美国议会辩论情况的电视台，但在我们市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频道。如果你每天晚上在家没太多事情做，则可以看看这个台。我对政治很有兴趣，我喜欢看他们讨论城市交通问题、开听证会等等。市委员会经常举行听证会。比如，计划建一座新楼，需要讨论在哪个地方建，会不会影响当地人的生意等等。他们会请当地人来参加听证会，谈看法，然后在讨论结果的基础上做决定。所有这些工作都能在电视上看见。依我个人对Will Wynn的看法，通过看他主持这些会，我觉得他特别随和，没有架子，无论大家是不是同意他的观点，都可以与他沟通。他的风格让人欣赏，他有一种很实际的色彩。在他主持会议的时候，有时会有市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会带有感情色彩地说“我认为这确实很不好，因为这样会妨害孩子上学的环境”等诸如此类的话。市长会尊重这些人，会很有效地重视这种感情，缓解紧张气氛。我没有投过他的票，因为我当时不在国内。我对他的许多具体做法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做事的风格和管理冲突的风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我可能会支持他。有一次，我在家乡的饭馆吃饭时，看到他和两个女儿也在一起吃饭。我问他：“你的妻子呢？”他说：“我妻子忙，所以让我带两个女儿出来吃饭。”这些都体现了他随和的风格。
袁岳（Victor Yuan）：
这是中国的市长或官员需要学习的。在中国，如果你成为了市长省长，甚至成为了县长区长，那么你就会成为隐形人。人们只能在报纸上看你的照片或者在电视上看你的形象了。在后来看到你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从那个位置上下来了。成为市长之后确实会很忙碌，但市长是公共服务人士，不像商业人士。对于这种公共职位，树立与民众亲近的形象是很重要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如果孩子成为官员或公务员，那么许多父母都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在孩子出生时，父母会希望他（她）成为医生、律师、总统或明星等等。如果能像迈克·戴尔或比尔·盖茨那样创业成功，则是很好的选择。父母不会说希望孩子成为公务员。在美国人眼里，政府是不好的，不是很好地反映你才华的地方。父母希望孩子去竞选，成为总统，但不是希望他成为处长或者局长等等。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外交官在公务员中是很受尊敬的。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74：政府下属的国有企业开会
话题74
政府下属的国有企业开会，把忙得抽不开身的人请来才算开好了
袁岳（Victor Yuan）：
我们今天的开会地点是北京的九华山庄，这里的生意非常好。以前我在部机关工作，经常开会。现在我也参加一些国家机关的会议，会议是中国人的重要工作形式。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开会呢？回答是：在什么情况下都需要开会（笑）。
关于会议，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没必要的会太多。有些会看上去有必要，实际上没必要。比如，一个部委每年有若干个综合的会议，还要去地方开多个落实相关政策的会。开会时，许多人是没必要参加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安排那么多人参加会议呢？第二，我们议事的时间太多了，执行决议的时间太少了。开会就表示你的工作完成了。会议过多是行政低效的重要表现。会议还需要印刷大量文件，会海和文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会议的预算和时间占用了机关工作量的很大比例。第三，开会让人养成了一些不好的风气。比如，有人爱坐主席台，但有许多人在台上睡觉。政府下属的国有企业开会，把忙得抽不开身的人请来才算开好了。领导来了，陪吃饭的人占了好几桌。这些风气都是非常不好的。
我认为，应该只开有限次数的会，议题应该更精练，用于执行决议的时间应该更多，用于评估结果的时间应该增加。应该减小会议规模，明确会议议程和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把会议的预算转移为执行的预算和评估考核的预算。要改变会风，一是不设主席台，二是发言的人应该站立，应该脱稿。印发讲稿就可以达到会议预期目的的，应该尽量印发讲稿，避免开会，或者只开小会。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笑）美国的开会文化与中国的截然不同。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我参加总统先遣队的工作，美国总统要访问一个国家，我参加筹备工作。我们有200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天，在总统到达的两三天之前，我们开了一个大会。一个白宫的工作人员，迟到了3分钟。他的级别很高，是总统助理。但他一来就说，“很抱歉，我浪费了600分钟，因为是200个人的3分钟。”
作为政府官员，我经常开会，但与你说的会不一样。集体召开的、规模很大的会，涉及许多人的时间，也会有很大的成本。与会的人坐在那儿，听一个人讲自己的想法，不能再做其他的事情，这会花费很大的成本。在美国没有那种大型的会。如果有，则必须有很清楚的目的。国务院从来没有召开过那样的大会，但是有两三百人自愿参加的市委员会的公开的会。国务卿本人也有可能参加。在会议上，可能谈新的人事措施。需要大家自带午饭。
袁岳（Victor Yuan）：
像国务院召开的100人以上的会，一年中有几次呢？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内部的工作会议，一年以内，强制性的，没有。可去可不去的，十几个。没有请客吃饭的机会，（笑）因为没有吃饭的时间。如果有工作晚饭，也确实是工作需要。如果有关人事见面，那么吃饭时间开会是合法的。
在美国，开会必须有一个目的，这是会议管理中的第一条。我们是否需要开会？开会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有些会需要向其他人通报工作情况。在美国政府，以我11年的经历来说，主要的会都属于这种情况。你周围的人是否需要听你讲，如果不需要，则不要开这个会，不要耽误其他人的时间，应该以效率为首要追求。林语堂说过，“一个人的讲话要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没必要就不要说，有必要就短说。会议结束后，可以进一步讨论。以目的为主，以结果为主。在美国，会议越少越好，越短越好。
第九篇 中美对视：内外有别话题80：爱国主义不意味赞同总统的每一句话
话题80：
在美国，爱国主义并不意味你
要赞同总统说的每一句话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很强烈。美国人为美国的历史、宪法和独立宣言自豪的感觉，演变成爱国主义。这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自然感受。但是，美国学校里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如以前气氛浓厚。上世纪60年代以前，那时二战刚结束，美国学生上学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国旗敬礼。后来的问题是，人们觉得美国学校是否应该给予学生一定的空间，让学生决定是不是自己要爱国，于是这个仪式就没有了。
抛开“9·11事件”，看日常生活中的爱国主义，它有许多表现形式。比如，在进行体育比赛时，像参加美式橄榄球赛时，按照美国人的传统，会奏国歌。所有人都会站起来表示敬意，把右手放在心脏部位，大家一起唱国歌。我观看比赛，不管听了多少次国歌，每次都很激动、感动。我觉得国歌的音乐和歌词，表达了所有美国人对国家的感情。美国的爱国主义是鲜活的，天天都能感觉到。在危机出现时，特别是在战争期间，爱国精神更加崛起。
美国的爱国主义是独特的。因为美国的爱国主义确实是爱国，而不一定意味着爱政府、爱领导、爱政党。你爱的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现任政府没有成立时已经存在了。这个国家代表的是一些永恒的政治价值观点。在美国，爱国主义并不意味你要赞同总统说的每一句话，它意味着在你不同意他的看法时，你不但有权利，而且有责任、有义务说出自己的观点，来改善美国。在这一点上，爱国主义是很独特的。国家不等于政府、政党或某一个人。
作为一个爱国的美国人，我有可能同意总统或政府，也有可能不同意。我不同意并不意味着我不爱国家。归根结底，我们爱的是一个国家，这是不能改变的。我们爱的是国家所代表的历史悠久的永恒的价值观点。这一届的美国总统大选进行得热火朝天。那些竞选的民主党候选人，整天在各种问题上对布什总统提出不客气的批评，但是没有任何人说这些人自己不爱他们的国家。
袁岳（Victor Yuan）：
你能列举三个在美国历史上被认为不爱国的人吗？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记得冷战时期有一对夫妇将核武器秘密出卖给了苏联。他们被看作是卖国的。出卖国家秘密，被认为是卖国。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支持共产主义被认为是不爱国的，甚至卓别林也不例外。但那是在极端的政治气氛和环境下发生的事情，将来不会发生。波斯湾战争、越战和反恐战争时期，有美国人批评战争，都被视为主流思想的一部分。通过上世纪50年代的教训，绝大多数美国人同意不能再像麦卡锡主义那样行事。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爱国是与爱国土、爱文化、爱政府紧密相联的。中国人赞扬回报本土的行为。华侨投资被认为是爱国的；收回失地、收回香港被认为是爱国壮举。对于普通人，爱国有三个层面。第一，不可分疆裂土，台独分子被认为不爱国；第二，文化忠诚，如果你说“当中国人当够了”，那么你就被认为是不爱国的。如果你表现得像假洋鬼子，总是说“外国怎样怎样”，那么你就有可能站在不爱国的边缘了；第三，在外人面前公开地强烈批评政府。当然，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很大的一个变化是一般地批评政府的具体人在做某些具体事情上的错误决定已经不会被认为是不爱国了。
在中国，被认为是卖国的类型比较多。上面谈到的分疆裂土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借助外力获得自己的好处。比如，海外的某些所谓民运分子，普通百姓认为，有本事你呆在这儿，跑到外国借外压内，算啥好汉？第三种是在面临国家危机时，你站在对立面去了。比如周作人，在日本人入侵的时候，他留在北京，参加了日本人组织的政府，于是人们认为他不爱国。当然，“卖国贼”过去也被当作一顶“政治帽子”扣在头上。刘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被扣上了这顶帽子。一般中国人在不可分疆裂土方面的观念发生的变化还是很少的，但文化忠诚方面已经明显削弱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即使在美国，如果一个人，尤其官员到国外后批评政府政策，都会被看作不得体。如果这种行为发生在某个参议员身上，那么许多美国人更会认为是不得体的行为。如果你有不同意见，包括批评总统都没关系，但应该在国内。在国外，在你代表国家时，那样做就很不得体，当然不是违法，只是不得体。
第九篇 中美对视：内外有别话题81：美国人用贴近身体表达对国旗的情感
话题81
美国人比较喜欢用贴近身体这种方式表达对国旗的情感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国旗在美国很重要。我注意到，中国通过法律来规定一个人应该以什么方式使用国旗。但在美国，国民可以以任何喜欢的形式使用国旗。比如，可以把国旗穿在衣服上，穿在鞋上，甚至印在短裤上。美国人愿意把国旗放在身上，表示亲切。在“9·11事件”之后，百姓在房子外面挂国旗，在汽车上挂国旗。特别是“9·11事件”刚刚发生后一段时间里，20％~30％的汽车上都挂了国旗。
袁岳（Victor Yuan）：
写的是United We Stand（我们团结在一起）。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对。现在挂国旗的少了，但还有人将国旗贴在汽车后面。还有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那就是美国人是不是有权利烧国旗。现在的观点是可以这样做。最高法院认为言论自由应该包含这一点，即用烧国旗这种行为表达你的意愿和自由。但有些保守的政治家认为公民不应该有这个权利。
袁岳（Victor Yuan）：
在英国，这似乎是不允许的，会被判刑。说到美国人比较喜欢用贴近身体这种方式表达对国旗的情感，中国也开始有一些变化。例如，国庆节期间，许多小贩都在卖国旗，许多人买了之后插在自己的车上。现在，除了在国土方面的爱国形式没有改变之外，其他方式都有所改变，个人选择的行为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