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约阿希姆斯塔勒 -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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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基本条件。
　　由于她工作主动、刻苦，加之她领会精神快，并在口授时随口授内容进行思维，所以她完完全全地满足了人们寄于她的所有期望。她举止文雅、得体，考虑问题周到，尤其在旅行途中和在各个大本营里突出表现了这些优点。”
　　勃兰特教授在纽伦堡战犯审判中受审时是这样谈到施罗德女士的：
　　“……她是一位敢于发表意见的女人。克里斯塔·施罗德的特点与沃尔夫小姐不同。战争开始时主要是她们俩人负责希特勒的秘书工作。施罗德聪明、有批评精神并且判断能力强，而且她的精力比任何一位女秘书都充沛。她可以常常几天几夜几乎连续不断地为首长工作。她发表意见一贯坦率、自信，所以曾几次与别人发生过严重争吵。她不介入这个私人小圈子，连希特勒也有意与她拉开距离，因为受不了她的批评。由于施罗德小姐对希特勒总是坦诚相见，以致希特勒对她的反应使她十分痛心。后期，她对希特勒本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由于她大胆、坦率，她的生命无疑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
　　第三帝国垮台后，施罗德女士于1945年5月28日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后湖被美国军队（反情报别动队）逮捕，先后在许多拘留所和监狱关押过，1948年5月12日获释。1947年12月8日在路德维希堡市第七十七拘留所开始了非纳粹化的审理程序，在一审判决中，出乎大家的意料，她被定为主犯，判处三年徒刑。后经上诉，1948年5月7日的终审判决改判她为从犯，并在路德维希堡拘留所获释。
　　获释后，她于1948年8月旧至1958年11月仅给施瓦本格明德一家轻金属厂的老板申克先生当私人秘书，接着在该公司设在毛尔布龙的总厂工作到1959年10月31日。
　　然后，如同1930年那样，施罗德女士迁居慕尼黑。自1959年9月1日起她在一家慕尼黑建筑管理公司里当办事员，一直干到1967年6月26日。由于施罗德女士身体状况欠佳，所以她59岁时就退休，此后便在慕尼黑过着隐居生活，直到她1984年6月28日去世。
　　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塔·施罗德晚年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她在“自我评价”的标题下写道：
　　“我考虑问题周到，有判断能力，有批评精神，乐于助人。我具有很强的理解力和直观能力。我还自以为能够从别人的表情和行动中发现许多东西。我很少喜欢谁，但是我一旦喜欢上一个人，就会喜欢得过头。真没办法！我之所以能够批评别人，是因为我有追求真实和独立的不可抗拒的欲望。
　　我蔑视那种贪图功名的人，这些一心只想往上爬的人没有自己的见解，只能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我也蔑视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他们是世俗之辈，他们不诚实，头脑里充满了偏见，而且不愿意对出现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担任希特勒的秘书期间，是不曾有过一个年轻女人所想象的那种私生活的。在度过了并不怎么美好的青年时代之后，她仍没得到安宁和一个女人所真诚希望的生活。这也许是因为她生活中的某种悲剧对她产生了影响。
　　1938年，施罗德女士与南斯拉夫的外交官拉夫·阿尔科尼克订了婚。她明明知道，希特勒对外国人的看法决定了此事不会有好的结果，希特勒不会同意这门亲事，但她还是这样做了。阿尔科尼克与南斯拉夫军界有联系，后来他在贝尔格莱德做起了不明不白的生意。他经常提到他与柏林“帝国总理府的关系”。施罗德女士因此也受到盖世太保的盘问。1941年他们解除了婚约。
　　这里，人们也许会说，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5500万人和在纳粹监狱里和集中营里度过的人来说，大好的时光下也是白断送了吗？而且他们所受的痛苦远比希特勒的一位女秘书要多。对于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论。但是，从评价一个人的命运，评价一个人生活的道路来看，不能不说施罗德女士在希特勒身边失去了她的青春年华，在那里她内心并不感到幸福，在大本营潮湿和零臭的地下室内和后来拘留所里的生活使得她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当然，她的命运只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
　　在施罗德女士看来，在希特勒身边生活的特点是时时刻刻都要果在他的身旁，受到他制定的清规戒律的约束，不论在总理府内、贝格霍夫还是在各个大本营里人们的生活空间是狭窄的。她幽居在被约德尔大将在纽伦堡的战犯审判中称为“修道院和集中营的杂交品”的大本营里不得不与之共同生活的总是希特勒身边的那些人，那些面孔。她没有实实在在的任务和工作，但却是被希特勒视为代替家庭的最亲近圈子里的成员之一。为照顾希特勒的情绪，她通宵陪他饮茶，恭听他那无休止的说教式谈话，希特勒常常在第二天凌晨结束他第一天的工作。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笔记中对她在希特勒身边的生活做出了如下结论，作为对一个女人生活的总结，这个结论听起来并不令人愉快，她写道：
　　“在15年的工作中，3年在最高冲锋队领导机关和经济政策局，中间还在希特勒青年组织全国指导处干过几个星期，后在元首和帝国总理私人副官团干了12年，这15年对我来讲实际上是与文明和正常生活隔绝的15年，是一种处在森严壁垒下的生活，战争期间大本营里的生活尤其如此。”
　　1941年8月30日她在东普鲁土地区拉斯滕堡“狼穴”大本营写给她的朋友约翰娜·努塞尔的信中说；
　　“这个地区岗哨林立，不得不连连出示证件，使人感到很不自由。我想，在这次进军之后我要想方设法与我们这个圈子之外的那些生活乐观的人们多往来，否则我将变得孤僻，失去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前一阵子我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监禁式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沿着铁丝网漫步，不时路过岗哨，这时脑子里便产生了一些想法，实际上不论我们在柏林、在山上，还是在旅行途中，我们总是活动在同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进行同样的循环。这种状况孕育着很大的危险和可怕的心理冲突，人们向往外部世界，但当人们接触到外部世界之后，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人们已完全被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禁锢了，无法再习惯于这个圈子以外的生活……”
　　施罗德女士在她的笔记中还写道：“属于希特勒内圈的人常常被视为‘受欢迎的人’，享受优待，然而我的私人生活的斗争特性却是很差的，在战争结束时，第三帝国崩溃的情况下，以及后来在拘留所度过的3年里，是多么需要这种斗争特性啊！在没有任何依靠的情况下，1945年4月20日晚上我与年长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一起告别了阿道夫·希特勒，奉命离开了柏林。今后的命运如何，我是不清楚的，毫无把握，我万万没有料到过去的15年和摆在我面前的三年拘留生活给我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那么大的负担，以至于我始终都未能从中解脱出来。我的过去使我与别人拉开了很大距离，实际上早在还未成为过去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只是现在更进了一步！”
　　1985年6月于慕尼黑
　　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
　　佐勒的书《希特勒的私生活》的出版经过
　　在许多当代史书籍中，佐勒的书《希特勒的私生活》中的章节曾不止一次地被引用。格哈德·L·魏因贝格在他为《希特勒的第二本书》（斯图加特出版社1961年版）一书写的序言中曾提及佐勒的书的资料历史价值，他写道：“对住勒的书也需要进行史源学方面的考证研究，但这种研究只能局限在引文的出处上。”文章接着写道：“编者同意特雷弗·罗珀斯的看法，认为该书（指佐勒的书）并非毫无价值。例如有些细节，像摄影师霍夫曼患所谓副伤寒病、（见第275页）和希特勒的一位女营养师系非雅利安人出身（见第135页）等说法在现在可供查阅的莫雷尔档案中都可得到证实。”
　　达维德·欧文在《希特勒走向战争的道路》一书的前言中详细论述了某些书籍和资料来源的不可靠性，他写道：“1949年由阿尔贝特·佐勒编辑出版的名为《希特勒的私生活》一希特勒女秘书的回忆录（同样地）是不可靠的。书中涉及的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虽在被盟军拘留期间被迫写过一部回忆录底稿，但是对于这部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发表的回忆录中的许多内容，她坚决否认是出自她的笔下。
　　那么，佐勒的书的真相究竟如何，这本书是谁执笔撰写以及它是怎么产生的，对这些问题我将一一作出回答。
　　书名为《希特勒的私生活》，副题为《他的女机要秘书经历谈》的这本书的确是根据1945隼对我的审讯和我的笔记写成的。我在被拘留的初期，在美国第七军团奥格斯堡拘留所里认识了当时任审讯官的一位上尉。他的年龄约在40—50岁之间，是美军中的法国人，讲一口非常好的、带有阿尔萨斯口音的德语。他待人和蔼，他的这种态度使得以往令我感到阴森恐怖的气氛（在每个门口，每层台阶上都站着手持刺刀，眼睛骨碌碌转的门卫）一下子变得轻松和亲切起来。
　　这位当时自称伯恩哈德的上尉屡屡向我表示友好。有一天，当我非常激动地向他述说起刚刚发生的事情时，他十分关切地听着。我告诉他，早上一个美国人来到这里，要我交出所有的首饰，我说我没有首饰，这位美国人便指着我的珍珠耳环说：“这是什么？”就这样，我不得不把这副耳环交给了他。
　　伯恩哈德上尉对我的恼怒表示谅解。他虽没有进行任何努力把这副耳环归还于我，但是他却主动提出愿为我保管其余有价值的东西：一个装有首饰以及剩余的钱（几千帝国马克）的贴身小皮中和一个装有大约100幅阿道夫·希特勒的草图的亚麻布信封，这些画都是我在贝格霍夫被摧毁之前抢救出来的。佐勒后来在他的书中部分地发表了这些草图。
　　伯恩哈德上尉此后便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口头审讯，如：我是怎样当上秘书的，希特勒怎样口授，他的谈话，为什么他不吸烟，不喝酒，还有他的生活方式，他对最亲近的下属的态度，他与已去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的关系，与爱娃·布劳恩的关系和其它许多问题。
　　他每隔几天露一次面，有一天早上他布置我把我所讲的一切都写成书面材料。他对我很好，不时地带给我一盒香烟，有一次还给了我一瓶香槟酒。在得不到任何安慰的无聊的监狱生活环境里，在令人沮丧的状况下，他的态度似乎使我得到了某种安慰＿
　　就这样，我把他所要的情况清楚、准确和简明扼要地写成了材料，心想，但愿能以此影响他为我尽早获释尽力。在拘留所里，当时已有几个被拘留者获释。
　　有一天他对我说，“但愿别轮上你也去纽伦堡作证！”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和里宾特洛甫的女秘书、莱伊和弗兰克部长已经去了八天了。显然伯恩哈德上尉已经知道我的去向，知道我今后多年将会被遗忘。他给了我一个假地址，让我在获释之后按照这个地址去找他，向他索还在被拘留期间交给他的物品。自那以后过了3年，1948年5月我在路德维希堡拘留所附近的霍亨内克获释。于是我将我的居住地点通知了伯恩哈德上尉，没过多久他就来到了霍亨内克，确切地讲，他只不过是路过此地而已。他来去匆匆，连汽车都没下，因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女士。他从汽车里将我那装有首饰的皮包递给了我。我托他保管的钱已被没收。他说：“……我差点被当作外汇投机商给抓起来。”装在亚麻布口袋里的大约100幅希特勒的速写画，他只还给我约50幅，剩下的他都留下了。伯恩哈德上尉现在已改名叫阿尔贝特·佐勒。
　　1949隼他通知我，说他想以我的名义发表我当时的笔记。我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此前我曾多次请求佐勒将手稿还给我，但他始终不肯。就这样，1949年设在巴黎圣哥塔尔大街18—20号的利布莱尔·阿戴姆·法亚尔出版社出版了佐勒的《在希特勒身边12年》一书法文版，此后不久，德译本《希特勒的私生活》由杜塞尔多夫出版社出版。尽管希特勒过去从未有过女机要秘书，但佐勒还是选择了《一位女机要秘书经历谈》作为该书的副题。
　　对于我提出的异议，佐勒一方面表示尊重，但另一面又予以回避。他虽然划掉了我的名字，但在前言中却对我的为人和工作描述得那么确切，以至于在知情者中对我的身份不会产生任何怀疑。佐勒的书给人的印象是，似乎该书是在我的参与或是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写成的。
　　实际上，我感到我撰写的笔记是客观的，所发的议论是符合时代特点的。笔记中使用了一些过去我从未使用过的语言。由于先译成法文而后又译回到德文，有些用词不再符合我的本意。另外，别人还借我之口，说出了一些我根本不知道的情况，如军事技术方面的情况，形势讨论会上的谈话内容等等。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口供想必是出自他人，出自那些被监禁在奥格斯堡拘留所的要犯们，佐勒作为审讯官也对他们进行过审讯。对于这些情况的真实性我并不怀疑，只不过是它们并非出自于我。
　　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感到吃惊，因为我当时还毫无经验，不知如何对付这种“精神掠夺者”的做法。我断定，我绝对根据事实写成的这本笔记不仅在篇幅上有所增加，而且部分的在格调上也降到了画报的水平。我的东西，被别人剽窃、篡改之后又公然摆在我的面前，令我万分恼怒，真想把它推得远远的，无视它的存在。
　　带病离开拘留所、恢复了自由后，我孤苦伶仃、一无所有，我在柏林的所有东西都失去了。我一个心眼地为好歹活下去而奋斗。这本书的发行工作持续了没多长时间就被政府方面禁止了，——记得佐勒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当时虽然名义上从佐勒先生那里得到了全部稿费的50％，但实际上我无法了解稿费的收入情况。现在我再也想不起来从他那里得到了多少钱。当然，这一点就是在现在对该事件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
　　后来，佐勒先生又多次试探我与他合著一本新书，基于当时积累的经验，对他所有这些试探我都予以拒绝了。他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问我是在1963年2月，对此我完全像拒绝来自各方的这类请求一样，明确地予以拒绝了。
　　在后来的年月里，对于记者和历史学家们就这本书写给我的信函，我均未予回复。这其中也包括英国记者海因里希·弗伦克尔的信，他写到：“我认为，澄清这部毕竟在当代文献中被引用颇多的著作的真实出版过程，不仅是对你的尊重，而且对当代史研究也是一种义务……，当然，为此我需要你说明真实的过程……等等。”在这期间，我已注意到这本书在整个新闻界被廉价推销的势头，所以我保持了沉默。几年后，意大利《晚邮报》上发表了题为《克里斯塔·施罗德号外》的连载。这篇文章曾使我一时不知所措。我猜想，这篇用意大利语写成的连载文章是根据佐勒的书写的，不管是不是这样，我于1964年1月26日通知佐勒先生，我已看到这篇文章，并且同时向他提供了就此进行表态的机会，然而他却未这样做。
　　周末版的每期杂志的封面上都登着一张照片，这是1939年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到达布拉格赫拉德欣宫时拍摄的。此前我还从未见过这张照片。照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