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投影-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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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母听了之后，疑惑地问：“那么多大官不争，叫一个知县去争？他们为什么挑你去？”
海瑞说：“他们认准了儿子。认准儿子会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跟那些腐败分子争！”
海母沉默了一会儿说：“去，挑担水来，再帮阿母洗一次地吧。”
于是，海瑞从井里挑来了清水，母子俩一个舀水泼地，一个用扫把洗起地板来。这个细节很有意味：海瑞这样一个清官，住的房子不是很好，但一家人过着清洁有序的生活，这种生活透出的一个理念就是“洁”字。编导安排的这个情节，寓意是很深刻的，可不是闲来之笔，而是为展现人物清廉性格所做的巧妙的铺垫。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统治的权力末梢就是县，所谓吃皇粮也就到县为止，不像现如今到了乡村一级还有吃公粮的。有人认为，在那个时代，对老百姓实施的管理权实际上是在知县。县官虽小，但却直接与百姓打交道，县一级稳定了，全国就稳定了。海瑞的最高学历只是举人。选派一个举人去当知县，虽然够不上破格重用，但也不算是屈才，这一点海瑞心里也明白。只是怎么会派一个知县去抵制巡抚衙门，阻止官府豪强通过毁堤淹田逼老百姓贱买农田？对这样一件差事，海瑞着实是有一些纳闷的。自己也不是什么纪检监察的人，要去与顶头上司抗争，担负起反腐倡廉的重任，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何况，这件事还牵扯上皇帝钦定的“改稻为桑 ”的国策，这个角色可不是好演的。但对于观众来说，这场戏可是有得看了。
海瑞的确是官场上的另类人物。编导们是这样把海瑞正式推向官场的：一身粗布衣裳，背着斗笠，穿着一双草鞋，露着光脚，身后牵着一头大青骡子，骡子的背上驮着包袱和剩下没几个荷叶米耙的竹屉笼子。就这样，没有带家眷和秘书，只身一人来到浙江巡抚衙门报到。伴随着海瑞的到来，淳厚的话外音响起：“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海瑞出任浙江淳安知县。从踏进杭州，步近巡抚衙门报到这一刻起，他便开始了一生向大明朝腐败势力全面宣战的不归之路！”
嘉靖年间的官场腐败到了什么地步，有一个细节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新任杭州知府高翰文奉旨到巡抚衙门报到，在接待室里，他见书办（服务员）对淳安、建德两位堂堂知县不搭不理，连一碗水也不上，便不露身份地叫住书办：“能不能给打一壶茶？”书办白了他一眼。高翰文见此情形，从腰间扯下一块玉佩，向他递去。书办眼睛即刻放光，盯在了那块玉佩上，抬头看着高翰文，见对方不像是开玩笑，脸色立刻好看起来：“实在太忙，实在太忙。”边说边从高翰文手里抓过玉佩，拎起茶壶，面带笑容地说：“你们稍候吧。”他一手捏着玉佩，一手拎着茶壶走了出去。一会儿茶就来了。
等他送上茶来，“爱干净”的海瑞不高兴了：“这茶不干净，我不喝！”给大家来了一个难堪。这大概是海瑞与明朝官场风气进行的第一次短兵相接。当然，这个时候的海瑞，并不知道自己会从一个书办开始，最终把反腐败的矛头一直指向贵为天子的嘉靖皇帝。
海瑞正式出现在官场，是列席浙江省巡抚召开的讨论关于“以改兼赈，两难自解”实施细则的“省长办公会”，在这个火药味十足的会议上，他只是一个小角色，但他却目睹了浙江官场腐败的不同面孔，看到一项国策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隐藏着多少上不了桌面的猫腻，以及搞猫腻的官员是如何的道貌岸然。当然，在这样一个高规格的会议上，作为一名知县，他没有什么发言权，只是用自己的眼神和形体语言显示了为民请命的气概。让郑泌昌和何茂才感到意外和不高兴的是，裕王派来的这个愣头愣脑的海瑞，不是一把好拎的壶，上任还没有半天的小小知县，竟然敢以请求免职的举动，来支持高翰文拒绝在那份伤害灾民长远利益的议案上签字，这明显就是顶撞省长大人，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也难怪，海瑞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对农民、农业、农村（现代人统称“三农”）问题了如指掌，诸如土地价格、农民生计、官府巧取豪夺技巧等等，都耳熟能详，况且还有谭纶从北京发来的密信，事先就知道了浙江官场的阴谋与龌龊。所以，他既掌握信息，又有靠山，更重要的是正义在手，哪有不好好表现一下的道理？当然，他也知道，眼前还不是他担水来冲洗官场的时候。
入官场不入污泥（2）
海瑞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场上的一个另类。在腐败猖獗的特殊时代，他疾恶如仇，充当了一个矫枉过正的官场角色，他以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桀骜不驯的行为，搅乱了自明朝开朝以来的官场潜规则，他独步走向官员普遍行为的另一个极端。其意义就在于，提醒世人，随波逐流固然是一个选择，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干净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过于苛求洁净的人，就有“洁癖”的倾向，如果只是洁身自好，那也没什么说的，一旦要干涉别人的生活，往往就会出问题。有洁癖的人，到了一个不大卫生的环境，不仅自己难受，而且也让别人难受。当他完全不能融于这个环境的时候，要么自己被逼疯，要么被这个环境中的人排挤出去。总之，这是一种痛苦，一种具有难言之隐的痛苦。尤其是大会小会、各种章程、各种规范中都无不强调保鲜的时候，自己的所见所闻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是无以名状的。当然，解除痛苦的方式还是有的，就看自己是不是愿意被同化了。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人的心也是混浊的。面对这种混浊，基督教的教义告诉人们，人天生就有原罪，一生的救赎在于相信有神的存在，只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最终就能上天堂；佛教告诉人们，万事皆空，欲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只要能够放下，就能成佛；儒教却提倡积极的人生观，只是在其浩然之气后面，往往隐含一种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企图；道教告诫人们，一切都应顺应自然，任何强求的结果都会事与愿违。我们无意对不同的宗教做优劣区分，但对于生活和官场上的是非，却还是应该相信：人的行为是受到外部制度约束的，当一种全体人都谓之可恶的现象，连既得利益的当事人也不敢公开说明它的合理性，并且长期不能根除，甚至愈演愈烈的时候，一定是在制度安排上出了问题。这个时候，特立独行的反腐英雄固然可贵，但往往充其量只是个人人格意义上的可贵，而离对社会产生根本意义上的积极推动作用，还存在很大的距离。
有一件事是历代帝王们没有想清楚的：如果认定官场就是污泥塘，污泥已经是既定的，那么，要求饱读经书、为民做主的官员努力做到“出污泥而不染”，的确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如果认定官场不应该是污泥塘，那么，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官场不积淀污泥呢？或者说，从根本上避免“入官场如入污泥”呢？这是比较难办的事。光靠杀人的手段终究还是不行的，朱元璋大开杀戒，一次就杀几万人，搞了几次，杀得读书人都不敢当官了，杀得只能请小贪官带镣审大贪官，审完自己再入牢房了，结果还是不解决问题。其实，帝王们最终绕不出来的原因恐怕是：封建社会的官场，其实是皇家私人的游乐场，你董事长自己在里面的权利都搞得不清不楚，也不想让人搞清楚，以便混水摸鱼，又何以让天下的官员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做人呢？但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各类教育，形式可能不断翻新，可结果皆是收效甚微。何况在一锅粥里，一粒老鼠屎的负面作用往往比一粒米的正面作用大无数倍。
为什么有人把当下某些官员因腐败而获刑定为“工伤”事故？这是因为一旦进入了官场，腐败的风险就随之而来，“出污泥而不染”谈何容易，不由得你自恃清高、小心谨慎，不由得你守身如玉、坐怀不乱。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制度设计上有问题。当官员手中拥有了过大的公权，同时又缺乏有效监督，这个时候权力就一定酿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进而，当权力派生的利益在不同的权力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关联交易市场之后，权力者便自然构成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很自然地会把一种叫做“劣币驱逐良币”的潜规则，输入官场的官员选拔程序之中，在这样的官场体制下，一个人是不可能洁身自好的，洁身自好者的下场一定是出局。就像一台运转着的机器，如果没有防护罩等安全措施，齿轮吱呀吱呀地飞转，你的手还得不停地在齿轮之间来回操作，受工伤就在所难免。
原武汉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杨某在获刑后的反思，从一个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当下腐败问题的本质。他说：“记得1993年首次到香港招商时，穿的是精心挑选的一套当家西服，却被港方人员耻笑，不让上场。这事给我极大的刺激，后来在与私营老板们的接触中，被他们‘一掷千金’的风度所腐蚀和击倒。抵不住物欲的诱惑，耐不住清贫的寂寞，这导致我很快走向失败和自毁。”
杨某其实是想告诉我们：如果让握有公共权力的无产者，在有产者面前表现得很没有面子，并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地球人都知道。什么 “顶住诱惑”？那是神仙！因此，既然腐败是一种工伤事故，那么，在容易出工伤事故的国家机器的重要部位，设计防护罩就成为避免工伤事故大面积发生的重要措施。否则，如果对腐败的同情进一步漫延，那就真的让老百姓感到没有希望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在公民社会里，要么让握有公共权力的人有产起来，不受诱惑；要么不让无产者握有公共权力。总之，如果过低地估计物欲对无产者的诱惑（海瑞毕竟只是官场的另类），或者过分地要求握有公共权力的人守住清贫的寂寞（海瑞毕竟还是官场的另类），都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不是优越的制度安排。是相信制度的力量还是相信榜样的力量，这是经济学家和道德学家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对人的行为选择的不同判断；是积极推进制度建设，还是大力弘扬历史圣人，这是法学家和文学家因社会分工不同而从事的不同工作。
正当海瑞踌躇满志地走向官场，义无反顾地在准备与大明王朝的腐败势力作斗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编导们为观众展示的与当今社会极其相似的某些现象。我们一方面在屏幕前为中国历史上还有海瑞这样身着布衣却能够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替老百姓做主的清官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为这个民族将在各项制度建设方面努力实现有效地扼制腐败，建立一个和谐、民主、自由、富裕的社会，感到“路漫漫其修远兮”……
让后人记住你非凡的创业经历，还是你留下的产业与品牌，或是怀念你的德行，再就是让后人一直遵循你确立的企业制度？这些都是生命极其有限的企业家们面临的选择。如果只能选择一项，哪个是最有价值的呢？不同的企业家会有不同的答案。
最重要的是用人（1）
统领中国封建社会的是一个金字塔状的权力机构。天子的权力来自于上天，所谓君权神授。当然，这一套“神授”的说法，在开国皇帝当政时，还是比较能够忽悠人的。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皇帝身上，再说“神授”就有一点那个了。明白人谁都知道：“什么神授呀？说到底还是他祖宗的生物基因在起作用，其实就是血缘之授。谁让你不生在帝王家？否则你也能当皇帝。”所以，一旦逼急了，中国人也会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口号。不过，一旦造反，杀头的机会多，成功的几率少，所以，中国古人在“嘴里说的是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方面，在这个地球上是早已出了名的——从小就受四书五经和周边环境的熏陶，考上秀才之后，一般就能达到口是心非脸不红、心不跳的段位，否则这一辈子大体上就不会有什么出息了。也有人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的官员）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新官堕落定律》）
就是这样一个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在这块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究竟养活过多少人恐怕不好统计（有一个说法是，地球上近一万年来，出生了大约2500亿人，具体到中国有多少则不得而知，但不会是个小数）。不过，两千多年来中国出了多少个皇帝，倒是有人做过精确的统计：从有历史记载的时代算起，一直到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共建立起大小朝廷83个，皇帝397位，王162位，帝王总数为559位。
应该说，除了这397位当到了皇帝的人之外，肯定还有不少人是想当皇帝的，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当上皇帝，只好遗憾地一去不复返了，这种事情自古就让人很无奈，现在更是零可能了。当然，古人也不是个个都一根筋，看到了无望，更多的人会及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目标，退而求其次，争取当一个大臣就好了，因为当大臣的机会相对来说还是要多一些的。
不管是忠臣、良臣、名臣、弄臣、直臣、屈臣、奸臣，是臣就好；不管是赢得流芳百世，还是落得遗臭万年，留取一名落汗青就行。这绝不是因为为人臣子者没有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大臣们，都是饱读经书的大才子，非此不可能破格提拔，正确的荣辱观应该早就倒背如流烂熟于心的，只是相当一部分人往往是 “知道”却“做不到”而已），而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做一个大臣难，做一个好大臣更难，做一个能留名的好大臣就难上加难了。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好人都让你们做了，天下的坏事，岂不让最高权力者一人背了不成？所以，好人没有好下场，是封建社会臣子的必然下场，而那些能够自保晚节，全身而退的人，多半是因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政绩。这的确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一方面是国家这么大，出了问题得有人扛，皇帝即使不是神，也是国家的面子，不便于出来扛，只有找替死鬼了；另一方面是能出政绩的官位毕竟属于稀缺资源，君不见，那些同时代的人才聚在一起，不总是发着这样的感慨：“嗨，人生苦短呀，那个家伙怎么占着茅坑不下来？这么下去岂不耽误大家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扬名立万了吗？”于是，接下来伸胳膊踢腿的事就层出不穷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搅和，后人也就知道当大臣也不是什么好差事，那是需要多少学识、多少胆识、多少见识、多少理性、多少悟性、多少天性，才能善始善终的呀。
应该说严嵩比张居正看得更透一些，所以，他才在活着的时候，矢志不移，一条道走到黑，坚决不做好大臣。而相比之下，张居正就没有看透这一点（刘和平正在创作的《大明王朝1587》，会让张居正在电视屏幕上有精彩的表演）。他一生以国事为重，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奔忙，毫不利己，专门为国，克勤克俭，不近人情，连19年没见面的老父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十年（1582年），这个明代最优秀的谋国之臣，终于在58岁上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