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五卷 紧缩包围圈-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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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得不到良好的服务，股东得不到满意的利润，并且引起了一次使我一直关注的最坏的和最危险的罢工。　
　　然而正如我所指出的，假使给予适当的补偿，所有的人都会接受国有化的原则。大家争论的问题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在于实行国有化是否确实比依靠私人经营和竞争，更能为整个国家创造一个更有利的事业。煤矿国有化将引起许多不同的意见，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事务，除非事实能够证明这是我们赢得战争胜利的唯一方法，并使下院和全国信服和负责的大臣满意，否则，我们不经过一次大选，就没有正当的理由来实行国有化的办法。而在目前要举行一次大选则是非常困难的。……　
　　我听说，并且也能很好地理解，在矿工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忧虑，即他们个人和他们的企业在战后将会遇到什么命运。　
　　上次大战后，他们曾有惨痛的经验，这种经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断地折磨他们，并且大大地影响了他们认为采矿是一种谋生手段的整个概念。我知道，这种忧虑是存在的。我们每人都可以清醒地躺在床上设想一下，我们在战争结束以后将遭到的那种恶梦似的可怕情景，每个人到那个时候也都有他自己的困难和忧虑。但是，以我为例来说，由于我是一个乐观者，我不认为和平将会像战争那样糟，而且我希望，我们也不会使它那样糟。上次大战以后——我在上次大战的整个期间，处于负责地位——几乎每个人都尽量地使自己的行为不端，而国家也时常陷于几乎无法控制的地步。这次战争以来，我们从上次大战的经验中，已经获益不浅。因为有了过去的经验，我们作战的成绩比过去好得多。我们也要充分吸取上次和平时期发生的事情所带来的惨痛教训。我们用当时的政府以极大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武装自己以后，将使得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比我们上次所作的更有秩序和更有纪律。　
　　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并不是在谴责当时的政府。　
　　但是矿工们却在忧虑他们的前途。英王陛下政府向他们保证，现在的管理制度，加上任何可能采取的改革，在战后将继续保持下去，直到议会对这一企业的未来结构作出决定时为止。这意味着，或者由各大政党协商解决，或者举行大选，由人民自由选择政治理论和政治领袖。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一切还没有实现以前，煤矿企业的现行制度不会发生任何决定性的变更，而且也不会取消其中包含的关于继续就业、工资和利润限制的任何保障。我非常渴望我们大家在这方面共同努力。　
　　这个声明缓和了当时存在的紧张情绪，我今天重温这篇演说，感到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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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在10月28日，还需要考虑重建下院大厦的问题。　
　　一枚炸弹偏巧把我在其中度过了一生大半时光的下院炸成了一片瓦砾。我决心要在我们的斗争所能允许的条件下，尽早地把它重建起来。目前我有权力为事物进行永久性的规划。在绝大多数出身于议会的同僚的支持下，又得到了艾德礼先生的真诚协助，我打算重新确定，英国下院的建筑形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遵循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它必须是长方形，而不是半圆形的；第二个原则是该建筑物只能容纳大约三分之二议员的席位。这种主张长期以来使外国人感到惊奇，因此我在这里记述一下。　
　　下院建筑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会获得深思熟虑和经验丰富的议员们的赞同与支持。第一是，它的形状应当是长方形，而不是半圆形的。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一个有力的因素。半圆形的议会会场，对政治理论家很有吸引力。它能使每个人或每个集团围绕着中心移动，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采取各种不同程度的态度。我是一个衷心拥护政党制度而不拥护集团制度的人。我曾经见过许多认真的和生气勃勃的议会被集团制度断送了。议会的长方形会场，对于政党制度非常有利。　
　　一个人经过那些不易觉察的各个等级，从左面移到右面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想从这边的席位走到对面的席位，则是一个需要严肃考虑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知情者，因为我曾经历过那个困难的过程，不只一次，而是两次。推理同习惯比较起来，是一种拙劣的指导。许多国家从推理出发，建筑了半圆形的议会会场，每个议员不但有席位可坐，而且往往有桌子可供写字，又有桌面可供敲打，根据我们在议会的故乡与发源地对议会的理解看来，这种推理则是议会政治的一个致命伤。　
　　按照下院的形状所建成的议会会场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不应当大得足以同时容纳它的所有议员而不感觉拥挤；而且也不应当为每个议员保留一个单独的席位。造成这个特点的原因，对于不懂内情的局外人，很久以来一直是一个谜，而且也常常激起新议员的好奇心，甚至他们的批评。但是，如果你从实际观点来观察的话，这也不难理解。如果下院大得足以容纳它的所有议员，那么在进行辩论时，十次就有九次，会使人感到仿佛是在一个几乎完全空旷或半空旷的议场那种萧条冷落的气氛中进行的。在下院，一篇好的演说的要素在于谈话式的风格，在于可以让人活泼地和非正式地插话和交谈。在讲坛上发表长篇大论，并不是代替谈话式的风格的一个好办法，而我们的许多事情就是在谈话中解决的。但是谈话式的风格需要一个相当小的空间，同时应当在重要的场合下，有一种拥挤和紧迫的感觉，而且还应当使人们有这种感觉：许多重要的问题在下院谈过了，重大的事情也在那里及时地决定了。　
　　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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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繁忙的日子里，我想到，既然我们的最后胜利现在看来已有把握，我们应当详细研究随着胜利的来临将要同时发生的一些问题。关于这些已隐约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曾拟了两份备忘录给我的同僚们，现在抄录如下，作为本章的结束。　
战争时期——过渡时期——和平时期
首相兼国防大臣的备忘录　
1943年10月19日　
　　英王陛下政府应该作好准备，以便处理在战争结束时落在我们身上的任务。紧急的需要是：　
　　（1）制定妥善的复员计划，同时应当考虑到我们无疑地要在敌人的领土内保持相当数量的驻军。　
　　（2）应当为本岛居民提供超过战时定量标准的粮食供应。　
　　（3）应当重新开展出口贸易和恢复我们的商船队。　
　　（4）应当普遍地将工业从战时生产转为平时生产，而且，最重要的是，（5）在过渡期间，应为身体健康、希望就业的人，尤其是退伍军人，提供就业机会。　
　　关于战后数年内粮食和就业这两个最高目标所需要的任何决定，我们现在就必须作出，不论它是否会牵涉到立法手续，而且也不论它是否会引起争论。　
　　2．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各部和各委员会已经作了许多工作。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让这些紧急的实际任务被政党政治搅乱和掩盖起来，或者由于无尽无休地讨论关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长期计划，而被搁置起来。　
　　3．事实上，存在着三个阶段，即：　
　　（1）战争阶段，　
　　（2）过渡阶段，以及　
　　（3）和平与自由阶段。　
　　本届政府和议会完全有资格为过渡期间作好一切必需的准备；如果发现我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对此应该严肃负责。在过渡期间（一切准备工作到时将会完成），应当尽早地举行大选，以便选民对于我们战后和过渡时期以后的社会将要采取的形式，表示他们的意愿。　
　　4．我们不知道，这次选举是否将根据现在组成联合政府的各个政党经过协议所提出的一个纲领来进行竞选，还是必须由下院的本届多数党领袖在选民的面前提出他们自己的纲领。不管采用哪种办法，很可能会宣布一个“四年计划”。这个“四年计划”，除了实行过渡时期中所必需的许多重大的行政措施外，同时也包括一系列关于发展和改革的巨大决定。无论从这个或那个角度来看，这些关于发展和改革的决定，将塑造我们战后和过渡时期以后的社会形式，因此，新议会是大有工作可做的。　
　　5．同时，还有一些重要的政策，例如关于教育、社会保险，以及我们遭到毁坏的住宅和城市的重建问题等等，已经取得或将要取得相当广泛的大体上一致的意见。在目前的战争时期，应当对这些措施尽量做好准备工作，而且要通过任何必要的初步的法案，以便在过渡时期的最初阶段就能实行。　
　　6．现在很难预料，在对德战争结束以后，对日战争究竟要持续多长时间。也许比较妥当的办法是，将过渡时期确定为击败德国以后的两年，或从1944年1月1日起以后的四年，以便据此进行工作，不论是哪一个时期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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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以后，我决定任命一位建设大臣，他的办公地点将成为过渡时期各项计划的中心。伍尔顿勋爵领导粮食部的工作，曾获得人们广泛的满意和普遍的信任。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似乎具备能够协调和推动许多有关部门活动的才干和经验。他于11月12日就职。






第十章　与戴高乐将军的紧张关系

　　戴高乐运动的高潮——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对委员会的承认问题——罗斯福总统对局势的看法——我在7月13日写的备忘录——我企图说服总统给予有限的承认——他另提出一个合作方案——我们在魁北克关于形势的辩论——商定给予有限的承认——戴高乐和吉罗继续争夺权力——自由法国协商会议的组成——戴高乐成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唯一主席——在叙利亚发生了暴力行动——一年来与“自由法国”的关系令人失望。　
　　在1943年的夏季，英国政府和戴高乐的关系恶化了。我们曾经作出很大的努力，想把在阿尔及尔的各党派的法国人团结起来，我并经常敦促美国人接受戴高乐将军作为我们双方设法促成的那种政治局面中的一个领导人物。在克拉克——达尔朗协定的签订和吉罗的出现以后，法国事务笼罩着一种紧张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戴高乐变得比以前更倔强了。他的地位，在最近的几个星期以来，已经得到了巩固。他在现被盟军控制的突尼斯有许多支持者。从法国首都传来的消息，以及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在当地的成立，都表明他享有广泛的威信和戴高乐运动的正在高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吉罗同意和他的对手在北非会见。　
　　5月30日，戴高乐到达了阿尔及尔，双方开始谈判，目的在于成立一个统一的临时委员会，以便管理“战斗法国”的事务，在谈判中，彼此言词尖锐，怒气冲冲。他们的争论围绕着三个主要问题：吉罗要掌握民政和军事方面的最高权力；　
　　戴高乐决心要求正式确认“战斗法国”的主权——这个步骤势必要违反达尔朗和马克·克拉克将军在1942年11月缔结的协定的条文；以及关于现在北非担任重要职位的前维希政府行政官，尤其是诺盖、佩卢东和布瓦松等人的问题。布瓦松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目标。戴高乐一直没有原谅他1940年在达喀尔发生的事件。　
　　这些激烈的讨论持续不断，使阿尔及尔的形势越发紧张。　
　　6月3日下午，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并成立了一个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其中包括吉罗和戴高乐、卡特鲁将军和乔治将军，以及从伦敦来的戴高乐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这个委员会在戴高乐离开伦敦前来北非时，已经解散了。前维希政府任命的地方长官都不包括在新机构之内，这个新机构现在就成为“战斗法国”及其帝国的中央临时政府，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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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还会记得，当关于法国前途的会谈在进行时，我正和马歇尔将军在北非同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会议。就在我离开北非以前，我曾邀请新委员会的委员们午餐。当我回到伦敦后，我接到了罗斯福总统一封忧心忡忡的电报。他在6月5日的电报中说，“我要告诉你我的想法：北非归根结蒂是在英美的军事统治下；根据这个理由，对于艾森豪威尔可以按照你我的意愿来使用。那位新娘显然忘记了，一场战争仍在那里进行着。我们只收听到新娘的宣传。我们英美的新闻机构干什么去啦？衷心祝愿你摆脱掉我们彼此都感到头痛的问题。”　
　　我在给罗斯福总统的复电中说明了我对阿尔及尔的印象：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3年6月6日　
　　我们在星期五（6月4日）邀请法兰西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午餐，每个人看来都是非常友好的。乔治将军是我在一个月以前设法从法国接来的。他是我的私人朋友，吉罗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如果戴高乐确是粗暴无理，他将处在五对二的少数，也可能完全陷于孤立。因此，该委员会是一个拥有集体权力的机构，据我的意见，我们可以安然地同它一道工作。　
　　2．我认为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使我和作为“战斗法国”领袖的戴高乐之间的正式联系已告结束，这种联系是从1940年和他来往的信件，以及后来的某些其他文件开始的。我建议在必要的情况下，把这些联系——财政的和其他方面的——转给整个委员会。虽然我认为委员会是接受武器和供应的一个可靠对象，但我感到，我们应当观察一下，他们怎样处理他们的事务和表现自己，然后再决定应当在什么程度上承认他们代表法国。麦克米伦和墨菲在一道工作，非常融洽，他们将不断地向掌握最高的和最后的权力的艾森豪威尔提出详细的报告。　
　　3．如果布瓦松被解除职务，我将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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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激烈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戴高乐对于吉罗担任法国部队的最高统帅，不能接受。吉罗渴望保持北非法军的完整，并使他们不受“自由法国”的影响。戴高乐对于军事指挥问题的这种态度，加深了美国对他的厌恶和不信任。　
　　罗斯福总统又打电报给我：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3年6月10日　
　　我刚从墨菲那里收到下列电报：　
　　“吉罗今天下午告诉我，戴高乐在今天早晨举行的法兰西委员会的会议上，最后公开表示他要担任国防长官，这个职位具有通常内阁机构中陆军部长的职权。他又要求指挥没有积极参加作战的法国部队，这又违背了他和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和我在谈到他的意图时所说的话。吉罗断然拒绝交出法国部队的指挥权。他坚持任命乔治将军为国防长官。卡特鲁提出一个对戴高乐的提议极其有利的妥协方案。吉罗告诉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委员会的票数胜过了他，他就坚决引退，并把由于戴高乐的野心而造成的不公正的局面，通告英美政府和法国人民。我已要求吉罗在有机会同委员会的其他几个委员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暂不采取任何这种行动。”　
　　麦克米伦以同样的内容向我作了报告。我只是迫切希望能够达成一个直截了当的协议。　
　　首相致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在阿尔及尔）　　　　　　　　　　　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