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长治-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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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解围
信中读长治　



　　到长治上任，迎接我的是雪花般飞来的群众来信。

　　起初，我办公桌上每天都堆放着小山似的一摞来信。上任的第一个月，我就收到了1560封群众来信。


　　有人告诉我，这是一条规律：只要“一把手”换人，群众信函便像晴雨表一样率先做出反应。群众在期盼中一次次等待，一次次无奈。尽管失望大于希望，这个规律总还是在延续、重复着。

　　乍到长治，我几乎每天都沉浸在信件堆里，白天看不完，晚上接着看。有时开会、吃饭、走路也带着各种“肤色”的信函。有人跟我开玩笑：“吕书记，你快成邮差了。”

　　信是必须看的，这是调查研究、寻找问题的重要渠道。

　　看信是需要工夫的，一手拿剪，一手捉笔。而且在众多来信中，写信者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相当一部分还是手写的，识错别字，猜内容，然后批写一两个小时，常常弄得头昏脑胀，手背酸痛。

　　我开玩笑说，如果惩罚一个干部，就让他去看信，因为看了信才知道没有尽到职责。相反，如果成就一个干部，也让他去看信，只有看到群众提出的问题，才能多为群众做好事。

　　从一封封来信中，我意识到，长治的问题很多，随时随地都有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问题发生。同时我也十分清楚，来信所反映的问题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更多的问题还潜伏在冰层下面。

　　我要把上访信件当成窗口，从中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成枪口，对准那些贪赃枉法的人；当成关口，逼迫各级干部去处理；当成突破口，解决全市主要的突出问题。

　　我从2002年10月的来信登记编码中发现序号已经上升到了四位数：5861。这些信我大都亲自过目，重点批示，检查落实办理情况。大部分来信所反映的问题都基本得到了较好的处理，但也肯定有一部分还未能够及时办理。尤其是我到任的前三个月，每封来信我必看，对反映的重点问题必问、必查。
　

长治：历来难治？　



　　众多来信中，既反映问题，也向我介绍长治。长治，自古以来就是群雄逐鹿之地。春秋长平之战，五代夹寨之战都发生在这里。长治因此是个战争多发和动乱不断的地方，长治这个名字寄托着民众对理想生存状态的期盼。晋东南师专政史系的一位副教授给我的来信中，亦称长治为“长滞”和“常止”（长治方言中“止”、“滞”、“治”同音）。


　　当代长治在我的记忆里，还曾发生过刻骨铭心的几件事。

　　“派性”斗争由来已久。“文革”期间，长治曾出现过两个有名的派别，一派叫“红”字号，另一派叫“联”字号。两个派别都把持军工企业，都有武装对抗能力。随着派性斗争的不断升级，各种轻重武器全部用到了武斗中。

　　一时间，上党古城风声鹤唳。武斗致使许多平民百姓死于非命，企业全部停产，城市陷入瘫痪。

　　那时候，长治城里天天枪炮声不绝于耳。一次，一发炮弹击中了长治面粉厂，引燃了粮库，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长治市民为此吃了好多年的“黑面”。

　　长治武斗轰动全国，党中央还专门下发通知，紧急调集陆、海、空三军部队一万多人进驻长治。武斗在部队的干预下才得以平息。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遗存下来的“派性”始终阴魂不散。

　　长治在“文革”以前是县级市，“文革”后期升格为省辖市。与原晋东南地委、行署同在一座城市里。

　　1985年，长治实行市管县体制改革，原晋东南地区被一分为二：南富庶五县划归晋城市，北贫穷十一县划到了长治市，太行山从此“断裂”，原本相对稳固的“樊篱”又一次被打破了。

　　随着大量地区干部调入长治市，在干部中，地区干部瞧不起长治市干部，长治市干部不服地区干部，“派性”老毛病又犯了。所以说，“派性”的阴影在长治干部头脑中形成了难以刹车的思维惯性，一直困扰着长治发展。

　　“公安局长打死老百姓”又是一例。1994年8月的一天，长治市公安局局长在自己家里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对他进行了恐吓。这位局长感觉自己受到威胁，便命令手下立案追查。

　　办案人员邀功心急，草率了事。一个叫申凤岐的中学教师被无端拘禁，一关就是十几天。

　　办案人员对申老师连续不断的刑讯逼供、残酷摧残，最终导致申老师肾衰竭死在了医院。这期间申家几天找不到人，直到申老师死后，家人才看到尸体。

　　这个冤案，任何一个家庭都无法承受、无法容忍。申家愤然状告公安局长，但上访一次，失败一回。

　　无可奈何之下，申家大小全体出动，来到了市委大门前喊冤。头一天，先是申家人来，后来同情申老师的七中学生也加入了申冤行列，学校的教工也打出了横幅标语。

　　第二天，有人为这个行动提供了高音喇叭、播放设备，播放由专业人员录制的冤情经过。于是，在市委门前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通宵达旦，挑灯夜战。

　　第三天，申家干脆在市委门前展示了公安干警逼供用的凶器、刑讯现场记录以及申老师临终前的冤屈录音。围观群众纷纷为申老师鸣不平，声讨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这件事很快传了出去。全国有不少地方的教职员工发来声援电报，各大媒体的新闻记者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这起冤案的制造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原公安局长被判五年有期徒刑，直接参与者一人被处以死刑，一人被判死缓。一场民与官斗的较量，以群众胜利、官僚失败而告结束。

　　我来长治上任的前一天晚上，省委一位长治籍老领导与我彻夜长谈，告诉我将要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长治。

　　老领导感慨地说，长治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从1985年到1999年的14年间，长治先后换了八任市委书记、九位市长，换人最频繁的时候，一届人大换了四任市长，不是正职就是副职，人民代表年年有选举任务。

　　后来，在长治人大会上，有位代表向我描述，人大代表最高兴的是有投票权，因为只要有选举任务，会议的规格就高。每年选市长，代表就受尊重——至少大家吃得好。

　　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频繁调换，绝对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尽管书记、市长励精图治，但因为变动太快，壮志难酬啊！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1985年前后的两年间，长治竟同时出现过代理市委书记、代理市长两个代理职务。

　　整党期间，长治市委班子里一位副书记，一位宣传部长，因为以权谋私同时受到撤职处分。其中一个作为反面典型上了《人民日报》，改写了长治从没在《人民日报》头版出现的历史纪录。群众为当时的长治编了两句顺口溜：“书记市长都是代，九个常委两个坏。”

　　2000年初春的一个清晨，我早早来到市委机关大院。宁静的大院办公楼后，有几位老人在小树林里晨练。

　　我走到花池旁，见到一位70岁左右的老人，看样子像是老干部。他跟我打招呼：“吕书记，你也出来锻炼呀？”我笑着向他点点头。他对我说：“你在全市经济会上的报告太精彩了！大家都说，长治金银铜铁都不行，只有铝（吕）行！”我说，“长治不缺会讲话的人，而缺能干好事情的人。我希望老同志们都能讲真话，多提意见，让我们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不断改进工作。”

　　老干部当即给我提了条意见：“吕书记，你看机关大院到处都是卫兵，到处设卡设哨，进进出出多不方便，想来提个意见、反映点问题也进不去。”

　　他这话给我提了个醒。其实，上班第一天我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机关大院两侧全是临建房，云集了各色各样做小买卖的店铺，大门口有武警站岗，办公大楼还有专人把守，机关人员上班查看工作证，外来办事的人排长队在门口等候办证。看上去防护得非常严密，其实是与群众隔了一堵墙，扎了道篱笆。

　　我故意问他：“这不更安全吗？”

　　“安全个屁！”老人嗤之以鼻。“市委大院一层墙、里边办公楼和宿舍楼又一层墙，宿舍楼与常委0号院还有一层墙。就这么个把守严密的地方，还盗贼不断哩。前几年，机关车库里的两辆高级轿车在一晚上不翼而飞了，司机被打死在车库里。常委0号院也进了贼，抢劫了市委领导的家。防有什么用？关键是干部和群众要一条心。”老同志对市委大院情况了如指掌。

　　他说，每逢过年过节，常委领导住的0号院路灯就自动熄灭了。路灯像信号一样，灯一灭，送礼的人就开始忙碌起来。你来我往，有进有出，谁也看不清谁，谁也不盘问谁，大家心照不宣，各行其是。

　　有一次，一位小老板用两轮平板车装满苹果，摸黑一户一户地送。送完最后一户，从领导家出来时，两轮车不见了，小老板顿时傻了眼。

　　老人继续说，几年前，一个开大卡车的司机，由于反映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他先是借酒浇愁，然后又借酒壮胆，驾着大卡车冲进了机关大楼里，将楼门堵了个严严实实。这时，市领导正在楼上会见德国外宾。

　　楼下大厅被堵，外宾送不出去，只好启用了安全通道，让德国人从侧门离开。

　　老同志连连叹息道：“史无前例呀！从这座楼盖起来到现在，安全通道只用过一次。惟一享受过这种待遇的老外，一边走一边摇头，从此再也不来长治了！”

　　他讲的事情很幽默，但我却没法笑出来。

　　我面前的这个长治，没有理由不让群众上访告状。我的责任，就是要面对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我从心里默默告诫自己：长治要有治，必须树大志！


第一次发火　



　　2000年3月初，我两天之内接到同一个人写给我的三封信。

　　信是一个河南信阳茶商写的。信中说，他投宿在长治市九州宾馆，早晨起床，发现手机不见了。他问服务员，服务员回答：你自己的东西不管好，问谁？他找总服务台，接待人　
员说：宾馆有规定，贵重物品未交宾馆保管，丢失概不负责。客商说，手机如果存起来，还怎么用？他又去找宾馆经理，要求赔偿或适当补偿。经理坚持“不登记就不负责”的做法。

　　客商离开宾馆，去找辖区派出所。派出所民警既不登记，也不受理，冷冰冰的面孔让这个外地人不知所措。他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反映了他在长治的遭遇。

　　晚上，他从报纸上知道我们正在“创造环境”，于是，第二天早晨给我写了第二封信。他认为长治的环境太差。

　　上午，他又与宾馆老板和派出所干警协商，遇到了一如既往的冷漠。下午5点，他直接找到我的住地，送来第三封信，讲述他丢东西后，从宾馆员工到经理如何不讲道理的经过。他还指责我们在“创造环境”中不敢动真，不敢抓具体问题。信中说，如果不解决这件事，他就要发动所有在长治的外地人到市委集体上访。

　　外地人来长治搞经营，遭遇如此不公，我作为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决不可视而不见，不问不管！

　　我叫来工作人员，询问我批示的前两封信落实情况，他说还没有来得及转出去。我火了：“为什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在我身边做事，群众的事情要放在前面，要有马上就办的作风！你不办，把信拿来我自己办！”

　　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怯怯地把信递给了我。三封信摊在桌上，细细对照着看。我注意到第一封信的语言还比较和缓，第二封就有了些锋芒，而第三封信就是毫不客气的指责。

　　我决意把这件事在媒体上公开曝光，让全市人民以此为鉴，都来关心环境、创造环境。我还在这封信上拟了新闻标题：

　　眉题：河南茶商忿言——

　　主题：九州宾馆从经理到员工蛮不讲理

　　副题：创造环境不能只说空话，不办实事

　　编好稿件，我又给长治日报社总编辑批注了我对此事的处理意见，要求发在第二天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

　　第二天早晨，我拿到当天的《长治日报》，从一版翻到四版，反复看了几遍，也找不到那篇稿子。正纳闷时，办公厅主任走了进来，神情有些不自然。我问他，那封信为什么没发出来？“吕书记，稿子是我撤下来的。”“你？！”“你听我解释。”我抬头气恼地盯着他。

　　见我发火，他忐忑不安地说：“河南茶商反映的问题我觉得公开见报有些不妥。”

　　“哪里不妥？”我反问他。

　　他说：“服务行业不容易，一曝光就伤了元气……九州宾馆是一个民营企业，这几年才在长治有了点名气，要是见了报，不仅会对这家企业产生负作用，还会影响到全市民营企业发展。我们的民营企业还很薄弱，需要扶持。”

　　我说：“你这是强词夺理，是典型官僚习气作怪！”见我紧追不舍，他拿了一份材料递给我：“吕书记，我们连夜搞了个调查，你看看……”

　　办公厅主任还想说什么，被我打断：“我们天天说‘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什么是环境？人人是环境，处处是环境，点点滴滴都是环境！连一个外地人都容不下，连一个客商反映的问题都不敢去碰，还创什么环境？还讲什么创造财富？长治的企业是企业，难道外地来的企业就不是企业吗？难道把来长治投资做生意的人吓跑了，都赶走了，这就叫环境吗？”

　　这是我到长治后第一次发火，也是我的批示第一次受阻。从这件事我感到，长治改变环境之难，不在环境本身，而在根深蒂固的干部作风。打不破这个壁垒，就无环境可言，更无发展可言！

　　这件事情，最后我还是“妥协”了，这也是我在长治的第一次让步。究其原因，固然也有他们所说的扶持、发展之理。但我决不能就此罢休，在后来许多公开场合上、会议上，我反复引用这个例子，讲环境，说作风。从这个意义上讲，此事也等于“公开”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九州宾馆妥善处理了此事，并认真总结教训，越办越有特色，生意更加红火。
　

被打走的港商　



　　许多问题不暴露则已，一暴露就是一连串。九州宾馆问题发生不久，又发生了一起相似的事情。

　　2000年6月13日晚上，香港润华集团在长治投了巨资的总经理蔡福辉到长治一家有名的　
民营企业——新王朝大酒店用餐。饭后结账时，服务员因找零钱一事与他发生争执，随后酒店的保安、服务员一哄而上，对蔡先生拳打脚踢，并追打到店门外几十米。回到住地，蔡福辉手机没了，同行另一人的信用卡不见了。

　　事情发生后，蔡福辉先生立即退掉房间，连夜离开长治。他还向香港的公司董事局陈述理由，要求终止在长治的投资。

　　临走时，他托人给我留下一封上访信，发誓再不与长治人共事做生意。我把这封信批示给《长治日报》，要求对此事公开曝光，对有碍长治形象的做法决不姑息迁就。

　　很快，报纸刊发了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有关部门依据政策规定，查处了酒店存在的不少严重问题，对其实施停业整顿，对员工进行军训。

　　这家酒店的老板能量很大，他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