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02期-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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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婶，”骑自行车的男人“扑哧”笑了，悄声朝打红伞的女人努努嘴：“小春家不行吗？正缺着呢。”
　　“要说你去说。我不管这账。”“四”笑着，走了。
　　“喂，你去吧。刚才她还看你呢。”男人也笑着说。对他。说完就猫着腰，紧蹬着车，蹿进了一条小街。
　　小春。一个茫然的名字。小春家。一个茫然的地址。缺着？一定是男人。别是个寡妇吧。
　　他走进“黎民百货”，要了一盒烟。一边抽着，一边继续往前走。
　　这烟有点儿呛。或许是他几年都没抽过烟的缘故了。他舍不得抽。这四年，家里没给他送什么钱。他的钱，全是自己在监狱里挣的。监狱和保险公司签订了服刑人员短期生活保险业务，只要愿意，每人每月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从劳动报酬中拿出一些钱进行个人投保。监狱还根据每个人的具体表现，以当月的有效考核分为标准，再奖励一定数额。四年里，他每月为自己投保了四十元，出狱的时候，领到了近两千。出狱之后他花掉了一些，现在也还有一千五。
　　为了这些钱，他在监狱里使出了浑身解数去表现。“政府”安排的事，他一定会做好。“政府”没安排的事，他也见缝插针地去做。最脏的活儿——刷厕所里的尿碱；最累的活儿——给大厨房的瓷砖墙从上到下清除油渍；最巧杂的活儿——拾掇电器，维修线路，烧锅炉；最危险的活儿——站在七楼窗台外擦玻璃，大冬天，木疼的手，紧抠着里墙，不能往下看，随时会掉下来……这些，都是他抢着干。监狱里有的是爱找碴儿的人。别人骂他，他置若罔闻。别人打架打到他身上，他躲开。他不想让扣分。扣分就是扣钱。就是这样，他攒了这些钱。他是有福气的，只是自己把福气浪费完了。以后的福气就得靠自己攒了。他知道。
　　早在没出狱的时候，他就把这笔钱筹划好了，它得派上大用场。他得用这钱给自己，尤其是给父母，夯出一些好日子。他还年轻，二十六岁，还有过头。父母却是过一天少三晌，他再不抓紧就来不及了。
　　“今天我归正了，犯罪到此结束，新生从此开始！”这是他在出监仪式上的宣誓。宣誓的时候，他有点儿别扭，觉得这话有些变形。在心里，他早就把这话说了千遍百遍，不是这么个感觉。仿佛一个每天见面的家人，突然到抹了脸上了戏台子。怎么看都很遥远，怎么咂摸都串味儿。但这话里的核是结实的。是掏他心窝子的。
　　他是前天到的家，进了门，刚喝完母亲给他倒的一杯水，父亲就回来了。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就进了卧室，再也没有出来。母亲跟进去了一会儿，说：“要不，你先去别的地方躲躲吧，过了年再来。你爸爸心脏不好。让他慢慢地把气儿顺下来。”他二话没说就拎着行李出了门，随便上了一辆公共汽车。
　　他能去哪儿躲呢？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摊粪。倒是陌生人的眼睛，只怕还可能会觉得他是一枚放干了的点心。
　　无论如何，他得往前走。要么坐车，可一直没有车来。要么找个人家住下，不然这夜冻可真够他受的。
　　他决定再问问。
　　他走进一家理发店。店里有两三个年轻人正在嗑着瓜子打牌。他一进去，他们都停下来看他。
　　“理发？”一个头发很红的男孩子说。
　　他下意识的想要去摸自己的头，又停住了。服刑时不能留长发，一层刚刚拱出头皮的硬茬，理什么呢？
　　“打听个事。”他说。
　　“什么？”
　　“我路过这儿，想找个地方住……”
　　“没旅店？”红发男孩打断了他。
　　“有没有哪家房子宽敞……”
　　“没有。”
　　“怎么没有？小春家啊。”另—个男孩子说。他们嘎嘎地笑成一片。在他们的笑声中，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笑。很孤独地站着。
　　“去吧，去小春家。沿着这条街一直走到北头，左拐，快出镇的时候，有一家小春饭店。”
　　“方便吗？”
　　“怎么不方便？方便着呢。方便得不能再方便了。”
　　又是一阵嘎嘎地大笑。
　　他出门。又是小春家。小春怎么了？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会让他们笑得这么暧味，这么放肆？他的心潮乱起来。不然，就去试试吧。既然她开着饭店。如果不能住，能吃点饭也好的。如果不能吃饭，找个由头喝杯热水坐一坐暖和一下，也是好的。
　　他走到街的北端，友拐，一会儿，果然看见了一栋白房子。
　　暮色渐渐地重了，有鞭炮声不间断地响着。也许是因为处于小镇边缘，隔着那么多的树木和庄户，这鞭炮声听起来很奇怪：很近，但不刺耳。也很远，但又不渺茫。似乎有些像电视里的声音开大的效果，把那些棱棱角角都磨柔了。
　　他走上去。饭店是两间。门上一个木牌，写着“小春饭店”。门前有一棵小树，光秃秃的看不出是什么树，枝杈上挂着一个拖把，硬邦邦地擎着身上的布条，像一个冻僵了的人。玻璃窗很大，上面贴着几行字：主营　烩面　拉面炝锅面　炸酱面　手工面　米饭　水饺　精致凉菜　香热炒菜　欢迎光临　物美价廉。
　　对联已经贴起来了，上联是“柴米油盐乾坤小”，下联是“万紫千红总是春”。初读着有些不伦不类，却也别有一种乡村野趣。再一琢磨句尾里藏着“小春”两个字，他就不由得笑了。
　　他推开了门，一瞬间便闻到了一股诱人的香味，他一下子便断定，这家盘的饺子馅儿是芹菜大肉的。
　　“谁？”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他看见了那个小女孩，四五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粉白色的外套，头上扎着满当当的细辫子，像个蒙古娃娃，滴溜溜地望着他。
　　他笑了笑。
　　“你家大人呢？”
　　“妈，有人。”小女孩喊。
　　一个女人走出来。应该就是那个打红伞的女人。她上下看了他一眼：“有事？”
　　“吃饭。”他说。他下意识地抹了一把自己的脸。他知道自己穿得很滑稽：裤子太短，衣服太宽。这都是“政府”给他找的便装。
　　“今天不给别人做饭。”小女孩说。
　　“不赶脚回家了吗？”女人问。
　　“嗳。”
　　“那，你坐。”女人说，“想吃点儿什么？”
　　“什么都行。快点儿。”他实在是饿极了。
　　吹风机呼噜噜的声音，油嵫啦啦的声音，汤咕嘟嘟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忙碌着，像赶着集。一浪一浪的气息涌出来，侵袭着他的肺腑。小女孩端出一只茶杯放在他的桌上。
　　“妈说，先喝口热水暖暖身子。”她的声音像嫩豆腐。
　　蒙蒙的水汽均匀地润上了他的脸。
　　他打量了一下店里。店里的格局是两室一厅型的，他坐的地方就是厅，厅的一角摆着一个玻璃柜，柜下摞着一叠雪亮的大白方瓷盘，大约是平时放小菜用的。玻璃柜后面还立着一个书柜，上面放着几样白酒，全带着包装盒，崭崭新的样子。厅里摆的都是长方桌子，有六座的，有四座的。大约是不准备迎接客人的缘故，有几张桌子被挤到了一边，厅中间的地方显得大了起来，摆着一个煤球炉子，他的桌就在炉子旁边。炉子封着，但热气还是毫无阻碍地传过来。厅的东墙上一溜三个门，一个门窄怯一些，把手上闪着油光，里面有扑扑索索的响动，应当是厨房。女人刚才就是从这里面走出走进的。另两个门宽大—些，挂着帘子，应该是雅间。
　　这个格局，很像是监狱里亲情餐厅的格局。
　　
　　亲情餐厅是监狱里近两年才设起来的。供服刑人员和亲人聚餐用。还有鸳鸯房。鸳鸯房是给夫妻的，他当然不敢想。就是在亲情餐厅能吃顿饭，他也没想到。母亲前年去看的他。当他接到通知的时候，几乎傻掉了，走路都不知道该先迈哪条腿。母亲几乎是从没有出过远门的人，一千多里，长途汽车，火车，公共汽车，三轮车，全都坐一遍才能到达他服刑的监狱，母亲就这样摸来了。在会见室，他和母亲一人拿着一个电话，却没有说什么，母亲只是哭。开始他也哭，后来他不哭了，他只是看着母亲。母亲老得那样厉害。他知道：她的皱纹，新长的，都是自己一刀一刀刻上去的。旧有的，也是他一刀一刀刻深的。
　　母亲在监狱的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在亲情餐厅吃了饭。四个菜：拍黄瓜，小葱拌豆腐，番茄炒蛋，红烧肉。还有半斤芹菜大肉饺子。他把红烧肉给母亲一块块夹进碗里，母亲又一块块地给他夹回来。他吃。大口地吃。噎得喉咙生疼。香腥得让他想要呕吐。他拍拍胸脯，对母亲笑。
　　结账的时候，他拦住了母亲：“我有钱。”
　　“贵。”母亲说。
　　吃完饭，他们又在餐厅坐了一个多小时。母亲说她该走了，赶下午六点的火车。父亲心脏不好。她放心不下。
　　“妈，好好的。”他说。
　　“我们一把老骨头就这样了。你得好好的。”母亲说。
　　他们吃的那顿饭，花了四十八块钱。餐厅给他开了一张大红色的收据，他一直收着。没事就看看。没事就看看。
　　
　　厨房里的声音单调起来。咣，咣，咣，应该是莱出锅了。女人先送上来一大碗肉丝面，随后又用盘子盛上来一个青椒肉片，还开了一瓶半斤装的“玉液酒”，给他满上。又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会儿，端出一大盘香气四溢的饺子，喊着孩子过来：
　　“一起吃点儿饺子。大年夜不吃饺子是不行的。”
　　他埋下头吃着，一句话也没有说，一会儿头上就冒出了热气。
　　窗户外的暮色渐渐地靛蓝了。往外看去，被越来越紧的雪衬着，靛蓝里又现出点儿粉白。他又点上一根烟，听着外面的车声。突突突的是活泼的“时风”牌农用三轮车，轰轰轰的是雄壮的双斗拉煤大卡车，哒哒哒的是热闹的小四轮拖拉机，嗤嗤嗤的是安静的自行车。远远的，他似乎还听见有公共汽车的声音穿来，咿咿呀呀，匆匆忙忙。
　　他慌慌张张结了账，拎着东西走出门，那车已经不见了——没有人在这小镇的边缘待下去，因此它似乎也知道根本不必节制一丁点儿速度，浪费一丝丝多情的停留。
　　一出来，就不好再进去了。
　　空中的鞭炮仍在响着。路却陷入了彻底的沉寂。他撑着伞站在路边，觉得手脚都冰冷起来。鲜黄的伞在雪中没了鲜气儿。被雪罩着，露出斑斑点点的黄。他踩踩踏踏，踏踏踩踩，暖意如不安分的孩子，总不会驻留太久。一股鞭炮的烟味融在雪里，沿着空气里弥漫过来，浓浓地凝着，像是在冰箱里冻稠了。有行人过来，总要奇怪地看他一眼，他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缩着，一点一点退到挂拖把的树前，觉得自己也渐渐地像一个拖把了。
　　“妈让你进去暖和。”小女孩探出头来说。女人已经为他倒好了水。炉子盖掀开了。橙红的火苗一朵一朵绽放着。像一块圆铁开出的奇异的花。
　　电视上正演着绚丽而遥远的歌舞。小女孩指指点点地跟妈妈说着：
　　“……彭丽嫒，彭丽媛……”
　　“……宋祖英，宋祖英……”
　　“……赵本山，赵本山……”
　　他们都盯着电视。
　　“这镇子上，从来就没有旅店吗？”他问。
　　“没有。”
　　“饭店怎么全都关了门？”
　　“都回家过年了。”
　　“那，你们怎么不回家呢？”
　　女人不做声。
　　“我们家就在镇上。”小女孩说。
　　“那你怎么不回家和爷爷奶奶一起过年呢？”
　　“我没有爷爷奶奶了。”
　　“你爸爸呢？”他问小女孩。
　　小女孩看了他一眼，自顾自地指着电视说：“潘长江，潘长江！”
　　小女孩渐渐地有些困乏了，眼神懈怠起来。女人从厨房打出热水，给她洗过手脸，便让她睡去了。
　　“我走了。”他也站起来。女孩的睡让房子一下子大了许多。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理由呆在这儿了。
　　“不会有车了。”女人说。
　　他还是拎起了包。有没有车他都得走。
　　“就住在这里吧。”女人说。
　　“方便吗？”
　　女人没有回答，起身走向厨房。他看着她的背影，想起那些男孩子们的话：方便得不能再方便了。
　　“多少钱？”
　　女人自顾自走着，依然没有回答他。
　　一会儿，女人回来了，叫他。他跟着穿过厨房，从另一个门出去，便看见一排窄横的屋子，方位应当是两个雅间的正后面。走进去，他看见一个立柜和一道布帘把横长的窄屋分成了两部分。里面铺着一张床，立柜挡着，布帘没拉，他看见白花绿叶的被子上露出小女孩红艳艳的脸，像被窝里孵出了一只苹果。外面放着一个茶几，两个沙发，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台灯、日历和闹钟——也放着一张床，床上方贴着几张奖状：“……该同学成绩优秀，团结同学，热爱劳动……被评为三好学生……”最新的一张，落款是新年的元月，寒假前发的。
　　“孩子挺出息的。”他说。
　　女人笑了笑。
　　床上什么都没有，一张光板。被褥小山一样堆在沙发上。
　　“我们把它抬到厅里。”女人说。
　　他站着。
　　“外间的桌子，拼拼也行。”他说。
　　“桌子不平。”
　　他们抬起床，他倒着走，她正着走。到厨房那儿，差点儿卡住。他们倒腾了好大一会儿才勉强把它弄了出去。
　　女人铺好了床。才九点半，还早。他们又在炉边坐下。默默地看着电视。
　　“多少钱，大姐？”他突然又问。这话存在心里，到底不踏实。他得问清楚。估摸着不会很贵。刚才吃了那么一顿饭，她才收了他十块钱。
　　“什么？”女人很困惑。
　　“住一宿。”
　　“算了。”，女人说，“这又没什么成本。”
　　“可是太麻烦你了。”
　　“没什么。”
　　“店里只你一个？”
　　“还有几个小工，都回家过年了。”
　　女人的话渐渐多起来。问他是哪里人，做什么事，算了算他离家并不是很远，怎么今天不想着法子回家。除了老家的地址是真的，其他的他都扯了谎——他当然得扯谎。他说他在外面打工，刚回到家就和家里人闹了别扭，一气之下就出来了。家里人个个都比他有出息，都嫌弃他是个打工的。
　　“年轻人，气性大呢。”她说，“多半是你错处多。大过年的，家里人说你两句，你就让他们说两句。什么嫌弃不嫌弃的。”
　　“大姐，”他突然想逗逗她，“你也不大。”
　　“我三十一了，还不大？”
　　“顶多像二十五六。”
　　“你就别香埋人了。”女人笑着封了炉子，“睡吧。”
　　夜越来越深了，但是并不寂寥。鞭炮声隔着层层的墙壁，又添了几分茫远。棉被上有一种很好闻的清香，有点儿像浸了米酒，甜淡甜淡。许久没有闻过这种清香了。他伸了伸双臂，把腿蹬得很直，一股麻酸的细流顺着全身的血管快速地窜游到了全身，一瞬间又集合在了一个地方，让它膨胀了起来。
　　他屏住了呼吸。
　　他想女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想。监狱里的夜晚，男人们的汗臭掩不住那种腥液的味道。他是强奸犯，是最容易成为性攻击目标的人。按规律，都知道强奸犯定力不好，欲望猛烈。一开始，就有人想把他当女人。一天一封给他写情书，承诺给他“政府”之外的所有保护，偷偷给他塞烟、丝袜、方便面、香皂等一些小玩意儿，洗澡时和他凑—块，干活儿给他搭把手，吃饭时往他碗里捡肉……后来，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