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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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由一台单独的发电机提供电源。
这些话筒不断地把声音传回骑警队总部。不久话筒把一个正在进行工作的扫描组的声音传送回来。骑警队几天前就对这个小组的到来有所察觉，直到他们开始在东北角工作，敲打着墙壁寻找空洞，还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天花板时，我们才得到了证实。这帮人在装有话筒的房间里折腾了二十天，仿佛认定了里面装有窃听器一样。可是他们一直没有找到电线和话筒。根据俄国在世界各地的标准来衡量，新建的使馆规模不算大，可尽管内部空间狭小，东北角除了一般的领事工作以外，几乎没有派上什么用场。甚至在检查组离开这里以后，情况还是如此。八年过去了，那帮检查窃听器的人又到渥太华来了。他们直接来到那些装有话筒的房间，花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就找到了电线和话筒。检查组在大使馆里的四十二间房间里，只检查了那装了话筒的六间屋子，他们肯定早就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找话筒！
正如“唱诗班”行动一样，“蚯蚓”行动的某些事情让我感到忐忑不安，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失望。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这次行动是有所突破的，可好几个月的耐心准备，全部付诸东流，我们什么情报也没有得到。当然，在开始筹划这次行动时，格恩西就想到了，最大的风险是假设俄国人会在旧使馆的同一位置设机要室。我们根据分析使馆楼内的供电状况，产生了这个假设，这并不是不合理的。他们后来决定把机要室修建在另一处并把它隐蔽起来，这也是不奇怪的。英国和美国都已开始意识到，要想让使馆的机要室不被话筒窃听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机要室设在内部最隐蔽的地方。几乎可以肯定，俄国人对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其次最好要有自己的供电设施。可是，俄国检查组如此胸有成竹，看准了东北角进行检查，仿佛在寻找一件他们知道放在什么地方的东西似的，这一点令我感到奇怪和不解。
不到一年时间，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还是在加拿大。波兰政府被允许在蒙特利尔设领事馆。他们买了一幢旧房子，开始重新装修。一九五七年一月，我飞往蒙特利尔协助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安装一只话筒。骑警队对使馆的波兰情报官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同时知道该官员的房间在什么地方。可是房间内部正在全部重新改装，无法下手安装有线话筒，只好装一只“森林之神”共振话筒。这幢房子的电线正在更换，可以用钢管来埋电线，就像“蚯蚓”行动中的窗框一样。我算好如果把“森林之神”装在钢管附近，实际上是不可能被人发现的。可是，在安装好“森林之神”不到两个星期，波兰人下令让建筑承包商把那堵装有窃听器的墙拆了，另外再修筑一道墙。骑警队想方设法搞回来了一个装置，另外一个被波兰人拿走了。后来，骑警队从波兰使馆内部获悉，是俄国人给了他们启示，说可能有话筒窃听。这回俄国人又一次先下手。
这种事除了在加拿大发生，在澳大利亚也发生过一次，那次叫“老鼠”行动。一九五七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局长查尔斯·斯普赖爵士访问伦敦。他所领导的这个组织专门为澳大利亚在国外收集情报。斯普赖打电话来，说他想见我。他曾一度是个外表洒脱的人，有一对大眼睛，留着小胡子，工作的职责和追求享乐使他有点华而不实。一九四九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成立时，他就开始出任局长。在这之前，他是澳大利亚军事情报处处长。但他有决心成立一个类似于英国安全局一样的正规安全情报机构，他同那帮号称“墨尔本土地之神”的官员一起，到处为此游说。这帮官员与他有着共同的语言。斯普赖挥动他的铁拳，掌管着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达十九年之久，成为战后情报界的显赫人物之一。可是到了他事业的后期，开始与他的部下们脱离疏远，对整个组织的控制也就松弛了。
斯普赖很喜欢访问伦敦。三十年代时，他在印度的陆军部队里服役，防守开伯尔山口。因为有着同样的背景，加之对军人和绅士所具有的性格风度的观点相同，他在英国情报界拥有许多讲究加入各色各样的俱乐部的朋友。他并非等闲的糊涂之辈。他一见到我，便打开窗子说亮话。他对我说，他刚去过加拿大，特里·格思西建议他找我谈谈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打算对俄国人安装窃听器的事。他解释说，自从报纸报道了彼得罗夫夫妻双双叛逃的事以后，俄国就同澳大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并把他们的大使馆委托给瑞士管理。彼得罗夫夫妻俩原是俄国驻堪培拉大使馆的机要室工作人员。前不久，俄国人试探着打算回来。在俄国人住进使馆之前，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想在使馆里安装一只窃听器。在研究了计划之后，我劝斯普赖装一个“森林之神”，并把设备示范给他看。木制框格窗的框架是安装“森林之神”的最为理想的地方。我为此派了一名助手去澳大利亚监督安装的细节。安装工作顺利完成。我告诉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在一年之内不要启用它，以防万一被发现，因为俄国人在重新住进这幢楼的最初几个月，有可能使用探测器来探测使馆建筑内部是否有微波。“老鼠”行动与“蚯蚓”行动一样，在技术上是相当成功的，可是照样没有搞到一点情报。克格勃人员那间房间的每一个响动，翻动报纸的响声。写字时的笔画声都能听到，可里面的人却从来不说一个字。“老鼠”行动也告流产了。
五十年代，人们对军情五处的要求之多，简直难以满足。军情五处的人力和物力显得特别紧张。为此，有个别的官员实在无法承受那样的工作压力，尤其是A 处二科的人，因为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行动，更是受不了。一次行动完结了，又来了一次行动，简直没完没了。我办公桌上堆着的计划、地图、简报和技术报告等，令我感到手忙脚乱。任何时候都很难弄清楚哪些行动结束了，哪些行动还处在筹划酝酿的深谷里。即便是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收集情报也是一件令人伤透脑筋的事。但是每一个职业情报官员，在脑海里总会留有一席空白给那些值得他回忆的往事片断。这些片断由于某种原因而向他们摆出了一个个未能解开的谜。 “唱诗班” 行动、“蚯蚓”行动、“老鼠”行动等，都聚集在这一席空白地里，被眼前行动的生动局面所掩盖。可是它们并没有被遗忘，直到若干年以后，它们又浮现出来，并产生着新的意义。
情报这个行当，是非常孤独冷寂的。当然也有同志般的忠诚与友谊。可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你总是孤立无援的。你得独自恪守机密，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总是处在极度的紧张状态中，总是离不了同事们的帮助。但是你总在不断地向前迈进，或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或从事新的活动。每走一步，就从中获得新的机密，而与过去的旧机密一刀两断，与别人接触尤其是与外界联系的机会很少，因为你所从事的大多数事情是不允许让外界人士知道的。由于这个原因，情报部门所用的人很多。这是情报这种职业的本质的一部分，干这一行当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在我事业的初期，我曾遇到过一个人，他在英国情报部门的遭遇，骤然把这种职业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一虚伪的面纱揭去。事情还得追溯到我为布伦德里特的委员会研制共振装置上来。当时我花了大量的访问进行研究，让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如烟灰缸、装饰物等发出反抗经过一定的加工，这些物体在接受到某种频率的无线电微波辐射时，是可以有反射的。如果能研制出一种完美的系统，将会产生较好的效果。这些物体本身不装发报机或接收器，也就不易被人发现。一九五六年，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一些产品的样品，决定在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进行试验。
当时军情五处有个情报员叫亨利·柯比，是个宪兵，他常常和俄国外交人员交往。这个计划很简单，由五处设计一个加过工的并可以反射声音的装饰礼品，让柯比把它作为一件礼品送给俄国大使。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俄国大使可能接收什么样的礼品，并把它放在书案或办公室里显眼的地方。马尔科姆·卡明建议我去找军情五处的一位反间谍专家克洛普·乌斯季诺夫，他是演员彼得呜斯季诺夫的父亲。
乌斯季诺夫是德国后裔，可他却和俄国外交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俄国大使馆的常客。他曾在俄国、德国和英国陆军中担任过职务，这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卷入了情报活动的圈子里，他会讲好几种语言。由于他具有这么一个俄德背景，因此，他便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提供情报的源头。希特勒上台后，乌斯季诺夫便开始艰辛地工作，与纳粹作斗争。他向罗伯特·范西塔特请求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范西塔特是英国外交部著名的外交官员，他主张反对纳粹。乌斯季诺夫声称他与当时的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等秘书沃尔夫冈·朱·普利茨男爵有往来关系。乌斯季诺夫说普利茨是致力于反纳粹的秘密活动的人。军情五处把乌斯季诺夫招进来了，并开始从普利茨那里获得了有关德国重新整顿军备的真实情况的最高情报。这些情报真是些珍宝，或许这是英国在战前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活情报。乌斯季诺夫和普利茨拉上关系后，两个人成了范西塔特以及丘吉尔晚餐桌上的座上客，把他们知道的情报告诉给这两个著名的人物听。丘吉尔当时还没有上台，普利茨简直就成了这位文质彬彬的英国外交官员的干儿子了。战争爆发后，乌斯季诺夫仍然继续与普利茨往来，尽管普利茨那时已去荷兰担任空军武官了。以后到了一九四0 年，普利茨知道盖世太保要抓他，才决定叛逃。乌斯季诺夫为此冒着个人的危险去了荷兰，把普利茨救了出来，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我坐上出租车来到肯辛顿乌斯季诺夫的公寓里，期待着见到这位已从秘密世界的生活圈子里光荣引退的英雄人物。事实上，他和他的老伴住在一间破旧的公寓里，周围堆着许多皮封面的古书。他现在只能靠变卖这些藏书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了。
乌斯季诺夫为我的到来感到兴奋不已。尽管他的生活很艰辛，但是在这场伟大的情报角逐中他仍然扮演着一个竭尽全力的角色。他拿出一瓶伏特加酒和两只酒杯，并着手研究我从办公室带来的计划。他是一个身体肥胖笨重的老人，说话时带着浓厚的喉音和多种语言的土腔。他有一双目光尖锐的眼睛，肯辛顿公园附近的俄国外交官的真实想法全都逃不过他这双眼睛。
“我的朋友，”他用俏皮而顿挫有致的语调说，“如果礼品的价值很高，那么他们会卖掉这种礼品，如果这样，那危险性就大了。他们都是些布尔什维克，喜欢正统的东西，如果送一帧银质列宁像或一座克里姆林宫的模型，也许对他们来说更为神圣。”
我解释说，列宁的半身塑像恐怕不太合适。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颅太圆，这种光滑的表面对声波反射的性能较差，而一座克里姆林宫的模型的方案倒是可行的。这种象征着俄罗斯母亲的复杂建筑模型里，很容易隐藏相应类型的凹状刻纹。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把整个行动计划视为一出趣味浓厚的戏剧的一个片断。他自告奋勇要去拜访俄国大使，这样便能直接地了解到他究竟喜欢什么。
我们讲起过去的事，伏特加酒的酒劲就上来了。尽管他的年纪很大了，但他仍然有很清晰的记忆。当他提起他和普利茨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时，泪水流满了他的脸颊，他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他说：“彼得，我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但他们却把我丢在这里。我们老两口……身无分文。”
“可是，你的养老金呢？”我问。
“养老金？我没有养老金。”他满腹酸楚地说，“当你为他们干活儿时，从来就不曾想到以后的事，不考虑晚年，仅仅是因为爱好才去干的。可当你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们就把你抛弃了。”
我默默无语地坐在那里，他的话令我难以置信。这么一个人竟然会如此沦落风尘，差不多快到了被迫乞讨的地步。我真想问他是什么原因使丘吉尔和范西塔特把他忘记了，可我又感到这只会使他更加心碎。乌斯季诺夫举杯饮酒，聊以平息心绪。
“不过干这行是很有趣的，”他最后说。他用颤抖的手往杯子里倒了些酒。在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说话了。
“这是我的孩子，他是个演员。”他指着摆在壁炉台上的那张青年彼得的照片说，“你有孩子吗？彼得。”我告诉他我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
“叫他不要干这一行。”他悄悄地对我说，“我也不会让我的儿子卷进我们这场游戏里。上面管事的都是些贵人，而贵人则多忘事……”
他又感到一阵辛酸，可顷刻又逝去了。他问了一些军情五处的情况，问到了盖伊·利德尔、狄克·怀特、马尔科姆·卡明，这些人在战争期间都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夕阳西下时，房间里的光线黯淡了，我起身告辞。我们握手道别，他又自个儿沉浸到伏特加酒和旧书堆里去了。
我因为喝过了头，晚上没有干什么事就回家了。第二天上午，我跟卡明提起乌斯季诺夫的问题，他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我敢肯定我们在几年前就给他发养老金了。”他的声音提得异常的高，“天哪，可怜的克洛普！我马上去找狄克。”
再继续追问下去也是徒劳。究竟是谁忘了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是追问不出来的。官僚们总是在被追究失职时，互相推倭，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乌斯季诺夫还是拿到了他的养老金，可自从那次会面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没有多久，他就去世了，但他的遗嫣至少还是得到了一点好处。不久，送一座银质的克里姆林宫模型给俄国大使的计划落空了，外交部不同意。说实话，那天下午在肯辛顿乌斯季诺夫的家里时，我就已经显得漫不经心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军情五处希望它的官员们永远忠诚不渝，直到走进坟墓，而它却不一定以同样的忠诚来回报这些官员。
不管怎样，总的来说，五十年代还是非常有趣的。A 处是一个充满着欢声笑语的地方。温特博恩常常说：“如果你能忍受兴奋，那么军情五处的生活是热闹的。”有一次，我们在匈牙利大使馆隔壁的保安楼安装窃听设备。我爬在屋顶上装天线时被一位邻居看见了，他跑去报告了警察，说看见有窃贼在附近。不到十分钟时间，警察就来敲门了，那位邻居也跟警察一起来了，我们顿时乱了手脚。我周围全是些最新的技术设备，地上摊着接收器和电线。温特博恩不知所措，只得打开地板，把价值上万英镑的设备藏到地板下面去。外面的敲门声更加剧烈，有人用壮实的肩膀在撞击房门，想把门撞开。显然，他们听到里面有响动，认定我们正在行窃。后来等屋里的一切稍为归顺了，我才局促不安地打开门来，并解释说我正在利用夜间时间为房间的主人做一些维修工作，这些维修工作都是经过批准的。我给了警察一个电话号码，这是一个当地警察特别处的电话号码，让他去进行核实。
还有一次更有趣，那是在波特兰街对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