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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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对赢得这场战争所作的贡献被人们全然忽视了。战争刚爆发时，磁性水雷所造成的威胁，成了英国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海军实验室已着手研制一种消磁系统来消去我们的船舰的磁场，以免战斗力遭到破坏。在一九四O 年，如果没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消磁系统，我们的作战能力是很成问题的。
例如，德国人在敦刻尔克海边的浅水域里布下了成千上万颗磁性水雷。希特勒坚信，这些水雷可使英国军队的大撤退无法成功。巴特沃思知道，德国的水雷只要碰上磁北极向下的磁场才会爆炸，他建议我们的船舰的磁场改为磁南极向下，这样，我们的船舰遇到水雷时就可以自动排开它。于是英国海军部又着手搞了一项庞大的磁场转换工程，所有要去敦刻尔克的船舰，都要进行这种磁场转换。结果表明，没有任何一艘船只遭到水雷的破坏。
在战争的动乱中，除了让青年人充分开动脑筋，别无选择。敦颠尔克大撤退以后，我和另外一个在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雷·戈斯基奉命为“威尔士亲王号”战舰消磁。这艘战舰停泊在罗塞斯的干船坞里，它的下一次航行任务是送温斯顿·丘吉尔去出席大西洋会议，与罗斯福会晤。它是由贝尔法斯特的一个造船厂建造的。其磁场是在船身周围，而不是从船头到船尾。原来的消磁方法失效了。它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出海，是极不安全的。
戈斯基和我搞了一个临时的简易系统来消除横跨舰体中心线的磁场。用一个巨大的线圈，把舰体绕起来，然后把它接在潜艇的电瓶上充电，这样就可以产生一种磁场以抵消船上原来的磁场。这项工作花了好几天时间，动用了舰上的所有人员。我们在罗塞斯干船坞里看见成百上千的人按照我们的指令一致行动，尽管我们俩只是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
战争期间的科学往往就是这样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你认为怎么干最好，你就怎么干。战争的紧迫感不允许你事先作上十到十五年的准备工作，要是那样的话，也许起步就迟了。战争铸造了我以后处理技术情报的能力，教会我懂得了“因陋就简”的价值，同时让我明白了只要工作人员听从那些讲究实际和创造性科学的年青人的指挥，工作效率将会是何等的高。可悲的是，战争结束时，这种态度完全消失了，各色各样的委员会，伸出他们死神般的手，把这种生机扼杀并抛出了英国。
一九四二年，我开始研制最早的反袖珍潜艇的探测系统。这种系统在北非的火炬登陆战和以后的西北欧登陆战中，成功地保护了港湾。这导致了我参与炸沉德国第一流战舰“蒂皮兹号”的行动计划。这艘战舰停泊在阿尔登福约德湾，随时随地都对英国的船舰造成威胁。我们拟定了一个用袖珍潜艇来搞掉它的方案。德国人用潜艇探测器来保护阿尔登福约德湾。这种探测器是由铺在海底的几组线圈组成的，能测出过往船只的磁通量，其原理与我在海军研究实验室研制的那些系统的原理相似。因此，我被叫去，让我设法为我们X 型袖珍潜艇消磁，使它们能神出鬼没地开进阿尔登福约德湾，不被德国人发现。
潜艇消磁技术远比普通船只消磁技术要复杂得多。最后，我发现如果在潜艇上安放一块电磁铁，并通上一定量的电流，便可以作为一种补偿系统，来抵消袖珍潜艇进人该区所造成的磁场变化。同时，我计算出，如果X 型潜艇在有磁暴的情况下开进阿尔登福约德湾，被敌人发现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十至一百倍。我为此走访了埃斯克代里米尔的磁异常观测站，了解到他们很有可能预测到具有足够规模的磁暴，于是我向海军部呈交了我的调查结果。
一九四四年，经过消磁的英国X 型潜艇在磁暴的掩护下开进了阿尔登福约德湾，官兵们非常勇敢，设法在“蒂皮兹号”上安放了炸药，使该舰遭到摧毁，完全丧失了战斗力。那天的战绩使他们获得了三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是，如果没有海军研究实验室在技术上援助，光有勇敢是无济于事的。
战争结束时，我再也无法改行了，虽然我最热爱的事业是务农，但所有的一切注定我再也不能够重温那种大自然之梦了。我只得去参加战后的科学文官考试，主考官叫斯诺。这次考试是专门为了从扩征的几百人当中挑选最优秀的科学家而举行的。我以二百九十分和另一个人并列第一名（满分是三百分）。巴特沃思向我热烈地祝贺。过去那些守在厨房里的小桌子边攻读的日日夜夜总算没负我这片苦心，虽然主要的功劳应归于巴特沃思。
一九四六年，父亲又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并担任了总工程师。同年，我也开始了在电子研究实验室的新生活，担任了主任科学官。在以后的四年当中，父亲和我一直在同一行当里并肩工作。我们彼此都不提及三十年代考试的事。到了一九四九年，弗雷德里克·布伦德里特爵士的一个电话，把我带进了军情五处这个新天地里。
第三章
一九四九年，我在布伦德里特的办公室与约翰·泰勒第一次见面后的几天，接到了他的电话，邀我去伦敦。他建议去圣詹姆斯公园，我们在白金汉宫前面的桥上见了面。我们来回漫步于鹤鹈鹕和鸭群之间，不时停下来顾盼自己在水池中的倒影。用这种奇特的工作方法来处理国家安全大事，使我感到迷惑不解。
泰勒身材矮小，蓄着小胡子，阴郁的脸上流露着机警敏锐的表情。在北非战役中，他是蒙哥马利手下的一名通讯官，尽管他现在是邮局的技术员，可他仍旧保持着他那粗旷的军人举止。他为军情五处和六处搞技术研究，实验室就设在多利斯山邮局特别调查组里面。他非常肯定地说我知道他是负责官员。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让我有事不要到莱肯菲尔德大楼军情五处总部去找卡明上校，除非是作一次短暂的拜会。一般情况下，就通过他这个中间人来办事。泰勒劝我不要谈有关的“办公室”的事，只是说我将被授予“特聘科学顾问”的头衔，但不支付报酬。好几年来，我们每个月都要在圣詹姆斯碰一次头，讨论我提交给布伦德里特委员会秘书莱特的有关技术问题的书面报告（莱特后来当了国防部副部长）。
泰勒和我在技术任务上分了工，邮局方面负责研究红外线探测系统，我则开始动用电子研究实验室的有利条件来研制一种新型话筒，并观察这种话筒对来自室内家具的声波反射的接收能力。以前我所从事的反潜工作使我对共振原理非常熟悉。当声波碰到一个硬介面时，如玻璃窗或档案柜时，就会产生大量的谐波。关键在于要在空间找到失真度为最小的一点，从而收到清晰的说话声。
一九五一年的一天，我接到泰勒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里带着焦虑。
“我们遇到麻烦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今天下午我们碰一次头好吗？”
下午，我坐在外交部对面公园的长椅上和他见了面。他向我描述说，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空军武官有一次在办公室里用接收器收听俄国军用飞机的通讯时，突然，从接收器上听到自己响亮而清晰的声音。他意识到，他的谈话内容被人窃听了。他立即把这件事作了报告。泰勒和我讨论了半天，推测他们有可能用什么样的话筒，还安排了一个名叫唐·贝利的工程师去调查这件事。唐·贝利去莫斯科之前，我简单地跟他交代了一下，告诉他怎样才能有把握地找出窃听器。我开始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情报部门在技术专业知识方面是何等的匿乏，甚至连个相应的仪器设备都没有。我只得把自己的工具和仪器借给他用。他对我们的使馆进行了彻底的检查，但什么也没有找到。显然俄国人已听到了风声，把窃听器关闭了。
贝利回来以后，我详细地问了他一些情况，弄清了他们用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无线电话筒。这种窃听装置一旦开始工作，强无线电信号便以清晰的载波形式出现。我猜测，俄国人和我们一样，也在实验一种共振装置。不到半年，我的猜测被证明完全是对的。泰勒又把我叫去作一次紧急会晤。
他告诉我，美国国务院的清查人员按惯例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办公室进行清查，为美国国务卿的来访作准备。他们用了一种标准的可调信号发生器，发出一种“颤噪效应”，类似于一个无线电电台在一间开着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房间里工作时产生的信号。这种颤噪装置探测出了一个装在大使写字台背后墙上的美国国徽里的微型窃听装置。
颤噪频率为一千八百兆赫，美国认为该窃听装置的工作频率也应该同样是一千八百兆赫。但试验表明，使用这个频率工作时，信号不稳定，灵敏度也不高。美国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感到无能为力，非常绝望，只得求助于英国来解开这玩艺儿的谜。
布伦德里特为我在大巴达城的旷野安排了一个新建的十分安全的实验室。泰勒和另外两个美国人慎重地把那玩艺儿送到我的实验室来了。它外面包着棉花，放在一只看上去像是装棋子的木盒里。那东西约有八英寸长，顶端有天线，里面有凹槽，内藏一个蘑菇状的金属装置，装置的顶部有个平盖，用来调节音量大小。它后面有一片薄膜，专门用于收音的，上面已经被人戳了个洞。那两个美国人感到有些局促不安，慌忙对我作了解释，说他们的一个科学家不小心用手指把它戳坏了。
在目前这种关键时刻，这种事找到我真让人哭笑不得。我搞的反潜探测系统正接近试验的关键阶段，我应该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上面，可现在，我也只得抽空在每天晚上和每个周末，穿过马尔科尼公司后面的荒野，到我那间已被弃置不用的尼森式小棚屋去。为了弄清这玩艺儿的工作原理，我折腾了两个多月。
我得先把那片薄膜修好。那玩艺儿的一个零件上盖有检验图章，从上面的日期来看，俄国人是在极其仓促的情况下把它投入使用的，以便能赶在美国国务卿到达之前安装好。显然他们在这块薄膜上装有微型设施以固定薄膜，因为我每次用镊子时，都会把薄膜弄破。经过多次试验和失败，我终于设法先把薄膜摊开，然后再把它固定起来。虽然很粗糙，但总算成功了。
我量了一下天线的长度，用各种方法探索这玩艺儿的共振方法。操作频率为一千八百兆赫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我把它坚放在一个地方，用一种音频信号发生器向它发出信号，其反应正像美国人所描述的那样，信号不稳定，灵敏度很低。我花了四个周末，才弄明白那玩艺儿的工作原理与我们所想像的工作原理截然相反。我们原来都以为那金属盘要松开才能增加共振，但实际上，金属盘愈贴紧蘑菇状装置，整个装置的灵敏度就愈高。我把金属盘进行了调整，把发射信号打到八百兆周这一挡，这玩艺儿便开始发出响亮而清晰的声调。我欣喜若狂，立即打电话把这喜讯告诉了我父亲。
“我把那玩艺儿弄好了。”
“我知道了，”他说，“噪声差点儿没把我的耳膜给震破。”
我跟泰勒约好一个时间来看这个装置。他和卡明上校、温特博恩以及两位美国清查人员一起来了。父亲也来了，还带来了一个马尔科尼公司自学成才的科学家，他叫肯普，是公司研究部主任。我把这玩艺儿装在房间里远处的一面墙上，又在隔壁房间里装了一台监听器，音频信号发生器的声音就能被清楚地听到，如同在现场一样。
我把调谐盘调到八百兆周，向他们讲解这当中的奥秘。所有这一切如此简单，使两个美国人惊得瞠目结舌。卡明和温特博恩掩饰不住地流露出沾沾自喜的神色。当时正值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发生后不久。这两个出身名门的英国外交官在一九五一年变节投向了俄国人的怀抱，这引起了美国的极大不满。因此，无论在哪方面，英国哪怕表现出一点小小的优势，对卡明和温特博恩来说，都将是举足轻重的。这一点我后来很快就知道了。肯普开始奉承讨好地说，马尔科尼公司迟早要签订合同来生产他们自己研制的窃听器。
“要多久才能用上这种装置？”卡明问。
肯普和我跟他解释说，为了保证质量，大概至少要花一年时间来生产这种东西。
肯普对卡明说：“马尔科姆，我想我们可以提供场地，或许还得安排一个人在彼得手下工作，搞出产品样品，不过事后你得设法搞到资金……”
“啊，我们不可能出钱的，这你是知道的，”卡明回答说，“财政部绝不会同意扩大秘密拨款。”
肯普扬起眉头。显然卡明不止一次地为经费问题争论，他总想不支分毫就得到设备。
“可是，”我斗胆插了话，“如果政府真有心要为军情五处和六处置些技术设施的话，那就得公开拨款。”
“你所建议的恰恰是他们最不愿意做的，”卡明摇着头回答说，“你也知道，我们并不真正存在。”
他用眼睛盯着我看，仿佛他有了什么新点子。
“你是否可以代表我们去跟海军部联系，让他们在公开拨款中给我们一点儿援助，或许……”
这是我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处理情报部门筹集资金问题的开端。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直到六十年代。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情报部门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技术改造，只得求助于军事部门。军事部门实际上是很不情愿这样做的，于是变得非常不耐烦。我认为，英国情报部门在战后最初几年里之所以很外行，这是个主要的因素。
但是，按照吩咐，我开始说服英国海军部承担研究这种新型话筒的经费。我紧急求见布伦德里特的继任者、海军科学局局长威廉·库克爵士。我和他非常熟。他瘦长而结实，有一头红发和一双明察秋毫的蓝眼睛。他好大喜功，又是个出类拔萃的组织者，主意不少。战后我第一次同他打交道是他邀我到他手下搞“蓝带计划”模型。这个项目后来由于物资部首席科学家本·洛克斯皮泽的良心受到了谴责而被取消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库克本人也对核武器的研制产生怀疑，尽管这是出于实际的和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他认为英国生产原子弹是很轻率匆忙的。他担忧，随着现代火箭技术的发展，海军会失去它应有的优势。我猜想，他或许还意识到，面对美国和俄国日益增长的优势，我们还热衷于搞原子弹，似乎有点荒谬可笑。顺便提一句，五十年代那些从事普通工作的科学家们几乎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我对库克说，这种新型话筒对情报工作也许会有预料不到的价值。如果海军部同意资助这个项目，那么以后它将使海军受益匪浅。我如此坦率地直述理由，使他会心地笑了。会面结束时，他同意从他的人马中抽调六人，并投资在马尔科尼公司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