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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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怀疑是不是米切尔破坏了这个行动计划，当时骑警队反间谍处处长吉姆·贝内特开始向我打听。要转移他的兴趣是不可能的，我把一份关于上层渗透问题证据的简要报告给了他。实际上，我有我自己的理论，我敢肯定，“蚯蚓”话筒的事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被苏联人知道了，因此他们除了偶尔用这些房间来进行领事业务外，没有用它们来办其他什么事务。然而，直到一九六四年他们才清楚地知道这个系统的确切位置。这正与对米切尔的调查相吻合。这次调查详细地考虑了米切尔可能在一九五六年出卖了“流畅”行动的可能性。霍利斯和米切尔都在一九五六年收到了详细报告，包括“蚯蚓”系统的工作方法的细节。这个行动毫无疑问是在那个时候泄漏出去的。不管是米切尔干的还是霍利斯干的，苏联人在不知道话筒的确切位置时是没法取出它们的，除非让清查人员来找到它们。尽管苏联人知道被监听的确切范围，但当时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搜寻，还是没有找出这些话筒。
琼斯听说我在加拿大谈到过渗透问题，气得大发脾气。我告诉他，在霍利斯那次不成功的访问后，要避免谈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忽视这个问题只能使我们的盟友认为更糟糕。
华盛顿对此兴趣也是同样的浓厚。我想起了在迈克尔·麦考尔家中的一切聚会。此人在一九六四年接替哈里·斯通当了军情五处驻华盛顿的秘密联络官。安格尔顿和我躲在一边不与其他人谈话，他紧追不舍地问我军情五处的内部情况。
“你们那帮人捣了什么鬼，”他不断地说，“霍利斯到这里来讲了一些关于米切尔的荒诞故事。他仿佛不知道这个案子的关键，也没有进行过审讯，现在他却说没有问题了！……”
我试图把整个案子向他说清楚。我告诉他，我们认为米切尔的事已经澄清了。我说，就阿瑟和我而言，霍利斯是我们的下一个怀疑对象。我问他是否有什么情况可以提供给我们来帮助侦破此案，他说他要看看他能做些什么。那时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困难时期，肯尼迪刚刚遇刺，沃伦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安格尔顿还有自己那摊子迫切需要处理的事情。
一九六五年，英国安全部门仿佛在美国人眼里又一次出了纰漏。仅仅四年，一系列间谍丑闻和灾难吞没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首先是霍顿被查出来，他出卖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水下探测系统的重要部分。虽然霍顿案件标志着军情五处新的反间谍能力的胜利，但这引起了美国海军的愤怒，并对英国同行长期怀着敌意。霍顿案件暴露不久，这种敌对情绪在国家安全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表面化了。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海军企图彻底断绝英美两国的情报和秘密交换关系。吉姆·安格尔顿和联邦调查局的艾尔·贝尔蒙特掐掉了海军的这朵阴谋蓓蕾。
“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他们抓间谍，而我们不抓。”贝尔蒙特干巴巴地说。
但是贝尔蒙特所说的话并不能减少接踵而来的一连串的灾难。一九六一年布莱克的受审并判刑几乎使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所有行动，包括柏林隧道行动在内，都受到了怀疑。第二年，即一九六二年，瓦萨尔又被抓获；由于一个英国间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极有价值的海军机密再度被透露给东方。一九六三年一月菲尔比叛逃，这显然是因为英国当局沉默和无能。同年，富有安全含义的普罗富莫事件发生了。苏联人通过克里斯廷·基勒向普罗富莫索取核机密情报，联邦调查局在当时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布伦特、朗和凯恩克罗斯在一九六四年坦白了，其他的案件干脆被丢人现眼地在法庭败露。一九六四年的柯达案件就是其中的一起，但是在美国人眼里，更糟糕的是在一九六五年初发生的马尔特里案件。
马尔特里案件开始于一九六三年。“费多拉”指控说，克格勃在英国的一个核研究集团内部有一个专搞理论情报的外国人，他只是在最近的一两年当中才频频活动。这说明叛逃者戈利金并不知道他，因此就大大缩小了嫌疑分子的范围。我们在走了几步错棋以后，把调查集中在叶赛普·马尔特里身上。此人于一九六二年秋从欧洲原子能机构来到考尔汉姆实验室，可马尔特里并没有被允许去接触机密的原子材料。调查还在继续进行。就像霍顿在朗斯代尔案件中一样，马尔特里可能是在波特兰时通过一个能接触到机密的女友来获得机密，因此他想获得他无法接触到的机密，也是完全可能的。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并未获得能够证明马尔特里能接触到机密的任何证据。在搜查他在考尔汉姆的办公室时，我们在他书桌一个带锁的抽屉里找到了有关会晤的材料。当时马尔特里到欧洲度假去了。他刚一回来，就在南边机场被带走了。特别处对他进行了盘问，查明了他认识的一个叫卡尔别科尔的苏联人。他有一张标明安排会面的地图。结果通过搜查他在阿宾顿的住处，发现了一个隐藏装置，里面放有几本微型一次性密码本，同朗斯代尔的那种密码本一样。有一本密码本的一页中的一部分显然已经被用过。还发现了一本日记，里面详细说明了如何把字母，当然还有词汇变为数字的坐标格，以便用一次性密码本来把电文变成密码。
霍利斯召开了一次很长的会议，来决定如何采取行动。米切尔也出席了会议。关键的因素是没有发现证明马尔特里接触过机密或向一个外国人传递机密的证据。“公务机密条例”中的确有一条规定，准备从事间谍活动就是犯罪，但即使证实马尔特里是在准备从事间谍活动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没有证据表明他同外国人有秘密联系。政府通讯总部只能证明那些密码本与间谍们用来与他们的俄国主于进行通讯往来的密码本相似，可是与朗斯代尔案件不同，它们不能证明马尔特里确实那样干过。但人们常常不能意识到，正是通讯总部在朗斯代尔案件中的证词才保证了对被告们进行判罪。没有这种证据，朗斯代尔和他的合作者就会逍遥法外或被减刑。
我作为军情五处的信号专家在会上向上级指出，军情五处所掌握的证据甚至不足以证明马尔特里向外国人传递机密的动机。而安全局的法律处却坚持要用“公务机密条例’中那条“准备行动”的规定来套马尔特里，井以此作为一条有效的理由来进行起诉。在场的职业反间谍官员都非常吃惊，霍利斯和米切尔居然敦促对马尔特里进行起诉。结果检察总长果然提起公诉，使军情五处蒙受了不少损失。
甚走到了今天，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马尔特里案件要进行下去。我只能记得这个审判日子——一九六三年七月二日。这是米切尔案件处于高潮的时候。很显然，如果这时把军情五处的反间谍部分除掉，那正合俄国人和霍利斯的想法。
这里还有一起应该考虑的案件就是弗兰克·博萨德案件。一九六五年初，投靠联邦调查局的格鲁乌间谍“大礼帽”，提供了英国物资供应部绝密文件的照相复制件。这是有关导弹武器方面的材料，涉及到美国的高级机密，嫌疑分子的范围很容易就缩小到几个人身上。我们用了所有的监视方法把这几个嫌疑分子都控制起来了。我们发现，嫌疑分子之一的博萨德偶尔在午饭时间到滑铁卢车站的左边行李房去取一只箱子，然后又去一家在布鲁姆斯伯瑞的饭店，用假名在那里为自己订一个房间。他独自一人在那房间里呆上半个小时。离开房间时，他就把那箱子送回左行李房，然后又回去上班。军情五处不久便把那只箱子从滑铁卢拿走了，发现里面有几架文件复制照相机，几盒胶卷和两张灌有八首俄国歌曲的唱片。这几首俄国歌曲的详细内容被复制下来。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用照相机翻拍复制下来，然后再放回箱子原处。箱子又被送回到滑铁卢车站。我给通讯总部打了个电话，把唱片记录下来的详细内容告诉了他们。政府通讯总部只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查明了其中五首歌曲是用俄国发报机传送过来的，通过方位搜寻，发现这台发报机是在莫斯科地区，是一种俄国情报机构使用格鲁乌的发报机。
我们决定在博萨德下次从滑铁卢车站取出箱子并带着它到饭店去的时候逮捕他，时间是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那天他是在翻拍绝密文件时被抓获的。面对军情五处知道记录下来的五首歌曲内容这一事实时，他承认他为了钱而为俄国人提供秘密文件的照相复制件，他把这些复制件放在死信投递信箱，如地铁一类的地方，然后通过同样的渠道取回钱。在被俄国人招募之后，他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只见过一次俄国人。他说发报机播发过来的歌曲是说明哪一个死信信箱可以去投递，哪一个信箱不能再使用。军情五处掌握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证据，并依照第一节条文规定提起公诉。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博萨德被判处二十一年有期徒刑。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礼帽”这个情报源是一根内线，那么俄国人为什么决定舍弃博萨德呢？首先，俄国人在一九六三年成功地利用了“费多拉”和马尔特里案件来损害军情五处，结果使人尤其使军情五处更加怀疑“费多拉”是安插进来的一根内线。一九六四年，“大礼帽”告诉军情五处一个消息，说英国首相办公室被人使用技术办法进行了窃听。除非俄国人拥有比我们所知道的更为先进的窃听系统，否则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搜查这种正在使用的窃听系统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都失败了，从而使得英国人认为这个消息是编造出来的了，军情五处和联邦调查局都对“大礼帽”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大礼帽”提供的英国绝密级文件的照相复制件，不仅使人难以相信他是一个安插进来的内线（人们要问：俄国人会抛弃这样一个情报源吗？），而且还会再次引起美国人对英国安全部门的严重怀疑，在美国引起要求中断向英国传送机密的呼声。如果要选择一个间谍去冒险的话，博萨德便是个理想的人。他实际上同俄国人没有有形的接触，他的莫斯科无线电控制是通过那些无害的歌曲来实现的。如果没有通讯总部的详细分析，我们是不能够懂得唱片的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够证明俄国情报部门与博萨德之间所进行的通讯活动。因此只能依据非法复制机密文件这一理由对博萨德提出诉讼，而对这种技术犯罪，相对来说，往往只给予较轻的处罚。通讯总部和军情五处所具有的专业技术业务再一次抓出了俄国人。这次成功有两大主要效果，即不仅使美国情报部门能够在美国政府内部保护英国的利益，而且还加深了而不是减轻了对“大礼帽”的怀疑。
但是， 对这个基本的问题不能不试问一下： 为什么俄国人认为他们必须夸大“大礼帽”的真实性？他从一九六二年底就开始活动了，如果在军情五处、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上层里没有耳目的话，俄国人是不会知道我们对他产生了怀疑的。一九六四年底，军情五处对此愈加表示怀疑，只有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内情报处处长沙利文对“大礼帽”的真实性毫不怀疑，但沙利文肯定不是俄国间谍。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只有安格尔顿和一两个亲密的同伴对大礼帽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军情五处少数几个知道“大礼帽”的人都不相信他是真间谍。霍利斯也知道这些人对“大礼帽”的真实性十分怀疑。
在同盟关系上还有其他紧张的问题。美国情报界对一九六四年哈罗德·威尔逊掌权和工党政府抱有深刻的敌意。部分原因是反工党的偏见，部分原因是工党决定放弃北极星式导弹——一个很快被他们撤销了的保证。
自一九六三年底，霍利斯访问华盛顿之后，米切尔事件以及军情五处本身在最高层或接近最高层被严重渗透的担忧笼罩了一切，而秘密情报局显然又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阿瑟·马丁被解雇只能加重美国的怀疑。他们知道马丁是献身于搜索藏在任何地方的“斯大林的英国人”，在美国人眼里，这仿佛是一个公学的小集团把他送走的。
一九六五年中期，事情冒出了头，约翰逊总统指定由总统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对英国安全事务进行考察。这个委员会是由退休的情报界头面人物、银行家、工业企业家和政治家组成，专就改进国家安全问题向总统提出建议。其中有两个人的任务是负责考察绝密业务——一个是戈登·格雷，他是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的国防部长、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现在是该委员会的秘书长；另一个人是杰拉尔德·科因，他以前是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主持该委员会已经十五年了。
一九六五年夏天，格雷和科因悄悄来到伦敦，开始对英美情报关系进行考察，尤其是对军情五处的效率进行了考察。这项工作进行得极其仔细，英国情报部门没有哪个人知道这项工作正在进行。在任何国家里，这种考察都会被冠以一个难听的名字——间谍活动。格雷和科因的大部分材料都是克利夫兰·克拉姆提供的，此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伦敦的负责与军情五处联系的官员。克拉姆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头脑冷静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在伦敦服务多年，对军情五处的薄弱环节太清楚了。克拉姆多次把格雷和科因带到莱肯菲尔德大楼和军情六处总部，但只把他们两人作为同事来向别人介绍。当时，所有像克拉姆那种地位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都是公开进出一切英国情报集团的，他向我们说这种假话是非常容易的。
一九六五年，我去华盛顿访问时才第一次听说格雷和科因的考察。安格尔顿向我介绍了已经定稿的报告内容，我听了十分吃惊。格雷和科因对军情五处提出一个毁灭性的批评，他们引用了英国反间谍工作规模不大的例子，说有许多工作能力很强的官员由于组织不当以及缺乏财力而被浪费了。报告特别对军情五处内部的领导质量提出了批评，尤其是霍利斯和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卡明的领导质量。格雷和科因最后作出结论，霍利斯显然不仅已在高级官员当中失去了信任（这是真的），而且在白厅那些同等地位的人当中也失去了信任（这也是真的）。
安格尔顿为这份报告所激动，他告诉我，它将为英美反间谍工作的新关系奠定基础。他还告诉我，中央情报局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