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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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尔顿为这份报告所激动，他告诉我，它将为英美反间谍工作的新关系奠定基础。他还告诉我，中央情报局打算同美国驻伦敦大使戴维·布鲁斯一起直接去找哈罗德·威尔逊，向他汇报考察的发现。
“一切都将发生变化，”他说，“我们将充实中央情报局的伦敦站，其中一半的人将直接在军情五处内部工作，我们要接触一切，并且要尽力帮助你们。”
我听了格雷和科因的报告后，立即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安格尔顿信任我才告诉我这件事的，但是我有责任回去报告有这样一份文件存在以及计划找威尔逊的事。安格尔顿的野心非常露骨：他要让中央情报局把整个军情五处吞并掉，然后把这作为中央情报局的国外分站。我回到伦敦，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了霍利斯和琼斯，这一次使霍利斯震动了，他是很少这样沉不住气的。他下令核实记录，几小时后就证实了格雷和科因确实访问了每一个英国情报部门，但从未宣布他们的真正目的。
那天下午，我看见他们两人钻进一辆等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前的汽车里。
“谢谢你的帮助，彼得，”琼斯忧郁地说，“绝不能相信该死的美国佬会按章办事！”我想这是一种伪善的情绪，但我认为最好别介入这场正在形成的纠纷当中去。霍利斯和琼斯去见了外交大臣，抗议这种无耻滥用英美协议的行为。这场争吵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无法告知。
可怜的克拉姆受到了狠狠的斥责，他反对找威尔逊，是赫尔姆斯和安格尔顿坚持要他对乔治·威格进行询问的，乔治是威尔逊的国家安全顾问，但霍利斯没有原谅他的心思，因为他在整个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面前受了侮辱。他威胁克拉姆说，如果再进一步发生类似的侵犯协议的事，就要把克拉姆赶走。几天以后，我看见克拉姆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的五楼上躲躲闪闪地走着，看上去他有点局促不安。
“你差不多已经打败我了。”他苦笑着说。他知道中央情报局一直企图这样干，可现在被人理直气壮地抓住了。格雷和科因的报告是霍利斯担任安全局局长时期的一份可怕的起诉书，这一点霍利斯是知道的。可美国人则用典型的无中生有的鲁莽作风来处理这件事，他们的计划的基本出发点是好的，想为军情五处提供它所缺乏的财力和人力。当然他们还有其他动机，那就是他们要军情五处成为一个附属品，而不要它成为一个设备完善齐全的独立的盟友。
这份报告确实使我们的工作有所改进。军情五处的上司们第一次承认需要大力扩充D 处，陈腐的枯萎的殖民地产物，如E 处，也需要扩充。从此以后，D 处在人力物力的拨给上享有优先权，新扩充后的D 处不可避免地要为它自己寻找一个新的领导人。于是，前殖民地警察亚历克·麦克唐纳被送到D 处，马尔科姆·卡明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成为副局长后，决定提前退休。
另一个由报告引起的重要倡议是，承认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来确保西方反间谍机构之间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政府通讯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根据英美协议的条款作了正式的情报和机密的交换，军情六处和中央情报局则定期地通过在伦敦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和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理事会来交换外国情报分析。但反间谍工作基本上是临时性的。安格尔顿和我常常谈到组织一个自由交换反间谍情报的讨论会的价值，如果要取得最好的进展，超国界的反间谍情报交流，尤其是从叛逃者那里获得情报以及接触每个国家的档案，都是最基本的条件。安格尔顿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他想利用格雷一科因报告来强迫我们进行单向交流，不过他最后还是承认互惠的讨论会的好处。由于他的敦促，我们组织了一个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高级反情报官员参加的会议，大约每隔十八个月就举行一次这种会议。这个会议被称为卡扎布（CAZAB ），第一次会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行。
格雷一科因报告并不是霍利斯一生当中的唯一不幸，当他快退休时，“流畅”工作的框架已经定形。工作组成员包括军情六处反间谍处的特伦斯·莱基和杰弗里·欣顿以及在一九六五年调人的阿瑟·马丁，军情五处的人员有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安妮·奥尔尤因和D 处三科的伊夫琳·麦克巴尼特，我担任工作组组长。文件直接发到D 处处长亚历克·麦克唐纳和反间谍处处长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那里。我们每星期四在我的办公室或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六楼会议室里碰头。
开始时气氛很紧张。每个成员都明白手头这项任务的可怕意义——详细检查关于英国情报机关被渗透的每一项指控。“流畅”工作所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改变阿瑟和我在米切尔案件中采用过的解决渗透问题的方法。一九六三年，当我们把渗透案件呈报给狄克·怀特时，我们着重于依赖对技术案件和双重间谍案件中特殊情况和矛盾疑点的各种分析，行话称之为“脱节”。“流畅”决定对所有的“脱节”不予理睬，它们掩盖了叛逃者提出的有关渗透问题的明确指控，而只有这些明确指控才是原始的依据，于是我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些指控上面。
第一个任务是核对这些指控。在米切尔调查工作中，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此我提议把它作为D 处三科研究项目的整体的一部分来进行。
经过六个月的工作，我们编辑了一份庞大的档案，其中包括指控的全部清单——共有二百多起指控，有的指控甚至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指控被分发给组内的各个官员。来自波兰的指控，如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分配给特伦斯·莱基。伊夫琳·麦克巴尼特负责处理军情五处的旧的指控，帕特里克·斯图尔特负责戈利金的材料，我查阅克里维茨基、沃尔科夫和“维诺纳”行动档案。
指控搜集完了之后，我们立即对它们进行了评估。我们仔细地检查了每一项指控，并对它的正确性做出决定——也就是说，我们是否肯定它是真的。例如，一个叛逃者可能会说军情五处或六处有一个间谍，我们能否判断出这项指控的真假？如果我们确信这项指控是真的，那么就用反间谍工作的行话称之为“一张真清单”，然后我们再核对每一项指控是否被归到一个已知的间谍身上，如菲尔比、伯吉斯，或布伦特，如果已经归纳上去了，我们就根据以后出现的情报，再对这种归纳进行重新检查。
对指控的评估取决于我们记录的质量。军情六处的档案混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每一个地区科和反间谍处都保存着他们自己的记录。军情六处是情报提供者，而不是整理者，几乎不考虑建立一个有效的记录保存系统，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指控被搁起来而不加以解决，这就是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大家一致认为需要对军情六处的档案室进行改进，并把这作为我们的一份附加工作来完成。一九六七年，阿瑟终于离开了反间谍处去接管了军情六处的档案室。他在那里对档案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为英国情报部门做出了最后一项重要贡献。
经过全面的检查，二百起指控分别被归纳到六类当中的一类里：
a 该指控是“一张真清单”，可确切归属于一名已知间谍；
b 该指控是“一张真清单”，几乎可以归属于一名已知间谍；
C 该指控是“一张真清单”，但不可能归属于一名已知间谍；
d 由于情报材料不足，不可能断定该指控是不是“一张真清单”；
e 该指控有待质疑；
f 该指控不是“一张真清单”，如同废话。
霍利斯快退休时，“流畅”工作开始揭示出了一副描绘军情五处被渗透的历史的新图画。许多指控以前已经被归到已知间谍身上，如归到菲尔比或布伦特身上，但经后来详细调查后，发现它们被归错了。我们对二百起指控进行了重新审查，其中有二十八起属于最重要的C 类——它们全是“真清单”，但却指向尚未发现的间谍。
在这二十八起指控中，有十起是真正重要的指控，都与军情五处有关：
1 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九月；
2 古曾科的“埃里”，时间也是一九四五年九月；
3 斯克里普金的叛变，时间是一九四六年（情报一九五四年来自拉斯特沃罗夫）；
4 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级特务”，时间从五十年代起；
5 戈利金的斯克里普金调查的情报，时间也是一九四六年；
6 戈利金的克格勃总部用来存放英国情报部门材料的特别保险柜的情报；
7 戈利金的克格勃总部存有英国情报部门材料的档案索引情报；
8 戈利金的“技术问题”文件情报；
9 戈利金有关保护苏联在伦敦的侨民区特殊安排的情报；
10戈利金有关泄漏克拉布潜水行动的情报。
戈利金的各项指控时间是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
这份清单的真正惊人之处在于它的排列方法。它是按照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六三年这个清楚的时间年月顺序来排的。戈利金的材料虽然新一些，但并不十分明确，还不足以指向某一个官员，但它表明这些指控显然是针对上层渗透问题的。前三起指控虽然陈旧，但却改变了“流畅”工作，并将矛头第一次指向了霍利斯。
第十九章
康斯坦丁·沃尔科夫的清单是我们调查的第一个案件，也是D 处三科为了追查清单中提到的两个外交部间谍当中的第二个人而进行的重点调查项目。我决定请杰弗里·萨德伯里把整个文件重新译出来，此人是政府通讯总部负责“维诺纳”计划的官员。萨德伯里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尤其是，由于通过“维诺纳”计划，他熟悉沃尔科夫企图叛逃时俄国情报机关所使用的行话，而原来这个文件的译者却不懂这些行话，原来的译者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官员。
沃尔科夫的清单里有一条尤其令我迷惑，原来的译文提到，他知道伦敦重要机构里的重要苏联间谍的档案和文件。译文里有这样一段话：“根据他们的假名来判断，有七个这样的间谍，五个在英国情报部门，两个在外交部，我知道，例如，其中一名间谍担任着英国反间谍某部门的领导职务。”
一九五一年菲尔比案件的材料第一次进行汇编时，军情五处就假定沃尔科夫所提到的最后那个间谍是菲尔比，因为他在一九四五年的确担任过军情六处负责反间谍的领导职务。但是，我从“维诺纳”计划中学到足够的俄文，发现有两个字在原来的译文中没有出现过——一个词是“otdel ”，意思是“处”，下面紧接着的另一个词是“upravalenie ”，意思是“理事会”或“高级处”。不管怎么说，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沃尔科夫的这段话就一定指的是菲尔比。英国情报机构共有五名间谍，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容易被认为是菲尔比。
我把沃尔科夫的清单交给萨德伯里几天后，他激动地给我打来电话，那时他几乎忘了转换电话扰频器。
“原来的译文是错误的，”他说，“全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用语言。起草这份文件的人显然是一个很高级的官员，他写得很仔细，有丰富的职业技巧和知识。真正的译文应该是这样的：‘我知道，例如，其中有一个间谍正担负着英国反间谍局某个处的领导职责。’
“事实上，我倒认为这个人的位置是暂时的。他正‘担任着职务’，而不一定就是这个职务本身，这使我认为他是一个代理领导人或类似这样的职务……”
“我没有听明白。”我小心地回答说。
“你还不明白？”杰弗里的喊叫声夹杂着电子噪声传了过来，“英国反间谍局是军情五处而不是军情六处！”
这意思很清楚。如果萨德伯里是对的，那就不是菲尔比，也不是布伦特，因为他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代理领导人。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担任过英国反间谍局某处的代理领导人的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罗杰·霍利斯。
第二起指控是伊戈尔·古曾科说的军情五处的间谍“埃里”。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时是在安妮·拉斯特的笔记本上，那时正在对米切尔进行调查。“流畅”对埃里案件重新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古曾科的埃里案件不同寻常，它出现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与沃尔科夫提出的“代理领导人”的指控正好是在同一时期，与我们获得“维诺纳”计划的突破正好同在一天。
沃尔科夫说的事件要点很简单，他说他知道军情五处内部有一个间谍，他是从一个叫卢比莫夫的朋友那里知道这事的。卢比莫夫一九四二年在莫斯科的格鲁乌的主要密码室与沃尔科夫一起工作。埃里的通讯方式是死信信箱，其中一个信箱是墓碑的缝隙处。古曾科说，埃里有些东西与俄国有关，或者在他的背景方面，或者因为他访问过俄国，或者他会讲俄语。埃里是一个重要的间谍，因为他能够从军情五处拿走有关在伦敦的俄国人的档案。
卢比莫夫给他看了那个代号叫“埃里”的间谍发来的部分电报。古曾科说，每当埃里的电报一来，就由密码室的一名妇女先读一下电报译文，如果有必要，可直接送给斯大林。我邀请一个原格鲁乌的高级官员到英国来，此人是在大战结束时叛逃到西方来的。我问他，那个读电文的妇女是谁，他说她叫维拉，直接在他的手下工作，负责指挥在西方的所有格鲁乌非法分子。可是由于保密规定，她从不把她所控制的间谍人员的身份告诉他。战争时期，在瑞士为格鲁乌工作的非法间谍亚历山大·富特，在四十年代末叛逃之前也把维拉（见他写的《间谍手册》）描绘成他在一九四五年去莫斯科受训时的女负责人。
古曾科讲的事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自从他在一九四五年第一次告密以后，他经常改变细节。“军情之五”成了军情五处，这个区别是很关键的。从理论上讲，“军情之五” 可以指军事情报局的五处。 菲尔比在一九四二年的确在秘密情报局（前军情五处）的五处工作过。古曾科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经是一个无法挽救的酒徒了，让他回忆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是完全不可靠的。我向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要求再见一次古曾科，可他们告诉我们，古曾科由于贪杯又贪财，给加拿大当局造成了不少麻烦。他们害怕同古曾科进一步进行接触会使问题恶化，而且还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古曾科可能把我们会见他的目的传出去。
我问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是否有审讯古曾科的原始记录，这些记录是他在叛逃初期关于埃里问题准确说法的最好证据。可看守古曾科的骑警队员已经去世，他的记录也没有存档，差不多能肯定已被销毁了。
英国情报部门档案中的证据仅仅使古曾科故事的真实性进一步复杂化。古曾科叛逃后，军情六处的官员彼得·德怀尔从华盛顿去了加拿大，听取他的交待。德怀尔每天给军情六处的伦敦总部发回电报，概述古曾科供出的信息。德怀尔的电报由秘密情报局反苏联间谍处处长菲尔比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