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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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旗上印有米字图案，红色的线条十字垂直交叉，并带有两条对角线，一条是红
的，另一条是白色的。线条相映在蓝色背景上。看到由红、白、蓝三色组成的这面
旗帜，他感到挺有意思。
44年后，在河对面的建筑物上迎风飘荡的正是一面这样的旗帜。“兔子”的问
题找到了答案。他知道他不该将这份文件从阿科波夫那里偷走，但是现在他不可能
送回去了。也许，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份文件已经丢失了。因此，他决定将这份文件
送给那些以那面好玩的旗子为标志的，曾经送给他啤酒喝的那些人。他们会知道该
如何处理它。
于是，他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开始沿着石桥岸边行走，他穿过莫斯科河走向索
菲斯卡亚码头。
1983年，奈洛比开始，当小男孩觉得头痛，并且有点发烧时，他的妈妈认为他
是在这炎热的夏天着凉了。但到了晚上，5 岁的孩子头痛得哭闹不止，闹得父母整
个晚上都没合眼。早上，他们苏联大使馆大院里的邻居都来问个究竟，他们昨晚被
孩子闹得也没睡好觉。因为大院的屋墙都很薄，且夏天天气炎热，人们都是开窗睡
觉，大家都受到了影响。
第二天上午，母亲带孩子去看医生。当时，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大使馆内，没
有哪个大使馆配备自己的医生，他们是和别的使馆合用一名医生。斯沃博达医生是
属于捷克大使馆的人，但他负责整个共产主义阵营里大使馆的医疗服务。他是一个
好人，工作很认真。他看了一小会儿就诊断完了，他对孩子的母亲说孩子是患了疟
疾。他在处方上开出适当剂量的药物，是当时俄国医药界常用的氯隆和盐酸氯叭的
变体以便治疗疟疾，还有一些日常服用的药片。
结果是没有得到任何效果。两天后，情况变得更糟了。孩子体温更高了，颤抖
得更厉害了，头痛得叫个不停，大使馆的官员毫不犹豫地允许他们去奈洛比的总医
院看病。由于母亲不会讲英语，她的丈夫——负责贸易的第二书记尼古拉·伊里奇
·图尔金与她一起去了。
温斯顿·莫伊医生也是一名优秀内科医生，对于热带疾病他要比捷克医生内行。
他对孩子进行了彻底的检查后，直起身来露出了笑容。
“疟原虫的镰形变种。”他出了诊断。父亲有点迷糊了，他皱着眉头身子稍向
前斜了斜。他的英语还是可以的，但却听不懂医生的术语。“它是疟疾的变种，它
对我的同行斯沃博达医生所开的那种基于氯隆的药有抗药性。”
莫伊医生用了一针静脉注射的广谱强力抗寄生虫药物。当时，它似乎起了作用。
而一周的疗程结束后，病情又反复了。此时母亲又受不了啦。她谴责所有的外国药，
坚持要与她儿子一起飞回莫斯科看病，大使同意了。
一回到莫斯科，孩子被送到一所克格勃的专用门诊就医。之所以能进入克格勃
医院是因为第二书记（负责贸易）尼古拉·图尔金的关照，他实际上是克格勃第一
总局的图尔金少校。
该诊所很不错，有一个热带疾病专科，因为克格勃的成员很可能被派到世界上
各个角落就职。因为小孩的病很难处理，该病儿直接由科主任格拉祖诺夫教授诊治。
他把奈洛比的两个病历都看了，命令一系列CT和超声扫描检查。
看了扫描结果后，他感到问题很严重，因为他看到孩子身体内许多器官都存在
一系列的内部脓肿。他把图尔金太太叫到他的办公室，表情非常严肃。
“我知道是什么病了，至少我可以肯定我的诊断。但是，这个病又是一个不治
之症。即使大量使用抗生素，您的儿子只能活一个月。再长时间是不可能的。我很
遗憾。”
妈妈哭着被送出了办公室。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助手向她解释了情况。这是一种
非常罕见的叫做惠特莫尔氏的疾病，在非洲确实不大常见，但在东南亚比较普通。
是美国人在越战期间发现的。当时，一个美国直升飞机驾驶员首先患了这种新症状
的疾病，而且，常常是致命的疾病。研究发现，直升飞机的水平旋转的翼叶片，在
稻田上空盘旋时，将稻田中的水搅起形成一种微薄的烟雾，被一些飞行员吸人肺脏
里面。水里面有抵抗所有抗生素的杆状细菌。俄国人了解此事，虽然他们自己没有
任何发现，但是他们特别注意吸收西方的知识，就好比吸水的海绵一样。格拉祖诺
夫教授很自然地接受了他所研究的领域里，任何一本西方技术刊物上所刊登的新技
术。
图尔金太太通过长途电话，哭着告诉她的丈夫他们的儿子活不长了。图尔金少
校用笔写下了病因：惠特莫尔氏病。然后，他去见他的上司——克格勃的站长库利
耶夫上校。上校表示同情，但是态度却很强硬。
“请美国人帮忙？你疯了？”
“上校同志，这种病是美国人发现的，而且还是在几年之前发现的，他们可能
会有对付它的办法。”
“但是我们不能请求他们这样做，”上校强烈反对，“这涉及到国家尊严的问
题。”
“这是决定着我儿子的生与死的大问题。”少校大吼起来。
“够了。你准备辞职吧。”
冒着丢饭碗的危险，图尔金去见了大使。大使并不是个残忍的人，但他也不让
步。
“我们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交涉非常谨慎，仅限于国家事件，”他告诉
这位年轻的军官，“顺便问一下，库利耶夫上校知道你到我这里来了吗？”
“他不知道，大使同志。”
“为了你的前途着想，我会替你保密的。你也不要再去找他。这是绝对不可能
的。”
“假如我是政治局成员……？”图尔金开始辩解了。
“但是，你不是政治局成员。你只是个在肯尼亚分部服役32年的少校。我为你
儿子感到遗憾，但我也无能为力。”
尼古拉·图尔金下楼梯时心情非常痛苦，他想到了第一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
他每天就是靠从伦敦运来的药物维持生命的。于是，他出去喝问酒去了。
要进入英国使馆不是件容易的事。站在码头对面的人行道上，蔡塞夫可以看见
那座赭色大楼，甚至可以看清楚它柱廊的顶部以及里面雕刻精美的大木门。但是怎
么能进去呢？
那栋大楼的正面是一堵用钢材料制成的墙，墙上开了两扇大门以便出人汽车，
其中一扇门负责“进入”而另二扇门是“出口”。这两扇也是钢制的电动门，守卫
很严。
右手边是行人通道，但设置了两扇栅门。两名俄罗斯民兵挺直地站在人行道处，
对进楼的人进行例行检查。“兔子问无意去受盘查。即使通过第一个栅门，还有通
向第二个栅门通道。使馆警卫设在这两扇栅门之间，由英国人雇佣的俄国卫兵把守。
他们的职责是盘问来访者的目的，然后在使馆内进行检查。有太多寻求签证的人企
图通过这扇门进入那幢大楼。
蔡塞夫毫无目标地溜达到大楼的后面，那是，条狭窄街道，＿通往签证处的人
口就在这里。早上7 点，虽然还有两个小时才上班，等待签证的队伍已有好几百英
尺长。显然许多人已经等了一晚上。如果他现在开始排队，那么他几乎还要等两天。
他来回漫步思考着。这时他已引起了俄罗斯民兵的注意，他们上下打量他好上阵子。
蔡塞夫害怕了，他慌忙离开，在码头那边等到使馆开门，外交官们来上班了。
刚要到10点钟时，第一批英国人出现了。他们坐轿车来的。轿车在“进口”前
停了下来，可以看出他们每个人的到来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大门缓缓地被打开，车
进去后又滑行关上。
莱塞夫在码头的下端观察着大楼门口的动静。他想接近那些车辆，但发现所有
的车窗都关着，而且在咫尺之外就有民兵把守。车内的人以为他是那种请援的人，
所以全部关闭了车窗。如果他被捕了，警察将会查清他的问题，而且将告诉阿科波
夫。
里昂纳德·莱塞夫不习惯处理这么复杂的问题。他感到迷茫，但他主意已定。
他只想将那份文件送给拥有那个滑稽国旗的国家里的人。因此，在那个漫长、炎热
的上午，他一直在观察着，等待着。
1983年，奈洛比像所有的苏联外交官一样，尼古拉·图尔金外汇来源非常有限，
包括肯尼亚的货币。
诸如朱鹭烤肉店、艾伦小酒馆和肉食店的消费，对他来说是显得有些奢侈。他
便去了基马济街上的新斯坦利酒店的露天荆棘树咖啡馆，在一棵古老的阿拉伯大橡
胶树不远的花园里要了张桌子，点了份伏特加酒和一份啤酒。他喝着这些清淡饮料，
坐在那里陷入了绝望的沉思。
30分钟之后，一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男人手里提着半瓶已经在酒吧喝了一半的
啤酒瓶离开了凳子，漫步向他走来。图尔金听到有人用英语说：“喂，振作起来，
也许它永远不会发生。”
俄罗斯人抬起头来。他几乎认出来是个美国人。是他们使馆里的人。图尔金在
克格勃第一总局反间谍活动处工作。他的任务不仅是监视所有的外交官并保护当地
克格勃军事活动避免外方渗透，而且还必须处处留心寻找一名有可能被克格勃招募
的西方人。正因为如此，他可以自由地混在其他外交家人群里，包括西方人，这一
自由是俄罗斯“普通”工作人员所无法得到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从他的自由活动和接触活动中怀疑到了他的真实身份，已将他
列入了档案，但还没有抓到什么把柄。这个人是苏联政体的一个忠实的儿子。
图尔金站在他的角度也怀疑这个美国人很可能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但是他们的
人曾告诉他，所有的美国外交官都很有可能来自中央情报局，这种夸大的幻觉在防
范时，常起到误导的作用。
这个美国人坐了下来，伸出了一只手与他握手。“我叫贾森·蒙克。你是尼古
拉·图尔金，对吗？上个星期在英国花园的宴会上见到过你。你好像刚在格陵兰就
职。”
图尔金打量着这个美国人。他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挂在前额，笑容满面。从他
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诡计，也许他不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他似乎是那种可以亲近的人。
要是换个时间，尼古拉·图尔金会根据数年的受训经验对他保持一种彬彬有礼但并
非投入的态度。现在并非将来。他需要有个谈心的人。他开始向他倾吐肺腑之言。
美国人很关心并富有同情心。他在一块啤酒垫布上用笔记下了惠特莫尔氏病。天黑
很久之后他们才分手。俄罗斯人回到他那戒备森严的大院里去；蒙克回到了他的在
哈里图库路的公寓里。
西莉亚·斯通26岁，她身材苗条，皮肤稍黑一点，人长得却很漂亮。她是英国
驻莫斯科大使馆新闻专员的助手。两年前她从剑桥大学的格顿学院俄语系毕业，被
招聘到外事办公室工作，这是她第一次在国外任职。她也很喜欢享受人生。
7 月6 日的那一天，她从大使馆的前大门出来，粗略地扫了一眼轿车停车场。
她的小型越野车就停在那里。
在大使馆院里，她可以看见由于那堵钢墙的阻拦蔡塞夫所看不到的东西。她爬
上第五个台阶，向下的台阶通往沥青停车场，那里被整齐的草坪、小树、灌木和花
坛所点缀，景色很美。她从钢墙的上方放眼展望，看到河那边克里姆林宫的高耸建
筑，它清淡典雅，呈储色和乳白色，各个大教堂的圆屋顶都闪闪发光，映射在不远
的红墙上，整个克里姆林宫被雉状的红墙环绕。景色壮观极了！
在她的两边，有两个斜坡通到使馆大门口，大使的车可以开进去。级别低一些
的人，只能把车停在坡下，然后步行进去。曾经有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因当时下着
瓢泼大雨而斗胆违反规定将他的大众牌小汽车开到了坡上，将车停在下面的门廊里，
从而影响了他的前途。几分钟之后，大使的车到了，但大使发现路被堵上了，他不
得不在坡下下了车，徒步进了使馆。他挤过人群时，感到心里很不舒服。
西莉亚·斯通下了台阶，朝守门人点了点头，上了她那辆鲜红色的越野车，开
始发动车。她将车开到“出口”的门口，等大钢门徐徐滑开后开了出去。她将车开
到索菲斯卡亚码头，然后左转弯向着石桥方向驶去。她已与一名来自塞沃德恩亚的
记者约好，准备一起吃午饭。她没有注意到有一名衣衫破旧的老人正紧随在她的身
后。她也没意识到那天上午，她的车是第一个离开使馆的。
石桥是一座最老的永久性跨河桥梁。过去常使用浮桥，春天，桥被架起来，冬
天当河水冻冰能过汽车时，桥就又被拆了。
这座石桥不仅横跨河流，而且还横穿索菲斯卡亚码头。如果要开车去码头，司
机必须向左拐，走约100 码的距离，再转一个U 型弯，才能从桥上渐渐滑下坡来，
到达公路上。但行人可以通过台阶从码头直接上到桥上。“兔子”就是这样走的。
他刚到石桥的人行道上，红色越野车就开过来了。他挥手招呼停车，但车内的女人
惊奇地看了他一眼，继续开走了。蔡塞夫开始毫无希望地跟着车跑。他看见车从桥
的北面半左转进入了博罗维茨基广场繁忙的交通潮流中。
西莉亚·斯通的目的地是大兹纳缅卡大街上的一家玫瑰酒店。这家酒店不是俄
罗斯人而是爱尔兰人开的，是爱尔兰大使在新年除夕喜欢去的地方，假如他能够从
外交宴会脱身的话。
她毫不费劲就找到了停车的位置，因为越来越少的俄国人能够买得起车或汽油。
她把车停在角落里，然后走回去。像往常一样，每当看见那些特征明显的外国人接
近饭店时，讨饭的人会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将外国人团团围住索要食品。
在她就职之前，伦敦外事办的领导已向这位年轻的外交官有过交代，但现实还
是令她十分吃惊。她曾见过伦敦地铁中和纽约陋巷中的乞丐，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
层的贫民是在那里栖身的。但是，这些人主要是职业乞丐，他们可以在不远的地方
得到慈善救助。
而在莫斯科——这个遭受了巨大灾荒的国家首都，伸手要钱或要饭的可怜人曾
经（前不久）是农民、士兵、职员和店主。这使她想起电视里播放的记录第三世界
国家情况的记录片。
玫瑰酒店高大的门口，仆役瓦季姆在几码外就看见了她，朝她跑过来，嘴里粗
鲁地吆喝着让其他几个俄国人闪开，以便让这位能给他的饭店老板带来重要硬通货
的客人平安进店。
西莉亚看不惯这种蔑视自己同胞而讨好外国人的谦卑行为，她想说些什么，但
瓦季姆将他强壮的长胳膊挡在她和伸出的一排手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