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真故事-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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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些“解释”，以之作为“根据”。他做的不是这种形而上学的东西。他又能在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上，知所取舍，有所发明，有所前进。他的个别论述，有时似略感过于简短，还应加细，以取信取服于读者，但其佳处是要言不烦，简而得要，废文赘句，空套浮辞，不入笔端。
为学贵有识。梁归智同志的许多优长之点的根本是有识。有识，他才能认定这个题目而全面研讨。
这是他着手红学的第一个成绩。在他来说，必不以此自满，今后定会有更多的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我的私颂。
这篇短序，挥汗走笔，一气呵成，略无停顿。虽不能佳，也只好以之塞责了，它只是替《探佚》说明：这不是什么“本”上之“末”，“节”外之“枝”，正是根干。
一九八一年七月廿四日
酉中。周汝昌
君书动我心——王湘浩《红楼梦新探》简评
＇题诗＇谁解其中味？君书动我心。同时不相识，字字惜千金。
我艰难地坚持读完了王湘浩教授的《红楼梦新探》，不禁万感中来，悲喜交集，心中实难平静。
这册书部头不大，编收论文只有六篇，正文不过108页，然而在近年红学专著中，这是我所见的一部令我心折的、学术品格很高、思力识力很深的著作。它的问世，意义之重大，必将逐步为学术文化界认识与评价。
为什么重大？就我浅见，略陈数端——
第一，著者王湘浩为何如人？他是一位卓越的自然科学家：代数学、电脑学专家、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学位评委。他曾推翻了格伦瓦尔定理，使世界数学家为之震动（因为那定理是有理单纯代数理论的基础）。这样的学者，与一般“红学家”显然不尽相同，由他来研《红》论《红》、便令人刮目相视。
第二，从红学分支专科来看此书的内容性质，应归属于探佚学的大范围，固为著者集中精力来探索的，是雪芹原书80回后佚稿的情况：最重要的人物与最关键的事件的真相和本旨。这种探索，通常也被人目为“考证派”，并且是颇有微词的；但王湘浩先生的书，却完全可以使轻视考证探佚者不敢那么浅薄看事，起 码要重新估量一番，这样品级的科学家所作的这样的“考证”工作，其间是否并无重要道理与意义可言？这个现象说明了一个如何值得深思而细体的问题？——这显然不是一个琐末细节的“看小说”的“闲情逸致”问题，而是一个关系着中华文化上的巨大高深的灵智问题，也是对于是非真妄的思辨、观照、领悟、升华的精神世界与文化造诣的验证问题。
第三，王先生不但深明雪芹独特的天才笔法匠心，而且以超越常人的思力悟力推论了与这些笔法匠心相为呼应的80回后的情节变化发展，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量。换言之，他不但有一双“巨眼”，而且更有一颗灵心，一根慧性。在六篇文 章中，他对原书后半部分的重要人物的作用和情节结构的机括，都作出了令人惊喜的推断与组联，在许多疑难问题上使困境疑团豁然开朗，有高屋建瓴、迎刃破竹之快。如对史湘云、巧姐、薛宝琴、邢岫烟、李纨等女主角的命运遭际与结局，对柳湘莲、薛蟠、卫若兰以及贾兰、贾菌、雨村等男角色的种种作为及事态，他的推想皆能令读者耳目一新，柴塞俱启。他甚至能一手提出了80回后贾、薛两门全部沧桑巨变的大脉络、大轮廓。而这些之中很多要点是以前的研究者所未能识破悟透的关键难题。
第四，若仅从上面所述的成就来说，对于红学研究上的贡献已是十分巨大的 了；但我认为此书的重要价值还要从更高层次来审辨评估。著者最了不起的功绩是：——
（甲）他敢于违世俗而讲实话；
（乙）他敢于犯权威而护真理；
（丙）他敢于硬翻历来评论的“铁”案，为书中人物鸣不平，反定谳；（丁）他直言不讳地为雪芹本旨所受的歪曲雪洗污浊，扫荡烟埃，使《石头记》原本精神意旨境界，得以大白于天下。
王先生的书，外形上是以探佚学为主，他的论证方法是极其尊重雪芹的笔法（伏线、暗示）与脂砚的批语（透露、点醒），以此二者为坚实的根据，从纷繁的结构关系中一步一步地推出他的见解以至结论，所以他先事征引书文是不厌其烦的 ——然而还有 行 夹议的一面。在这后者一面上，他却与征引详尽的写法相反：总是只用微言以申大义，点到为止，要言不烦，“惜墨如金”。这大约一则是他执笔时的客观条件使他不愿多发议论，避免纠葛唇舌，二则他毕竟是以一位自然科学家的精神来从事文史哲方面的研著，严于求实，而不肯多作空论。
但是正因如此，有些读者会是只知瞩盱“探佚”情节故事的新奇而忽视了著者着语不多而意义深远的评议之词，所以我在此短介中特别强调此一要点，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
例如，他对湘云、宝钗，光明磊落地为之辩护——违反那相沿的批判她们的 劝人读书、讥为“封建卫道者”的眼光。这一类是容易看明白的。还有另一类，他的言辞就十分委婉含蓄了——我试为之归结起来，大略有以下几点，他的观点是鲜明不讳的，但他的文辞确实是有意地不露圭角锋棱了。这几点是：（1）他看出雪芹著书，其性质与一般小说不同，有其很大的特殊性；虽不与“历史”等同，却须用对“历史”的考研方法研治它。他强调事物的特殊性，不能一般化。（2）雪芹著书宗旨是写“诸芳”，为她们作书，写那一批不可使之一并泯灭的众多女子＇汝昌按：亦即“千红一哭（窟），万艳同悲（杯）”之总义＇。而程高伪续“却只写了一个黛玉”＇汝昌按：还作了最严重的歪曲＇；他风趣幽默地讥评高续说：“（别的女子）却果然都‘一并泯灭’了！”＇汝昌按：而至今仍有奉伪续为至宝者，愿他们能读读此书，或有教益。＇（3）他不认为雪芹著书是“色空观念”出世思想，宝玉虽曾“悬崖撒手”，终于不顾世论之反对诽谤而与湘云重为聚合。（4）他指出雪芹之书包涵了他自己的身世与思想＇汝昌按：其实这也就是婉言“自传说”并不荒谬。＇王先生文辞婉约，义理鲜明。（5）雪芹之作书，并不是要写一部“悲剧”或“喜剧”，只是要写一部《红楼梦》。这就是说，要想真正理解他的书，不超脱了一般“悲剧”“喜剧”这种模式概念，是永远跳不出常套认识的，一经将它纳入一个通常的文学概念框子中，就会迷失了它的真面与本文。（6）他强调指明，假设是学术离不开的思维方法，自然科学领域中，先立假设、后经证实的例子是多得很的。＇汝昌按：假设貌似“猜想”，其实研究者能达到一个你能够提出的假设，实际上已是他积累了很多研究之后的“初步结论”——只是还需多求佐证印证就是了，不能一味轻视它讥讽它。＇
以上这些，著者在执笔的当时，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勇敢表达的真实意见。我对此书，十分赞佩，整体肯定——必欲吹求，则白璧微瑕，是在首篇论湘 云的文章最后引了涉及伪造雪芹资料的两首绝句，虽其意旨是为了说明雪芹的为人与精神境界，但无形中也给伪资料扩大了影响。建议异日重版，将此几行字删去为佳，无使留有微憾。其余一二琐屑，不必详说。
我在开头说“万感中来，悲喜交集”，此为何义？盖我与王湘浩先生生于同世，却悭于一面之缘＇注＇；此刻得读他的文集，他已作古人。从他令爱的来信得知，他到北京来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会，知我也在全国政协开会，特意带来资料、文稿欲与我共同商讨探佚大事，而因电话未通，竟尔失去了这一极为重要的机会！ 王先生此书仅仅是偶存的遗著之一部分，他原有一个宏伟的探佚（复原）的重大计划；他既未属稿，我未能面聆其高见，相互切磋，这真是平生中最大的一桩不幸和恨事！我的万感与悲喜，又怎能在此短评中尽情申述呢？
王湘浩先生已经逝世，这个损失太大了，实在太大了！
甲戌五月中浣写记于燕京东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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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王先生曾寄与我已然发表的论湘云—文，后又将解宝琴十首诗谜文稿寄来，嘱代点定一处字句，由我代投期刊发表。以后遂联系中断。如今是由其令爱 王坤健女士寄书，方得拜读。王先生也引及了拙文，但我后来的不少篇有关论文，他似乎未及见到，这也影响了我们两人对许多问题的深入讨论。
致刘心武先生
心武作家学友：
谢谢你11月22日的信札，《太原日报》发表后寄与了我。循诵惠笺，也还是欣慨交加。我们为什么要写文写信？不是个人私交琐务，是为了中华文化上的一件大事。我们的这种简札，形似闲情漫话，实际上是涉及着许多文化文艺的根本课题。若认真讨究起来，那是“著书”的事业，而绝非一两封信所能胜任包容了。此刻在你来信的鼓舞下，姑且再简叙几句。
第一是你提出了对高续后40回“极端”不极端的问题。这里面，根本原则是坚决打假，不能折衷主义，我们两人已有了“共同语言”。我十分高兴，端由于你的这一卓识与明断。在真假大总题下，还有三种性质不同的内涵搅在一起，这就是：一、伪续的动机、目的、背景一题；二、思想本质一题；三、文笔品格一题。
一、高鹗、程伟元何许人？他们炮制出“全本”，竟能由宫内武英殿修书处（为印造《四库全书》而大加改进扩充的皇家“出版社”）以木活字印行？这事实已由乾隆时俄国第10届来华教团团长（汉学家）卡缅斯基的记录昭示确凿。伪续“全本”是政治事件，是处心积虑地破坏原著，官方授意并予出版，还不清楚吗？为这样的一大假冒，一大骗局，我们是痛打，还是为之辩护加喝彩？
二、程高伪续的思想本质是不折不扣地为封建统治利益服务，硬把雪芹的《石头记》变成“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惩劝”书：让宝玉学八股、中举，娶妻生子，光宗耀祖续香烟，完成一切做“忠臣孝子”的基本任务后，随二位“大仙”去成佛作祖了——也就是为了“一子得道，九族升天”。
众女儿呢？千红莫哭，万艳休悲，黛玉“彻悟”了，“断”了“痴情”，临断气还骂宝玉负义缺德！鸳鸯成了贾门的贞烈忠孝“殉主”榜样。骂袭人是个愿“嫁二夫”的坏女人，没有品节（实际在雪芹原书她是为了保护宝玉、被迫去做奴做“贱”，自我牺牲的不幸者）……
高鹗向200年来读者灌输的究竟是什么思想？目下有些专家教授还不太明白，而且说高鹗才是真正“伟大”的。
你看，咱们文化界的事奇乎不奇乎？
三、文笔的高下美丑，这问题在我看来更麻烦，因为这不是靠考证、说理、辨析……等手段可以“摆”清的。我们中华文事，历来最重的就是这个“手笔”高下的大分际。这得靠深厚的文化教养、文学修养而培育成自己的审辨能力——其实也还有个天资敏钝的因素在起着重要作用。我的“红友”中，不止一位明白表示：他从学术上肯定主张表示，后40回是假无疑，不能赞颂，但他们承认，对后40回的文笔之不行，是“不敏感”的！
我听了，暗叹“这可罢了！”有办法让他“敏感”起来吗？我可真难住了。事实上，更多的人是向我说：一打开第81回，立时就觉得“那味儿全不对了！”更甚者是说：“我简直受不了。读这种文字是折磨人！”
所以，在这第三方面（或层次），这个“仁智”之分，要想“民主表决”，那得“多数票”的是谁，曹耶高耶？正是个“不可知”（或许该说“可知”吧）之数了。
你提出也许后40回内，可能偶存原著的一鳞半爪，片言只字，可资研寻。这倒是值得讨论的一个好课题。但拙意终以为，纵使有之，也不会是“原封不动”地“纳入”，而是要经过一番“反炮制”。比如，“抄家”一节，伪续也“包容” 了，可是这“抄”已与原书之“抄”大大相反，不但备受“关照”维持，而且根本未伤毫毛，赐还了一切，还又“沐”了更大的“皇恩”！
所以我说，若欲寻其“偶存”，也必须从反面着眼着手，不然也会上他的大当。
你为少年经营一部“浓缩”“快餐”本，太好了。年纪小，文化浅，人生阅历太少，看雪芹的书是很难“得味”的，但一步一步适当地引导、指路，还是一种功德。你把“曹雪芹、高鹗著”这个大怪署名式坚决打得它不再现形，不禁称快，浮一大白！多年来，就那么“题”呢，活象“乾隆老佛爷”找雪芹、高鹗， 组了一个“写作班子”，他两位大作家“亲密合作”，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奇迹”。
感谢你的“正名”的措施，这也是一种正义的行动。
我现时也正写一部小书，暂名为《红楼梦的真故事》，专门讲述80回后原著的重要人物情节。这也是一种探佚学的形式，不是“仿作”“续书”的小说，但写着写着，不由己地夹入了一点滴“文学性”，也很有趣。
拙文《探佚与打假》中有一处提到最早我是与胡适争版本才引起决意治红学的，他虽得了《甲戌本》，但还是心喜《程乙本》，就争起来了。文内那处缺了一个“与”字，以致文义不明了。
再谈，祝你笔健文荣！
周汝昌 甲戌大雪节日
历史的“逆证”——鄂昌、胡中藻文字狱与《红楼梦》传说的关系
中华文化既是气象万千，又是奇姿妙趣。例如，我们有时可以用“逆证”法而探知历史上久经迷失、极难考究的重要课题的真相大致若何。因此，对于雪芹撰著小说的若干历史情状，也可以运用此法来窥测一二。
什么叫做“逆证”法？我指的是：一个晚出的、明知其不确的、但流传甚久的说法，却可以“掉转来”证明早先的真正的历史实际。此法既“逆”又“反”，所起来未必受人尊重，却实在是一条不容轻忽的道理。
我举的例子是一桩“早著盛名”的文字狱与雪芹其人其书的一种微妙的关系，能给人以很新的思索线路与很多的文化营卫。
这桩文字狱发生在乾隆二十年（1756年）。可是我们却须溯源于雍正阴谋夺位这件丑闻上去。用兵力帮助雍正“成功”的是年羹尧与隆科多，但雍正把他们都铲除了，单单感谢一人：张廷玉。张廷玉最了不起的“功劳”是亲手修纂康熙《圣祖实录》时将雍正如何阴谋夺位的一切破 痕迹都消灭了，把史实作了最大的歪曲篡改。（这种歪曲篡改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四库全书》和《红楼梦》的“对策”上去）雍正因此格外青眼，要把张廷玉日后“配享太庙”——唯一的汉人进入满人祖庙的特大荣宠。
雍正安排妥善，特以“四子”弘历嗣位，而以张廷玉与鄂尔泰为“扶保幼主”的两个主要辅政大臣。
鄂尔泰，满洲人，姓西林觉罗氏。原系内务府籍（奴籍），后因位居极品，官书正史讳言内务府出身：又因身后遭谴，贬旗降入镶蓝旗（八旗之最末旗）＇注一＇。鄂尔泰为人正直，在内务府时不肯去迎合雍正（那时还是皇子），反而受到雍正的佩服与信任。他在雍正手下也并无丧品败德的恶迹，倒是很受人尊敬。
两位辅政大臣，人品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