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反革命”。我是来陪他的。我是想叫他看见我便感到不孤单，我在和他一起承受……在批斗会上，轰轰烈烈的叫喊一声儿也听不进耳朵，心里乱成一团。批斗结束后，我被作协造反团叫到另一间屋谈话，他们还把我同班同学叫来，要给我做工作。我下定决心一句话不说。
就在这时，忽听外边走廊人声嘈杂，脚步很乱，好像突然发生什么事。我脑子下意识响起一个声音：“坏了！跳楼！”不由自主猛地从沙发跳起来要夺门而出。马上几个人堵在门口不叫我出去。谁也没告诉我什么事，我像断然什么都知道了，木头一样戳着不动，大约二十分钟后，会议室那边批斗会又开始，却变成一种声讨会了。阵阵加剧的呼口号声竟然变得忽高忽低，忽远忽近，一会儿如雷炸脑，一会儿隐隐约约很遥远，这时我已经没感觉了，麻木了，脑子完全停顿，不会哭，不会笑，什么也不会。
只见进来一帮人围着我说话，谁也不直说，作协那些人多鬼，谁都怕把我刺激疯了担责任，绕着弯于做开导工作。我毫无反应，只见许多双眼直对着我，许多嘴巴在动。恐怕这是人将死时的一种感觉吧。
当天他们不叫我回家，把我弄到一位老作家的爱人家里。这女人和老作家划清界限，家里只有她和一个女儿，作家协会还加派一个女干部陪我，大概怕我出事。其实我不会出事，因为我像傻子一样已经什么都不懂了。不会思维，不知道时间，连他死没死的概念也没有，恍惚只觉得自己是个动一动都很困难的肉体。
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摔得血肉模糊，许多骨头都断了，很惨。他出身好，政治上一直受优待，受不了这种歧视和委屈，尤其是自尊心承受不了，只有走自杀这条路了。作协打电报叫他哥哥来处理后事，他哥哥却不想见他尸体，怕受不了。丧事处理完，已经半个月过去，他哥哥来看我。
那天的感觉异常奇特。我正浑浑沌沌之中，一见大哥，好像突然受到一种刺激，半个月的恍惚一扫而光，一切细节都清清楚楚地一齐涌来，我异常清醒，非凡地明白，死而复生，感觉很振奋那样，却一下子扑上去抱着大哥大哭、我明明白白，他确实没有了。
大哥好像瘦多了、皮包骨头，眼睛显得大大的，眼泪哗哗流，眼神和他一样。忽然我感觉他留给我的种种眼神唰唰地往大哥的眼睛上重叠，这一瞬间，我没疯了就算福气；当然，我要是真疯了就不见得再经受以后那些罪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把家拆了，家具物品、锅盆碗筷，所有东西全廉价卖掉。他是反革命畏罪自杀，没有丧葬费，大哥靠工分吃饭，也没有返回去的路费。我分给哥一半钱，挥泪而别。我当时急渴渴只想摆脱，摆脱北京，摆脱他死的地方，摆脱这一切，摆脱得愈干净利索愈快愈好。这就背起行李卷儿，子然一身，去往一无所知的燕北。
下部分：崇拜的回报
十
生活给我的第一个教训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我到达大同的燕北专署报到后，知道自己是分配到山阴县第一中学教书，立刻对管分配的一位处长说：“我发生了一些事，不能当老师。”跟着我就把这些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也是我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瞒骗组织，只有对组织说清自己才感到轻松坦然。我上午说过，下午就觉得空气凝固了。来到燕北报到的各地大学生都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我。有的扭过脸嘁嘁嚓嚓议论，我感到一种威胁压来，低头回到招待所。同屋一个30多岁挺爽快的当地女人问我：“你爱人死了？” 我惊奇地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中午时专署那位处长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学生都召集起来，说我是个危险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动。他把我向组织汇报的话全兜出来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床上仰面瞧着屋顶，饭也不吃，心想我这辈子全完了，我才21岁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处长谈谈，一出招待所大门，一个小姑娘就朝我尖声叫：“反革命！反革命！小寡妇！小寡妇！”
这就促使我对燕北专署不辞而别。我脑袋一热买票去到西安姐姐家。一见到姐姐那张标准的党员面孔就懊悔不该来。我只说山西武斗没处报到，便来看她。姐姐天天上班，我就在街头漫无目的地乱走一气，直到把身上钱花光，茫茫站在西安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心想哪里是我的去处？四川父母那里，不行，父亲是石油工程师，也在挨整，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再加给他们。我耳边忽然响起他大哥离开北京时说过的一句话：
“你要是实在受不住时就来吧，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我便卖掉身上惟一值钱的手表，换了70元，买张去南通的车票。在火车站我给姐姐写封信，把我的一切遭遇装在信封寄给她。
过后姐姐写信说，她看见信哭了一夜，怨怪我把最需要安慰的机会没有给她……
十一
我到达大哥家时，他母亲正住在那里，听说我来了，从屋里跑出来，长长瘦瘦的老太太，飘着满头白发，一双小脚迈着很大的步子，跑得太急，忽然绊倒，摔了一身土。我扑过去抱住她，娘俩紧抓着对方后背失声痛哭。我们共同失去一个人，但此刻好像失去双倍的亲人啊。
大哥说：“你要愿意在这儿，咱就苦在一块儿吧！”
这样，我便随母亲住到乡下。
一住进曾经生他养他那几间茅草屋，就有种小鸟回巢、游子归家的安定感觉。我想，工资、工作、大学生的待遇全不要了。死也死在这里了。我天天跟随乡亲们干活，锄草耙地收麦子，也不要工分。我和他母亲在一起时，常常有种他并没死的错觉，觉得我就是他，这错觉给我很大的安慰。乡亲们都很亲近。他们模模糊糊知道一些事，但从不问我。我便像在狂风恶浪出生人死地挣扎过后，躺在沙滩晒太阳一样，出奇的宁静，无限的宽解。有时痴望着苏北烟云雨树，水田中淡淡的倒影，大片大片浓得化不开的鲜黄的油菜花，我会幻想出他童年在水牛背上和少年在田埂中玩耍的身影……
这期间，燕北专署发现我失踪，到处打听我，电话打到北京、西安、四川，最后知道我在南通，就一封封信催逼我回去，直到寄来最后通牒。我原想抱定宗旨不去，但不久，农村也搞起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公安六条》下来，我算反革命家属，属于管制对象，情况变得紧急。一天夜里，大哥从公社骑车风风火火跑来说，村干部告诉他：“你弟妹是逃亡的反革命家属，明天早上要斗她，你快转移她吧！”
母亲发火了，她的脸颊直抖说：“他们要把她怎么样？先把我老命要去！”死活不叫我走。
我想，不行！这时候，他两个叔叔都被打成“叛徒”，家里的情况不妙。再说农村斗人很野，动不动乱棒齐下。我又怕回燕北，怕那位处长，怕那些眼神。整个世界都在逼我，我已经没有出路了，便想到死。干脆就找他去吧！最无妨碍的去处，只有死亡。但我决不能死在他家。决心下定，我就说我先回上海暂避一时，母亲才答应。
当夜大哥骑车驮我走，为了怕人瞧见，在漆黑的田野里绕来绕去，天亮才到达南通码头。分手时大哥发现我什么东西都没带，他哪里知道我永诀人间的决心。人本来空手而来，空手而去，什么也不需要的。
我清清爽爽地上了船。
十二
一个人只有要死的时候，才更有求生的欲望。当船行海上，我在滑溜溜的甲板上徘徊，那天天空特别暗，大雾浓得几乎船都钻不出去，看不见远处的海水，只有偶尔看到对方开来的模模糊糊、鸣着船笛的大船影。还有海鸥突然一间就消失在湿漉漉的海雾里……
愈是没有出路，愈想找到一条出路。我甚至憎恨自己惧怕自杀的怯弱。在一阵阵死的念头愈来愈强烈地袭来时，我突然听到船上扩音喇叭播放的样板戏《白毛女》中的一句唱词：“我、不、死！我——要——活！”一个个字吐字特别尖利，特别清晰，猛地刺激了我。我忽然想到，白毛女遭受到那么大屈辱，在深山丛林中吃野果子还要活，我为什么非要死？陡然我浑身都响着这三个字：
“我——要——活！”
虽然我不知自己为什么非活不可，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求生”两个字本身那么大的鼓舞。我冲动，我激昂。我混乱，也茫然，糊里糊涂到上海站了。被人群挤来挤去挤下了船，回到上海，回到了人间。
我这个文革的受难者，反而被样板戏——这个文革文艺怪胎救了，多荒诞！
崇拜吗？这时对于我已经是个很模糊的东西了。
十三
到达大同专署后，作为惩罚，他们把我分配到燕北最穷最苦的一个地方——Ｏ县当教师。
Ｏ县非常封闭。愈封闭，消息传播愈快。我一到那里，我的事在县城几乎家喻户晓。走在街上都有些破衣烂衫的人指指点点议论我。县军管会政工组对我说： “我们已经研究过你的问题，你去了家窑公社教中学。记着，你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许乱说乱动，有事外出必须向我们请假。”我对这种话已不再感到压力，麻木地点头称是。
第二天，我乘坐了家窑供销社一辆拉东西的大车去学校报到。这种大车每两天由丁家窑来一次，送来山民们挖的甜草根和农产品，再带一些可怜巴巴的生活必需品回去。我把行李扔在车上，跳上去。车子一出县城，哎呀，真是美极了的一天。
这地区处在山西和内蒙交界，全是平缓又单调的丘陵。没有路，只有大车轱辘轧过草地的两条浅色的印子。赶车的老汉和我言语不大相通，很少说话，七八十里的路程几乎看不见一个人，有时觉得只有自己和自己。又大，又空，又静，又舒服，脱离人世其实并不寂寞；前头是三匹马和老汉的背影，左右是对我绝无伤害的大自然，长长的草叶刷着大车嚓嚓响得很好听。在车子晃晃悠悠中，我便不自觉唱起歌来，唱完一个再唱一个，把我所有会的歌全唱过来，无忧无虑唱了一路……我尽量什么也不想，享受这一切。真恨不得这条路没完没了，一直走下去，几万里，几十年。
下午五六点钟到达一个山坳里。赶车老汉说到了，我大吃一惊。黑蒙蒙大山影中只有孤零零两排空砖房，周围没有村庄。没等我问，赶车老汉说：“这是学校。” 就把我交给一个又聋又哑的老头。这老头给我拉风箱蒸几个土豆，一碗盐水，便是伙食，然后领我到一间阴冷的小房里叫我住下。既没有校长老师，也没有一个学生，哪里叫学校？我惊愕又惶然，好像进了迷宫。当晚在空山空屋里，我害怕极了，白天脱离人世的快感全没了，我十分需要一个女人。我跑去拍那老头的门，说我要找个女人说话。无论我怎么叫喊，用手比划，但他又聋又哑，只摇手，不懂。
都说地狱十八层，我现在哪一层，是不是到最底下一层了？我整夜心里在叫— —生活啊，你到底还有什么更糟的，先把最糟的叫我尝受行吗？
十四
我住的这里是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占前一排房，只有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一位秘书、一个抓药和送信的通讯员、一个兽医，再一个就是那聋哑伙夫，大都是老头。后一排房是学校，公社准备办个中学，从各村小学招收学生，但当时闹文革，孩子们都无心上学，所以房子全空着。革委会主任说：“你自己到各村去动员吧，动员来一个就教一个，没有学生来你就没事儿。”他见我很为难，便说，“你去胡柴沟找一位联区校长，他姓王，他说咋办就咋办吧。”
我心想找到这位王校长就找到明白人了，跑了20多里山路摸到胡柴沟，一见这位王校长，心里的感觉马上改变。他个子很矮，下巴满是胡茬，两眼凶凶瞪着我，好像对我这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有种透人骨子里的仇恨，先给我一个下马威说：
“你的情况我早听说了。你主要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捎带办一所中学，自己去动员学生。”
除此他二话没有，似乎看我一事无成才好。这么大的公社我怎么去动员学生？幸亏公社秘书热心，撕块纸，拿笔画个草图，我就按这图完全陌生的荒野荒村中像个流浪乞丐，挨个村子串，上门动员。没等我动员来一个学生，县里忽来紧急通知，全县600多教师立刻都集中到县里办学习班，搞清理阶级队伍。灾难又要迎头重来。
十五
清队运动来势凶猛，我大概很难逃过这一关，索性去找县武装部政委，他直接管教育系统的运动。我从头到尾把我的事说一遍。这次不同于在燕北专署那次天真地向组织交心，而是很清楚自己处在任人宰割的境地，反而无所畏惧，索性好歹全兜给他了，要整死我最好快一点。出乎意料地是他眼里流露出这世上难得的同情。我便问他：“我这些事在学习班里该不该谈？”
他说：“这不是你个人问题，可以谈，也可以不谈，但谈不谈都和我们县没直接关系。”
我明白，他不能不这样说，实际上是暗示我可以不说。有这个大人物的态度，我心里轻松多了。但到了学习班如进了绞肉机，我不说那王校长总拿话敲打我，尤其整别人时，打得很凶，故意做给我看，吓我。我想，再不能吃天真和认真的苦头了，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这种穷乡僻壤斗起人来比大城市野蛮得多。有时把县长、县委书记们弄来批斗，用铁丝拴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挂在脖子上，一边斗还一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半个月后在王校长操纵下，矛头明显转向我，气氛紧张得叫我天天犯心跳。一天，大家正在屋里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坐在炕上，王校长突然对我喊一嗓子：“站起来！”
我立刻在炕上站起来。
王校长说：“你敢站得这么高，好大胆，比墙上的毛主席还高！”
我从炕上跳下来，顶他一句：“是你叫我站起来的！”二一
王校长一脚把我踢到门口。不知为什么，我马上想窜出门跑去找那政委，好像那政委是我的保护人。王校长一把抓住我说，“你想跑？”这就要大开杀戒了。
我不知打哪儿来的勇气，说：“咱们的最高领导不是武装部政委吗？好，你去问他，他叫我说，我就说！”没想到这一来，他怔住了。他们不摸底，其实我更不摸底，谁知政委会不会保我。我只和他见过一面，他不过流露过一点同情，说几句模棱两可的话。那时代同情是种多么软弱和不可靠的东西啊。我的命运全押在政委手里了。
他们到县武装部去问。我更没想到政委对他们说：“她的材料没来，能搞出什么事。”居然把我保住了。后来学习班里一些没问题的大学生被派下去劳动，政委也叫我去，这便使我意外地从一个滚滚而来的巨轮下逃脱出来。我当时对这位好心政委抱着无限感恩之情，把他当做天下第一好人，哪里知道他另有目的呢。
十六
我回到丁家窑公社后，天天奔走于荒山野岭中各个村子间，去动员学生来上学。一个小小女子在旷野独行，既怕人又怕见不到人，见到人怕是坏人，见不到人怕迷路。有一次我竟糊里糊涂从山西一直走到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