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64-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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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导致殖民政府神经相当紧张，最后迫使三菱制纸会社不得不做出所谓“大幅让步”，答允给予原住居民竹林利用权，在以后的事业发展中也多雇佣当地人，竹林贩卖价格大幅度降低，达成显著的效果。
（2）反对放领官地。通过土地调查及林野调查而被日本殖民者收夺为官有的土地，作为政策性措施，台湾总督府将一部分土地放领给日本人退休官吏，一方面培植在台日本人的势力，另方面借以安慰遭裁撤官吏的情绪。据1926年的统计，放领给退休官吏的土地有370件，面积达3886甲，人均面积105甲，这些土地名为官地，但当地农民世代利用该土地、与其渊源甚深，与日本退休官吏之间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又因为是由外来的殖民地官吏强占，故极易引发民族的义愤。反对官地放领的浪潮，以中南部较为激烈，台中州大甲郡大肚庄有485甲土地放领给6名日本退休官吏，牵涉其中的73位农民派代表向农民组合简吉、赵港求援，并组织大甲农民组合，阻止对土地的丈量，发动壮丁团全体辞职、公学校罢课三天，最终迫使日人退休官吏将土地转卖给台湾人经营，在延阻官地放领进程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其余较具影响力的还有云林、凤山等地的抗争活动。
（3）针对制糖会社的抗争。糖业是台湾殖民地经济的主干，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支持下，制糖会社强制以低价购买农民的土地，压低甘蔗收买价格，并通过资金预贷及肥料、水利灌溉等手段对原料采取区内的蔗农进行控制和盘剥，这种严重损害台湾农民利益的行为不能不激起强烈的反抗浪潮。在土地收购方面，即使是名为现金收购的农民土地，也大多是在动用警察的力量下逼迫进行的，据记载：“官僚与会社想出来的名目，是廉价收买耕地，自己经营农场，不过，耕地的所有主不肯廉价出卖，那是一定的。在此情形之下，发生作用的，都是警察官吏，警察时用传票，召集耕地所有主，对于不肯出卖者，不惜予以体罚或拘留。这种悲剧之尤甚者，是1909年台湾溪州林本源制糖会社的土地收购事件（中略）。这一收购事件发生的时候，据说恐怕有些地主藉口未带图章，乃在现场临时开设办事处，处理事务。”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13页。1909年的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强制购买西螺、浊水溪间土地约3000甲，几乎酿成农民暴动。在收购甘蔗原料方面，1924年，明治制糖、盐水港制糖、大日本制糖及凤山制糖原料区域内的蔗农纷纷起来要求提高甘蔗收购价格，与日本资本家及警察发生冲突。另据1925年的统计，针对制糖会社的抗争即达12起，参与者5290人，区域集中于台南、台中、高雄等地。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民族革命运动》，未来社，东京，1978，第133页。此一抗争以二林事件最具代表性。1923年以来，二林、大城等庄蔗农因甘蔗原料收购价格偏低一直与林本源制糖会社交涉。1925年，蔗农进一步提出制定甘蔗收购最低限价、双方合议收购价格等要求，上呈台中州及总督府当局。当年6月，二林蔗农组合成立，拥有会员400余人。文化协会也派遣干部下乡开办文化讲演会，进行启蒙宣传，二林蔗农组合召开的蔗农大会还提出了系统的维护蔗农利益的要求。但是，会社方面对此却置之不理，却招来大批警察，自行雇工收割甘蔗，由此激起暴力冲突，造成多人受伤。殖民当局对蔗农大肆镇压，被捕者达93人，其中31人被判有罪。在法庭上，二林蔗农领袖、文化协会理事李应章声言此次运动是蔗农争取“人格的解放”。二林事件尽管在甘蔗收购价格上未能取得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但它标志着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五部分农工运动及台湾共产党（2）
（4）台湾农民组合。1923年后，台湾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打击了在台日本资本家和部分土著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引起了殖民当局的强力镇压，分散的、自发的农民运动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台湾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1926年6月，台湾农民组合正式成立，简吉任中央委员长。至1928年底，组合已拥有18个支部，15000余名成员。台湾农民组合纲领提出：提高农民知识水平、发扬互助友爱精神、以合法手段达到目标；体现出以稳健、合法方式谋求农民利益的指导思想。然而，随着岛内民族运动中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日益扩大，农民组合领导人的思想进一步向马列主义及革命路线倾斜，简吉在《台湾民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我们须提高我们的阶级意识，而结成广大的坚固的团结，而进攻呀！大家赶快起来斗争而获得我们的生存权。”《台湾民报》昭和2年7月22日。1927年文化协会分裂后，新文协与农民组合联系更为紧密，台湾共产党也逐渐掌控了组合的主导权，农民组合第一次全岛代表大会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变革理论为探照灯，引领我们前进”《台湾民报》昭和3年1月8日。。1928年12月的第二次台湾农民组合全岛大会发表的大会宣言号召全岛工农大众团结起来，拥护苏维埃，打倒国际帝国主义，表现为革命和战斗色彩。在农民组合的领导下，1927～1928年间，发生了420多起农民抗争，其中以中坜、麻豆、大甲、凤山等地最为活跃。
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浪潮，日本殖民者加大了镇压的力度，1929年2月12日，总督府突然实施全岛大搜捕，大肆破坏各地的农民组合，拘押300余人，简吉、侯朝宗等12人被捕入狱，农民组合陷于低潮。1930年代之后，台湾农民组合实际上成为台湾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31年5月，台共决定在台湾实施工农暴动，在大湖、永和山等地对部分组合成员进行秘密训练。不幸计划被日本殖民者侦知，1932年3月，日警逮捕了刘双鼎等92人，其中3人被拷打致死，34人被判徒刑。参阅韩嘉玲《简吉与台湾农民组合》，收入《台湾史研究会论文集》（第二集），台北，1990。
日据时期的台湾农民运动，其针对的目标，既有日本资本及殖民主义当局，不可避免的也有土著地主资产阶级，譬如针对林本源、陈中和等大地主和糖业资本，还有遍布各地的租佃争议等等；但由于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农业经济领域居主导地位，以及蔗农与日本糖业资本间矛盾斗争的突出和尖锐，台湾农民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日本资本和日本殖民当局，从而赋予了斗争以浓厚的民族斗争色彩，它与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运动相呼应，共同汇成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洪流。
工人运动台湾近代产业工人队伍的出现，是在日据之后。随着日本资本的涌入，制造业、运输业、矿业，尤其是食品加工业中产业工人队伍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土著资本在工业领域投资亦逐渐形成，其下的工人队伍渐次壮大。据统计，1930年全台工人人数为577752人，其中制造业87351人，占151％；矿工19562人，占33％；运输业48862人，占84％；短期雇工421976人，占733％。以民族分类看，日本人占3％，台湾人占93％，其余为大陆劳工、高山族和外国人。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7，第832～833页。
台湾工人阶级身受日本资本、台湾土著资本的双重压迫，处境不佳。台湾工厂的大多数为雇工不满15人的小规模工厂，其数量占工厂总数的77％，并且半数以上的工厂不使用动力。在日资企业里，工人动辄遭到日人资本家和工头的斥责，山川均就曾指出：“企业家是日本人的场合（许多新设的制造业，就是这样），企业家常怀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心理和态度，以对待劳工：是在进行一种不可形容的虐待。”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60、63～64页。台湾工人的工资与同一工种的日本工人相比，要低得多。据1920年代初的调查统计，台湾本地工人平均工资只有日本工人的一半左右，譬如货车夫日人日工资25元，台湾人仅1元；排印工日人22元，台湾人1元；渔夫日人25元，台湾人12元。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63～64页。身受压迫剥削的台湾工人阶级富有革命性和战斗性，不过由于台湾工人阶级历史较短，其成员又大多出生农民，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在斗争失败的时候回流农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斗争的彻底性。
台湾近代产业工人组织形成于1919年，该年台北印刷工人结成具有近代工会性质的台北印刷从业员组合。1920年代后，在祖国大陆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在台大陆劳工于1923年成立台北华侨洋服工友会等多个工会组织，并带动和影响了台湾近代工人运动的兴起。随后，台湾文化协会和台湾民族党也积极介入工人运动，起到了一定的领导作用。据统计，1921～1931年间，劳资争议计有513件，参加人数36280人。台湾的工人运动，斗争的目标集中指向日本资本家，在所有的劳动争议里，针对日本资本家的约占60％以上。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7，第835页。文化协会原先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文化协会分裂后，新文协的连温卿、王敏川等在1927年4月组建了台湾机械工友协会，会员有300余人。为抗议资本家无端开除工人，高雄铁工所的罢工就是新文协指导下最具规模的工人运动，当时有台北、台南、高雄各地21家工厂工人同时举行同情罢工，并且还得到了农民组合的支持。文协指导下的工人运动较有影响的还有日华纺织会社台北办事处罢工、嘉义营林所和阿里山出张所罢工等，仅1928年就有23起。但是，文化协会内部在有关工人运动纲领、工会组织及名称等诸问题上意见不一，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加上文协组织不久因新竹事件、台南墓地事件遭到严重破坏，台湾工人运动的主导权逐渐转移到了民众党的手中。
第五部分农工运动及台湾共产党（3）
相对文化协会而言，民众党的工人政策更加积极，其领导人蒋渭水对工人运动十分重视，民众党提出要实施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认为“殖民地的劳动阶级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急先锋——前卫队”简炯仁：《台湾民众党》，稻乡出版社，台北，1991，第158页。。因此，民众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更具组织性和斗争能力，规模和影响也要大得多。其影响下的工人组织在1927年就有21个，3000余工人。又譬如1927年的高雄浅野水泥会社罢工，蒋渭水即组织了总指挥部，号召民众出钱出力帮助被解雇的机械工人弟兄；1928年的台湾制盐会社罢工，提出了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主张，与日资会社及殖民当局抗争。民众党还于1928年成立了台湾工友总联盟，其领导的台湾工人运动，主要即以此为核心进行的。蒋渭水强调：“民众党今日能被社会肯定、被官宪重视的原因，在于民众党背后有工友总联盟三十三团体及一万数千名劳动者。党不能轻视劳动运动，且对劳动运动之指导已明示在党的政策中。”《台湾民报》1928年1月8日。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及社会主义思潮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台湾的工人运动逐渐强调在开展民族运动的过程中也应进行阶级斗争，以谋求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如工友总联盟规约第四条修正案。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色彩使得日本殖民者十分惊恐，他们采取了强力镇压政策，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民众党被取缔，工友总联盟的作用随即走向衰微。实际上，民众党的分裂，除了日本殖民者的镇压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内部在工人运动政策上的尖锐分歧，以蔡培火为首的稳健派和大地主资产阶级（所谓有力者）对于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感到恐惧，表现为极力反对在民族运动中将阶级斗争包括在内，排斥工人运动，要求进行纯粹的自治运动，最终与以蒋渭水为首的一派矛盾激化，导致民众党的分裂。对于台湾民族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问题，第五节另有详述。
台湾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迫切需要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和先进理论的指导；同时，在日本殖民者的高压政策下，台湾民族运动发展进程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领导者其软弱、妥协性也日益体现，如何将台湾民族运动进一步推向深入，也是摆在台湾无产阶级面前的严峻课题。192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思潮和民族运动洗礼下，台湾本地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也得到了迅速提高，与大陆和日本的共产党组织往来逐渐密切，林木顺、谢雪红等还到莫斯科学习，直接受第三国际和日本共产党的指导。在共产国际方面，作为世界革命的一环，对于殖民地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予以积极的支持和援助。在这一背景下，由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党领导策划，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指导下，台湾共产党于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成立。党的中常委为林木顺、林日高、蔡孝乾，中央委员庄春火、洪朝宗，中央候补委员翁泽生、谢雪红，由谢雪红负责与日共联系，翁泽生负责与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联系。
由于台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依据一个国家一个党组织的原则，台湾共产党应纳入日本共产党的范围，作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透过日共来保持与国际的联系。然而当时日本共产党正忙于国内的选举而无暇顾及，故委托中国共产党“援助及指导”台共成立的一切事宜，台共领导人林木顺在成立大会上也表示：“我们将遵从中国代表的指示，在实际行动中坚持努力推行——，冀望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革命，赐予最大的指导与援助。”《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2、33、32、37页。台共的组织、纲领性文件都是在中共代表的参与下最后组建、修改完成的。在台共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也与其保持了密切关系并给予积极的指导，尽管台共内部曾有所谓主张接受日共领导的“旧中央”和主张接受中共领导的“新中央”的矛盾，彼此间势力折冲的结果，产生了改组后的台共新中央和1931年纲领，其间台共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有效指导和巨大影响显然毋庸置疑。
台共政治大纲认为：台湾的殖民地地位决定了台湾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日本殖民者的殖民统治，同时在台湾消灭封建势力，实施土地革命。在后来的台湾民族运动中资产阶级表现出妥协和软弱性，已经不能胜任台湾革命的领导任务，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以无产阶级及农民大众为主力军，一定程度上团结资产阶级，推进台湾民族民主革命。“台湾民族革命的主力军与领导阶级，必将是无产阶级无疑。”《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33页。“台湾共产党的当前紧急任务乃急速地扩散至台湾各地方，吸收参与实际运动的共产主义者，以这些革命的先进分子为中心，先着手于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