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64-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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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农工运动及台湾共产党（4）
台共在岛内活动的开展，基本上是遵循政治大纲的原则实施的，在对台湾民族运动发展状况和对岛内资产阶级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台共认为：“我们既已认定根本上台湾资产阶级不唯无法领导台湾民族革命，亦不是革命的主要军队。我们应一方面打破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卑劣的阴谋，他方面也应与他们建立密切的联合战线，使资产阶级处在工人阶级的影响下。在现今政治条件下——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时期——台湾共产党必须为工人阶级争取真正的领导地位，以免指导权落入资产阶级手中，如此才能真正推动民族革命使其向前发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37页。因此，台共的首要任务在争夺台湾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团结资产阶级为同盟军，同时尽一切可能将广大工农大众聚拢在自己的周围，为达成台湾民族革命的目标创造条件。在上海及东京的党组织陆续遭破坏后，台共仍不屈地在岛内重整党的领导机构，并决意“按既定方针继续活动”，着重点放在对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的工作上，指定吴拱照、庄守负责文化协会，杨春松、赵港负责农民组合，庄春火负责工人运动，后专指派刘守鸿为高雄地方负责人，领导当地的工人运动和党的活动。
随着党在台湾民族运动中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广大党员对于部分领导成员“不充分、不活泼、态度之消极”等软弱涣散状况感到不满，要求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12、167、176、170、278、215页。党还决议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求得其支持和指导。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对于台湾共产党的状况也十分关切，经由翁泽生联络发布了对台共工作方针的新指示。1931年党的改革同盟成立，苏新、赵港、王万得等一线党的骨干分子清算了党内主要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决定在工农大众中广泛发展党员，扩大党的影响力，筹备赤色工会。5月底党的第二次临时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及台共与中国共产党的紧密联系，指出“党的成立大会及此次大会均受到中国党的帮助与指导，此点具有重大的国际性意义”。《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67页。大会采纳了新的政治纲领，指出台湾革命的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台湾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负担此一革命任务，必须由无产阶级担当革命的领导力量，“唯有无产阶级指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及一般勤劳大众组织形成的势力，才是革命的唯一动力”。《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76页。然而，台共在清算了党内的机会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同时，却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他们认为帝国主义陷入了极大的危机之中，世界正进入革命的高潮期，号召人民起来对殖民主义和封建势力做坚决的斗争，最后“达成武装暴动，颠覆帝国主义的统治，建设革命政权，完成革命现阶段的任务”。《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70页。这一激进主张的出现与当时自身陷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下的中共的影响有着极大的关系，并且不符合台湾的社会实际，对台共自身及台湾革命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危害性。
尽管台共从建立伊始，就不断的遭受日本殖民者的严厉取缔，但党仍然不屈不挠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他们集合了一批进步青年工人农民在各地组织读书会、茶话会，宣讲革命道理，教授“资本主义的骗局”、“劳动者的明日”及“共产党宣言”、“共产党ABC”、“无产者政治教程”等；台共成员吴拱照、庄守进入分裂后的新文协，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立了主导地位，文化协会成为台共的外围组织，并利用台湾文化协会开办演讲会抨击日本殖民主义统治，四处张贴标语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台湾共产党”；在农民组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台共提出的“农民问题的适当对策”被全面接受，农民组合实际上也为台共所主导；在工人运动方面，他们在北边矿山和南部铁路厂筹备工会组织，苏新、萧来福、王万得等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工人起来斗争，全岛性的工会组织赤色总工会也在积极的建立中。进入“九一八”事变后，台共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正是台湾革命成功的机会”《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278页。，决定依据1931年纲领中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在台湾策划武装暴动的具体实施，先后组织人员在嘉义的竹崎、北港进行训练。遭破坏后，又以大湖、竹南农民组合支部为中心，积极组织暴动准备工作，但不幸事机泄露，大批成员被捕，暴动失败。1931年7～8月间，日本殖民者在全台大肆搜捕台共党员，台共组织和党中央受到严重破坏，党从此陷入瘫痪状态。对于台湾共产党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当时的资料记载道：“——台共将台湾农民组合、台湾文化协会完全变为其指导下的外围团体，而农民运动、小市民学生运动则依据党的方针推行，至昭和五、六年（1930～1931年），甚至连赤色工会的组织或劳动争议方面亦有相当发展，在本岛左翼运动中留下了甚大的业绩。”《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215页。
第五部分农工运动及台湾共产党（5）
在台共1928和1931年的政治大纲中，都曾提出了台湾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的主张，这一主张的始作俑者是日本共产党。台共的政治大纲是由日本共产党起草后直接交由台共执行的，由于不了解台湾的社会历史实际，日共错误地将台湾人民单独列为所谓的“台湾民族”，同时又教条主义的照搬列宁的殖民地理论，从而发展出了台湾殖民地民族独立的结论。但即便是在这里，台湾独立也只不过是“政治上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是针对殖民宗主国日本的。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719页。当时的台共创立者经验不足，且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民族支部，忠实执行是它的义务。中国共产党则自身深受“左”倾机会主义及党内将共产国际决议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困扰，对于日共依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指导起草的台共政治大纲，予以不折不扣的赞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日本占据台湾有着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为护符，中国是不能公开提出对台湾的领土主权要求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革命者充其量只能期待台湾尽早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实现独立自由，这就是他们接受日共提供的政治大纲中出现台湾独立、建设台湾共和国主张的根由所在。直到抗日战争中国对日宣战，公告废除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台湾地位确定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祖国领土台湾，便成为大陆、台湾革命者共同的、唯一的抉择。参阅程文腾《关于台湾人的抗日与台湾人意识》，收入许南村编《史明台湾史论的虚构》，人间出版社，台北，1994。
第五部分民族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问题（1）
以台湾民众党为例日据时期的台湾民族运动，以台湾同化会为开端至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为其终结，其间在台湾民众党末期曾经历了一次大的分裂，给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带来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分裂的原因，除了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策略运用外，最根本的还在于民族运动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围绕台湾民族运动中要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一问题，在台湾民众党内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终于以林献堂、蔡培火等推出台湾民众党为标志，宣告民众党的分裂。
民众党成立时期的台湾民族运动，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众所周知，民众党是在文化协会由连温卿为代表的左倾激进派掌握主导权后，从文化协会退出的林献堂、蒋渭水等人联合组成的。史料称：“自文化协会分裂以后，台湾社会运动陷于混乱状态，农民组合及工会的组织，有如雨后春笋，到处丛生，种种事件相继发生，且渐趋左倾。”吴三连、蔡培火等：《台湾民族运动史》，自力晚报出版部，台北，1990，第445页。新文化协会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的无产青年派知识分子在台湾民族运动浪潮中咄咄逼人，“文协发生左右分化作用以来，各方面的实际运动，日益深刻一日，比之三五年前的社会状态，殆有隔世之感”。《台湾的社会运动》，《台湾民报》昭和2年12月11日。面对此一态势，如何对待工农运动、如何处理台湾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的关系？成为摆在民众党面前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在工农运动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民众党是有其发展变化的曲折轨迹的。
早先文化协会内部对于是不是放弃体制内抗争路线转而以激进方式争取台湾人民民族解放问题上，林献堂、蒋渭水均予以反对，这也是他们退出文化协会的主因。但林蒋二人的观点仍有所区别，林献堂坚持以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为主轴开展台湾地方自治运动，要求在不改变殖民政体下获得体制内的参政权；蒋渭水在此基础上，主张支持台湾的工农运动，认为只有联合广大民众才能获得民族运动的最后胜利。在台湾民众党的组建过程中，蒋渭水的主张得到了体现，民众党的早期组织“解放协会”在纲领第二条明确提出：“拥护台湾人全体的利益，尤其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但该条在改名为“台政革新会”后被删去。最终体现在台湾民众党纲领上，有关阶级斗争问题的表述仅在社会方针方面提出“援助农民运动，劳动者运动及社会团体之发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34页。因此，仅从党纲上看不出民众党对阶级斗争的真实态度。围绕阶级斗争问题，蒋渭水和彭华英分别提交了各自的“对阶级问题的态度”解释案，蒋渭水提案分五点：“一、全民运动与阶级运动并行进行。
二、拥护农工阶级即实行阶级运动。
三、扶助农工团体之发达即造成全民运动之中心势力。
四、企图农工商学之联合即造成全民运动之共同战线。
五、本党站在代表农工利益之地位，合理调节阶级间的问题，使之不致阻碍全民运动的前进。
六、结合台湾各阶级民众，在党领导下实行全民众之解放运动。”《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56～157页。彭华英提案一至四条及第六条基本与此相同，但关键的第五条却有着极大的差别，彭案第五条称：“本党考虑农工阶级之利益，合理调节阶级间的问题，使其不至于阻碍全民运动之前进”。蒋案将民众党定位于代表农工利益的政党，彭案则仅仅是表明民众党将会考虑农工阶级的利益，二者的立足点根本不同。彭案得到了林献堂、蔡培火等的支持，并在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上获得通过，成为党的政策指导方针。这表明，民众党成立之初，对于农工运动及阶级问题的态度是比较缓和的，实质上着眼于“合理调节个阶级间的问题”。即使是认为民众党应当是代表农工阶级政党的蒋渭水本人在谈到此问题时亦坦承：“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之所以要调和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民生主义能够防止阶级争斗”。《共产主义向左去，三民主义对右来》，《台湾民报》昭和2年6月5日。他在《我的主张》一文中还称：“我们在政治上主张民主主义，经济上倡导劳资协调。党的运动规定为，全民运动和阶级运动同时并行。尤其不写为‘阶级斗争’而写为阶级运动，是基于劳资协调的意思。”《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31页。换句话说，这时的台湾民众党主张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调和。
第五部分民族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问题（2）
民众党成立后，积极推动台湾民族运动的发展，一方面揭露总督府评议会假民主的欺骗幌子，要求实施台湾地方自治；另一方面，抨击日本殖民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指出“总督府的所有政策皆偏袒内地人（按指日本人）”《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73页。，要求摆脱经济上受束缚受压制的地位，强化台湾人在各类产业组合中的主导权，反抗台湾青果会社等日本资本对台湾流通领域的控制；同时举办遍及台湾全岛各地的讲演会和政谈演说会，其中如“是悲惨的台湾？还是安乐的台湾”等讲演，就被殖民当局称为“不畏国法之言辞”而遭禁止。据统计，仅1927年一年，就有211次讲演会，听众达52250人，政谈演说会50次，听众30280人，电影放映活动（前身为原文化协会时期的美台团）94次，观众人数约有35336人。 《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74～175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党十分注重对工人运动的支持和领导，号召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与日本殖民当局及日本资本家作斗争，得到了广大工人的积极响应，台湾的工会组织迅速汇集到了民众党的旗下，在民众党组党的1927年底，即有台北土木工友会、基隆店员会、台南机械工友会等21个工会团体、兰阳农业组合等农民组合及新竹青年会、大甲日新会等青年团体公开支持民众党。到了1928年2月台湾工友总联盟成立后，民众党领导下的台湾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初步统计有41个工会纳入工友总联盟，比前一年增加了近一倍，号称会员达9300人。此外，农民组合及青年团体的数目也有较大的增长。《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64页。
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民众党在工农政策上的进步，也将党的领导层推上了民族运动的峰口浪尖。1928年党的第二次党员大会宣言指出：“全民运动为台湾解放运动必须经过之过程，这不但是先人之遗教，也为极合理稳当之路径，我们必须援助各种团体之组织与合同，把民众威力发挥出来。回顾过去解放运动之失败，在于参加者只局限于知识阶级之故。因此，今后我们的全民运动应使广大范围的民众参加。特别应以农工群众为解放运动之主力，重点放在对农村与工场的宣传，使工农阶级组织化实为最要紧之事。”《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