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64-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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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皇民化运动（4）
青年是社会生活的主干，训练青年是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化运动的重心之一。广大青少年被纳入青少年团组织，施以训练，宣扬所谓的日本精神、国体明征、大义名分等。为了培养各地青年中坚，1940年7月成立了勤行报国青年队，将各地青年集中进行3个月的兵营式训练。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南进政策，设立了拓南工业战士训练所、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海洋训练所等，“推动培养活跃于华南、东南亚地区的干部”。防卫研修所：《有关台湾问题的基础研究》（其一），《研究资料》第41号，东京，1965，第89页。
同时，日本殖民者也不放松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思想灌输，他们进一步强化头目势力者会、家长会、妇女会、男女青年团的活动。初步统计，1937年有日语讲习所176处，学生15985人，日语普及会21个，会员618人，头目势力者会86个，会员980人，家长会351个，会员23612人，妇女会84个，会员4276人，男女青年团372个，团员14175人，几乎囊括了原住民青壮年中坚人物和部落中的名望人士。日本殖民者还招集全岛原住民青年骨干举行碰头会，宣讲时局，挑唆对中国的敌视心理。岛田昌势：《台湾国精运动的新开展》，《台湾时报》昭和14年9月号。
第四，强迫台湾人民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
“奉仕”（日语服务、效力之意）是皇民化运动期间台湾最流行的字眼，它迫使台湾人从事无报酬的低级繁重的劳动。皇民奉公会时期，“奉仕”更是被摆在了主要的位置，日本人宣称：“皇民奉公运动不光是口头上说臣道实践，而是挺身于实际在遂行臣道实践。”《台湾年鉴》昭和17，第178页。要求台湾人民以实际行动体现皇民思想，并证明自己正走在皇民化道路上。显然，这是日本殖民者为无偿使用台湾劳动力而耍的花招，也是强制皇民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于是，形形色色的“挺身队”、“奉公队”纷纷出笼，学生要参加“热汗奉公”劳动，工矿企业组织各种产业奉公团，大幅度增加劳动强度，廉价榨取台湾工人的劳动成果，商业界则成立商业奉公团，配合战时经济统制政策，稳定市场。1944年，进一步提出“全岛无一人不为圣战而劳动”的口号。
为了支撑战争机器的运转，日本殖民者还通过迫售金银、发行公债和强迫储蓄来搜括台湾人民的财富，这一切都是在皇民奉公的旗帜下冠冕堂皇地进行的。1937年开始的“金报国运动”，强迫人民出售金、银、铜、铁、锡等，以家庭主妇为中心，由台湾银行牵头，通过储蓄组合、信用组合、保甲部落团体，挨门逐户推行，到1939年3月，金额达5000万元。太平洋战争前夕，在金献纳的名义下，台湾人民被迫交出的金品价值180余万元，在日本帝国内仅次于东京、大阪而居第三位。1941年12月至1943年1月间，更高达500万元。随着战争的扩大并陷入胶着状态，台湾总督府大力宣传国家总力战，强调经济战的重要性，要求台湾人民将手中资金投入储蓄，展开所谓的“储蓄报国”运动，其金额为1938年5000万元，1939年15000万元，1940年2亿元，1941年23000万元，1942年36000万元，1943年仍达到3亿元。1937～1942年还发行国债及债券87609505元，台湾人民的军事费，1937年为600万元，到1944年高达15000万元，增长了24倍。参阅陈小冲《1937～1945年台湾皇民化运动述论》，《台湾研究十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1990。
日本殖民者还将支援战争作为皇民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实现征兵制为皇民化的追求目标之一，把台湾青年送上前线，来填补其日益枯竭的人力资源。早在1937年，日本殖民者就将台湾人征为军夫到军队充当杂役，此外还有通译，主要派遣地是大陆的华中、华南及东南亚。1943年，台湾实施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海军志愿兵第一回募集约有316097人申请，陆军第二回志愿兵募集约有601147人应募。至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取消，计有约16500人服役。征兵制在1945年4月实施，殖民地军事动员达到了高潮。日本人将台湾青年送到训练所日夜苦练，然后派到南洋各地，甚至派到大陆地区，使之与自己的同胞自相残杀。据战后日本厚生省的统计，台湾出身军人数为80433名，军属（含军夫）126750名，合计207183名，其中死亡30304名。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141页。
第七部分抵制与伤痕（1）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的所谓皇民化运动，是一场对殖民地人民的空前的强制同化运动，同时也是对殖民地人民的战争动员。这一运动以斩断中华文化脐带、灌输日本皇国精神为核心，企图将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台湾汉族及原住民强制同化为日本皇民，塑造一批在日本统治者面前俯首帖耳的畸形的日本人，并借战争之机驱使台湾人民、搜刮台湾富源。
社会学家沃夫·林顿（Ralph Linton）指出：“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其成员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的习得、共享、并代代相传的观念和习惯的总汇。”〔英〕哈拉兰博斯：《社会学》，中文摘译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1986，第3页。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规定了特定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指导他们的行动，限定了他们的人生观。台湾汉族文化是大陆文化的延伸，几百年来，大陆移民在垦拓荒原的同时，就将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带到了台湾，并代代相传。日本殖民者企图在短期内改变他们的文化，既违背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遭到了台湾人民的抵制，是很难得逞的。
强制推行日语，在一开始就遭到台湾士绅的反对，他们以台湾地理上与华南、南洋相邻为由，主张“（日本）南进目的地为华南及南洋，均为与台人同族同用汉文之闽粤人接触，为遂行国策，应充分授台人以汉文”。潘公昭等：《今日的台湾》，中国科学仪器公司，上海，1948，第245页。日本殖民者不予采纳。在乡间，传播传统汉学的书房仍顽强生存，直到1943年才被总督府强行禁止。台湾人在一些公务场合要说日语，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以说台湾话为主。所谓国语家庭的认定，据不完全统计，1937～1943年间台北州共有3448户的国语家庭，只占总户数的13％。台北是台湾的首善之地，台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在日本殖民者强力推进的国语讲习所，人们在学日语之后，还有人利用配备的收音机收听祖国的广播，并且此类国语讲习所的绩效如何，亦颇值质疑。有报道称，一个少年在写给台北州知事的信中就说了他的母亲在国语讲习所学了一年的日语，却连一句日语都不懂。虽然日本人统计中懂日语者为数不少，但这一统计数字同样有问题，我们知道，按照日本人的口径，只要一个人在国语讲习所里学了一天的日语，不管他后来是不是坚持下去了，都算是“解国语者”了。周婉窈，上揭书，第50页。因此，官方的数字不能准确的说明情况。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些例子，如就在日本人声称日语普及率高达60％～70％的日据末期，所谓皇民奉公会演剧挺身队在全岛演出皇民剧的时候，很多地方就不得不用台湾话进行表演，因为用日语观众听不懂。1944年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召开大会，最初用日语进行，却因会议参与者不通日语而造成极大困难。村上嘉英：《旧殖民地台湾语言政策的一个考察》，《天理大学学报》第36卷第2号。
改姓名运动在台湾的推行则遇到了更大的障碍，首先，日本殖民者曾经对台湾人改姓名规定了以下几条禁止项：①历代的御讳御名；②历史上著名人物之姓；③与原来之姓有关之中国地名；④其他不当之姓名。周婉窈，上揭书，第56页。这里的第三项明显是日本殖民当局的预防措施。由于日语与汉字的特殊联系，万一台湾人将姓名取成祖国色彩浓厚的字眼，岂非大大有违日本人皇民化运动改姓名的本意。但是，不少的台湾人还是不顾这一禁令，姓陈的改成颍川，姓黄的改为江夏，所在多有。还有的如姓黄的改作共田，姓林的改作小林，等等，虽不一定有明显的民族色彩，但其与中国人旧姓名之间的藕断丝连的关系还是看得出来的。台湾人对改姓名似乎并不怎么热心，1940年2月允许台湾人改姓名后，到了4月才有12户改了姓名，到了1941年底，台湾改姓名者只占总户数的1％，按人口计则为12％。1944年后，随着条件的放宽，改姓名者增多了，但有人估计不会超过人口数的7％以上。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58页。难怪当时报纸说台湾改姓名者“意外之少”，再以台湾与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相比较，1943年11月台湾改姓名累计数字为，户数占总户口数的169％，人口占总人口的206％，朝鲜却占了总户数的83％，差距之大，令人讶异。近藤正己：《创氏改名研究之探讨与改姓名》，《日据时期台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243页。此外，一些民族意识强烈的人，对于改姓名则是进行了抵制，譬如林献堂，尽管遇到很大的压力，也不愿意改姓名。
第七部分抵制与伤痕（2）
宗教的改革方案也遭到了台湾人民的抵制，如所谓的诸神升天、奉祭神宫大麻、参拜神社等，不仅参与者少，就是表面上依照执行，背地里是不是真的皈依还很难说。台湾总督府对原有宗教的废止和诸神升天运动，后来鉴于民众的强烈不满，在长谷川清总督任内不得不废除。《长谷川清传》将之称为“仁政”，但实际上是“惟恐不满产生反抗，反抗带来抵抗而不得已采取的策略上的后退”。黄昭堂：《台湾总督府》，教育社，东京，1981，第168页。吴浊流回忆说，他们的教员宿舍里摆着配给来的神宫大麻，但却从来没有拜过。在乡间，普通老百姓更是对日本式的信仰不明就里，对于天照大神，他们说：“上面叫我们拜它，所以才拜”，“上面要我们早晚拜它，所以我们拜它，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鹫巢敦哉：《台湾皇民化之诸问题》，《台湾时报》昭和14年12月号。还有一个例证就是，日本战败后，台湾的神社、天照大神都很快就被人民遗忘了，神道信仰马上被中国人传统的神佛等民间信仰所取代，这就是文化自身的力量，它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台湾人的中华民族之民族性。台湾人的祖先崇拜，尽管受到了压制，但其生命力仍然十分顽强，有的宗族“仍能与诸宗循时序佳节，维持集会于不坠，因是而被日人嫉忌国族之团结，迭次迫令解散，族人不为所屈，虽一时阳示解体，而实愈坚强也。”《王氏族谱》A205，《柯蔡氏大宗谱》29，台中新远东出版社，1976。
在教育领域，为了抵制日本殖民者对青少年的同化思想灌输，就有台湾籍教师团结起来与皇民化色彩强烈的日籍教员唱反调，“遇有校长或其他日本教员提出不当要求时，本岛教员便团结一致，根据理论排斥他们”。“对日本色彩最强烈的教员尽量排斥他们，使他孤立；他要做的事，大家故意不予合作，而只要发现他的缺点，便会在会议时群起而攻，尽量的指责他。”吕新昌：《铁血诗人吴浊流》，台湾文艺出版社，台北，1984，第105页。在文学界，一部分作家搁笔不写，以示抗议；一部分作家回到祖国参加抗战；更有一部分作家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民族立场，不顾危险进行创作。其中如吴浊流在皇民化运动甚嚣尘上的时候，明知作品没有出版的希望，却仍在暗中赶写《亚细亚的孤儿》一书，当时该书的写作带极大的危险性，只要被发现，无疑即被当作反战分子来处置。但他毫不气馁，终于在战争结束前完稿。
“七七事变”后，台湾人民大多心向祖国，或明或暗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对于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充斥着怀疑和不信任的氛围。台湾军为防范台湾人而搜集的机密材料《本岛人的思想动向》为我们展示了台湾人民在日本法西斯皇民化叫嚣下不屈反抗的点点滴滴，我们看到不少的台湾人相信“中国是大国，中国必胜”，各类传闻也在台湾到处流传，有的说中国军队人数众多，日本军队将告失败，有的说中国将乘胜收复台湾，还有人准备起来响应。更有人冒险向警察局投匿名信，内写“日本必亡，祖国兴隆”，或收听祖国的广播并予以宣传。在对大屯郡下西屯公学校高年级的问卷调查中，这些学生家长“相当多数的人希望台湾回归到中国的怀抱”。台湾军司令部为此深感忧虑，他们说道：“（‘七·七’）事变爆发当时，一部分本岛人中间由于民族的偏见，依然视中国为祖国，过分的相信中国的实力，受宣传的迷惑，反国家的或反军队的言论和行动在各地流传，民心动摇。”陈小冲：《“七·七事变”与台湾人》，《台湾研究》1996年第2期。1936年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解散后，在日本殖民者高压政策下，除了个别人的反抗言行，台湾岛内有组织的反抗斗争无法展开，但台湾人民以不屈的民族精神顽强抵制着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也从心底就从来不敢相信台湾人民会是自己的同路人，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统治真正掌握了民心，即使敌人登陆，全岛化为战场，台湾同胞也会协助我皇军，挺身粉碎登陆部队。真正的皇民化必须如此。但是，相反的，台湾同胞万一和敌人的登陆部队内应外通，从背后偷袭我皇军，情形不就极为严重？而且，据本人所见，对台湾同胞并无绝对加以信赖的勇气和自信。” 王育德：《苦闷的台湾》，弘文堂，东京，1964，第136页。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是失败的。
也应当指出，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下，确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对于这一事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平心而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台湾人民面临日本殖民者强大的统治机器的重压，到处是万能的警察网，不绝于耳的皇民化叫嚣，强制执行的宗教、文化压迫，每日不停地向台湾人民施加着强大的压力。动荡的年代、被扭曲的人格，在台湾社会肌体上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在这种条件下，要完全抵制皇民化运动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第七部分抵制与伤痕（3）
首先我们来看从特别志愿兵制到征兵制期间的一些情形。1942年4月，陆军特别志愿兵第一回募集开始，“岛内及岛外各地在留籍民如潮涌至”，应募者426000余人，1943年应募总数突破60万。1943年7月，海军特别会议志愿兵开始募集，“尽管附带各种条件，应募者数尚达三十一万六千余名”，从中选出的应募者，在日本教官的训练下，“磨炼无愧作为皇军一员的资格”。在这些应募者当中，大部分是认为既然逃不过充当军夫的命运，倒不如作为正式军人会境遇好些，或其他种种原因而报名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不属于这种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