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64-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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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统治的不满情绪。　　　　
　　　　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发生于1920年代，此时台湾岛内外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亚洲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日益高涨，日本国内民主自由浪潮汹涌澎湃，进入了所谓“大正民主期”，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也爆发了独立事件。台湾岛内自西来庵事件后亦逐渐从武装抗日斗争向非暴力政治运动转化，尤其是祖国大陆的五四运动，其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和随之而来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更是极大地刺激了台湾的知识分子。与外部世界接触较多的留日台湾学生首先起来组织启发会、新民会，与大陆、朝鲜学生及台湾岛内士绅相联络，开展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随之创刊的《台湾青年》、《台湾》杂志，成为台湾知识分子发表政见、抨击总督专制统治的重要舆论阵地。《台湾青年》创刊号“卷头之辞”是这么描述台湾知识分子是怎样渴望汲取新思想新文化营养的：“我辈在深思熟虑之后，遂有如此的觉悟：即广泛地倾听内外言论，该择取者则不分大小皆采为我辈之养分，并且不惜将养得之力，对内外尽力，正是我辈的理想、应该勇往迈进的目标。我所敬爱的青年同胞！一起起来共同迈进。”《台湾青年》创刊号，大正9年7月16日。


第八部分殖民地文学（2）

　　　　台湾青年学子首先汲取了祖国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的营养，向脱离广大民众、愈来愈显现出抱残守缺特性的旧文学发起挑战。《台湾青年》上较早就刊出了有关文学的文章，其中陈炘的《文学与职务》主张文学的任务在于传播文明思想，负有改造社会的使命，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责任；甘文芳的《现实社会与文学》则直接抨击了旧文人“击钵吟”的颓废和无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瑞明的《日用文鼓吹论》，首次尝试以白话文来表述自己的主张，要求改变晦涩难懂、远离大众的古文，以白话文来改革文学，启发民智。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文学界杂志社，高雄，1991，第21～22页。从中可以看出日据下台湾新一代知识分子对台湾文学的最原始的期待，即①扬弃旧文学、提倡新文学；②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社会大众服务；③主张言文一致，对接祖国大陆，使用白话文。1922年《台湾青年》改刊为《台湾》，学习五四精神，改革台湾汉文现状的呼声日益高涨，黄呈聪、黄朝琴热情地介绍了祖国大陆白话文普及的状况，大声疾呼台人不写日文，不用古文，专用白话文写信、演讲，它适应了民族运动团体文化协会对大众进行思想和民族意识启蒙的要求，而与文学本身的契合尚不紧密。　　　　
　　　　真正向旧文学下挑战书的是留学大陆的张我军。张我军（1902～1955），台北板桥人，留学大陆北平师范大学，主要著作有评论《糟糕的台湾文学界》、《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小说《买彩票》及诗集《乱都之恋》等。针对当时以连雅堂为首的旧文学派及其“击钵吟”日益与社会脱节的状况，张我军连续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为台湾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等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旧文学家们“是反对新文学而不知道新文学是什么的人”，对其声称新文学主张“汉文可废”的荒唐言论进行了驳斥。他还将矛头直指“击钵吟”，“击钵吟是诗界的妖魔，是和我在前段所说的‘人为什么要做诗’的原义相背驰的。我们如果欲扫刷清台湾的文学界，那末非先把这诗界的妖魔打杀，非打破这种恶习惯风潮不可”。张我军：《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张我军选集》，时事出版社，北京，1985，第23页。振聋发聩的呐喊，惊醒了台湾的文学界。新旧文学的论争，一方面促进旧诗人的分化及旧文坛的衰微，另一方面，张我军等人还引进了新文学最新思潮，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台湾的新文学进一步明确了其与祖国文学乃至祖国文化的血脉关系，并介绍了祖国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的蓬勃发展状况，后来还转载了胡适、鲁迅、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的作品，使得台湾人民能直接感受到祖国文化发展的脉动。张我军就说道：“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台湾自归并日本以来，因中国书籍的流通不便，遂隔成两个天地，而且日深其鸿沟。”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同上，第14页。显然，台湾的新文学运动还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在日本殖民者的两岸分离政策下，奋起抗争并强化沟通台湾与祖国的联系，使台湾文学这一中国文学的支流不断的得到祖国文化的滋润和营养。因此，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意义绝不仅限于文学本身。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20～1926年为新文学的萌芽期，1927～1937年为新文学的发展期，1937～1945年为新文学的特殊时期——战争期。　　　　
　　　　1920年《台湾青年》诞生，为殖民当局新闻控制下的殖民地台湾社会的本地知识分子提供了发表政论和交流思想的场所。如上所述，主张改造台湾文学的最初几篇文章正是在《台湾青年》上发表的，而台湾新文学运动影响下的新一代作家也是以《台湾青年》及以后改版的《台湾》、《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为主要的阵地，发表他们的作品并赢得越来越多的民众的认可。1922～1924年，一些新小说开始出现，如追风的《她要往何处去》、无知的《神秘的自制岛》、柳裳君的《犬羊祸》等等。追风即谢春木，彰化人，曾任《台湾民报》主笔。他的《她要往何处去》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通过对主人公清风、桂花二人由订婚到毁约的曲折生活经历的描写，揭露了封建主义下家庭和妇女的悲哀，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命题，正如小说主人公桂花所说的：“这不是阿母的罪，也不是清风的，都是社会制度不好，都是专制家庭的罪。我只是牺牲者之一而已。正如表哥所说，整个台湾不知有多少人为这制度而哭着。如今我都明白过来了。我要为这些人而奋斗，勇敢地奋斗下去。”刘登翰、庄明萱等：《台湾文学史》（上），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州，1991，第373页。只不过该小说是以日文发表。柳裳君的《犬羊祸》暗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运动中的妥协性和动摇性，批判林献堂、杨吉臣在日本殖民者的高压政策下退缩的行为，这是一篇政治讽刺小说，体现了台湾新文学的现代意识及其与现实问题的紧密联系。在新诗创作上，1925年《人人》杂志创刊，发表了大批作家的诗作。同年张我军的诗集《乱都之恋》在台北正式发行。这一时期出现了施文杞的《假面具》、杨云萍的《这是什么声》、张我军的《对月狂歌》、《无情的雨》等佳作，诗人们对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对爱情一往情深，诗作时代色彩浓郁，语言既淳朴厚实又韵律跃动，台湾新诗于兹深入人心。


第八部分殖民地文学（3）

　　　　台湾新文学萌芽期的小说多采取现实主义手法，以台湾这块土地上发生着的父老兄弟姊妹们的生活及其所思所想为内容，诞生了一系列作品，涌现了一批台湾本土作家，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时的台湾作家中较具有影响力有赖和、张我军、杨云萍、杨守愚、虚谷、杨华等，他们作品风格各异，尤其是1926年赖和的《斗闹热》、《一杆“称仔”》，杨云萍的《光临》、《黄昏的蔗园》，张我军的《买彩票》等的出现，成为萌芽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标志性作品。在这些台湾作家的作品中，台湾殖民地警察的横暴，资本家对贫苦大众的压榨，封建势力的顽固及妇女地位的低下和台湾风土人情，都构成了其作品的主要内容。赖和（1894～1943），笔名懒云、甫三、走街先、安都生、灰等，台北医学校毕业，1921年加入文化协会，投身于台湾民族运动。早期他在大陆行医期间，接触了五四运动并受到白话文的影响，创作出不少的新诗。回台之后，还不断从祖国汲取营养。他弟弟赖贤颖回忆道：“当时祖国方面的杂志如《语丝》、《东方》、《小说月报》等，我都买来看，看完就寄回家给赖和，赖和就摆在客厅，供文友们阅读。”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4，第54页。他的文学创作在台湾文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不论是《一杆“称仔”》所揭示的警察的暴虐，还是《丰作》中主人公添福甘蔗增产却在会社的剥削下一无所获时愤怒的骂声：“伊娘咧，会社抢人！”均直指殖民地人民备受欺压的社会现实。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着力表现台湾的乡土气息，注重故事性和戏剧性，关怀民众，关怀乡土。杨守愚曾经这么评价赖和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地位：“第一个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具体地提示到大众之前的，便是懒云（赖和）的白话文学作品。在一个文言文的世界中，以先人所以为浅薄粗鄙的白话文为文学表现的工具；写大人先生辈以为鄙野不文而唾弃的小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冒险性的尝试。而由于他的创作天才和文学上的素养，幸而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尝试，并且多少给予白话文阵营以自信，并煽动起无数青年对于‘小说’的热烈的爱好。”　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4，第4页。　　　　
　　　　1920年代中期后，台湾新文学进入发展期，经历了萌芽阶段成长起来的台湾新文学虽已突破了旧文学的生涩难懂、脱离群众的旧框架，但其与人民大众相去仍远。台湾的作家们还缺乏组织，缺乏更多的发表作品的园地。在社会背景上，随着文化协会主导的民族运动中农工阶级的政治觉醒和文化启蒙的展开，使得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的文化需求日益增强，文学为谁服务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台湾文学界对此也有初步的认识，赖和就曾提出“要倡导平民文学、普及民众文化的这一种艺术运动”。1932年叶荣钟在《知识分配》一文中明确地道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我们台湾的知识水准若以个人而论，则不但无多逊色，尚且有很优秀的未来可以期待的。所以若能够把这些知识分子挽至民众的里头，使他们与民众结成密接的关系。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知识分配给一般民众，则民众的文化自然就有蒸蒸日上的希望了。这样议论一见似乎很迂远，但其实却是极切实的提案，假使我们的知识阶级若能大悟一番，不以装饰品的地位自足，向前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到乡里去，由家庭，由邻里，由乡落切实地去指导，勿泥于高远的理想，毋惑于玄虚的批评，由日常茶饭屑事做起，以身为范去指导民众，庶几这台湾的文化才能够脱离这畸形的现状，而上正常的、健康的发达途上去，然后大多数的同胞才能够享受所谓文化的恩泽哩！知识阶级哟！到民间去！去！去！！去分配你们的知识给你的邻人！给你的乡里！这是新台湾建设的捷径！！！”叶荣钟：《知识分配》，《南音》1卷7号，转引自刘登翰、庄明萱等《台湾文学史》（上），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州，1991，第439页。从该文的背景看，其着重点不在文学而是在民族运动中呼吁知识分子到基层去对广大民众进行文化启蒙和新知识的普及，但文章是发表在文艺刊物《南音》上的，对于同为知识分子阶层的作家们来说，还是有着很大的意义的。　　　　
　　　　1930年台湾文学界迎来了文艺园地百花齐放的兴盛局面，全岛南北先后有不少的文艺刊物创刊发行。《台湾民报》改为《台湾新民报》后，随着日刊的发行，报纸的容量大增，为此报纸特设了学艺部，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文艺评论。此外，《明日》、《洪水报》、《赤道》、《三六九小报》、《现代生活》、《晓钟》、《伍人报》、《台湾战线》、《台湾文学》等等均告问世。较受大众欢迎的《三六九小报》开辟有杂俎、史遗、古香零拾、开心文苑等专栏，文字生动活泼。值得注意的是《伍人报》、《台湾战线》等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为指导的文学杂志的出版，带动了台湾社会主义文学的萌发。《伍人报》的主要执笔人有蔡德音、黄师樵、廖毓文（汉臣）、朱点人（石峰）、王诗琅等，较有名的作品如点人的《一个失恋者的日记》和黄石辉的评论《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台湾战线》获得了台共党员及左翼青年的积极投稿，在全岛设置了70余处发行所，并经由台湾共产党与日本国内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战旗社、法律战线社、农民战线社，普罗科学联盟等等保持密切的联系，成为台湾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先声。《台湾战线》在发刊宣言中这么写道：“现在将以普列塔利亚文艺来谋取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解放在资本家铁蹄下过着牛马生活的所有被压迫劳苦大众。”“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该再事踌躇，应该觉悟要一致努力，把文艺夺取到普罗列塔利亚的手中来，作为大众的所有物，而且来促进文艺革命。我们深知：在这过渡期倘没有正确的理论，便没有正确的行动。故要使劳苦群众能够发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普罗文艺，如此才能使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汇合起来，加速度的发展也才有可能缩短历史的过程。”河原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与日本文学的连接点》，研文出版，东京，1997，第172页。正由于该刊鲜明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路线，遭到日本殖民者的禁止，虽一度试图以《新台湾战线》复刊，但未能成功。


第八部分殖民地文学（4）

　　　　1930年代台湾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后，在岛内发展了党的组织，影响了一大批左翼青年和普通劳动者，在台湾民族运动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作为台湾共产党在文艺领域的旗帜，《台湾战线》的刊行，标志着台湾共产党人开始考虑以更为通俗易懂、更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引导民众，以促进台湾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一举动也给台湾的作家们较大的思想冲击，被称为台湾文学之父的赖和便曾亲身参与其中。1930年10月25日，台湾主张无产阶级文艺的文学界人士在台北举办“台湾言论出版自由获得恳谈会”，会议有来自《台湾战线》社的谢雪红、郭德金、陈焕圭，《伍人报》社的周合源、江森钰、蔡天来，《洪水报》社的许明、黄白成枝、曾得志，以及民族运动团体台湾文化协会台北支部、台湾工友总联盟、工友协会、台北维新会、台湾文化协会本部、台湾农民组合本部、彰化总工会等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商议成立台湾言论出版自由获得联盟，由于种种原因，作为台湾左翼文艺运动的总动员这一大联盟最终未能成立。　　　　
　　　　1932～1933年间，台湾文坛出现了《南音》、《福尔摩沙》、《先发部队》等专业文学刊物，其中较具影响力的是《南音》。1931年庄垂胜、叶荣钟、郭秋生、赖和等组建南音杂志社，1932年元旦，《南音》正式出版，该刊的宗旨：“第一就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