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64-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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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劳工须按指定日期、指定船只在指定之地点登陆，台湾拓殖会社人员上船验证劳工渡航证明书。然后接受官方调查，换发上陆许可书，劳工在台期间应随身携带。返回大陆时，向由台拓人员审查其滞台期间有无违法情形，交付归返证明书方可成行。
尽管当时属战争时期，台湾企业对大陆劳工的需求依然存在，如金瓜石矿山在1940年5月曾申请招入1000名大陆劳工。此外，日本ァルミ会社、台湾电力会社、台湾工业协会等都提出类似请求。但根据统计，自台湾拓殖会社接办之后，直至1943年中，“没有一名劳工从对岸中国渡台”涩谷长纪、松尾宏：《台湾的华侨》，《台湾经济年报》昭和18，第418页。。究其原因，大致在于大陆沿海居民本身饱受战乱侵扰，无意外出务工，加上国民政府严厉封锁措施并限制民众与敌方来往，劳工亦无法外出。故日人称，只要这种“异常状况继续存在，大陆劳工便无望渡台”。涩谷长纪、松尾宏：《台湾的华侨》，《台湾经济年报》昭和18，第418页。
日据时期的赴台劳工，除了在申请渡台、办理相关手续、在台滞留等等各方面都受到严格审查和限制之外，其在台务工期间的待遇也是很低的。在身份上，他们被视为外侨中的“华侨”，却无法享有其他国家侨民所拥有的权益。外侨不必纳入保甲体系，大陆劳工却必须受其约束。在刑罚上也受到不人道的笞刑待遇，而其他外侨则免受。经济待遇上，其工资比之日本人低自不必说，较之台湾本岛人亦低20％多，并且不得在台拥有土地所有权，不得设立单独的株式会社，等等许雪姬：《台湾中华会馆成立前的“台湾华侨”（1895～192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所以台湾学者称：“台湾总督府如此不友善的待遇，使华侨在台成为三等国民。”许雪姬：《台湾中华会馆成立前的“台湾华侨”（1895～192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
第九部分大陆赴台劳工结构分析
台湾作为一个主要由移民开发建设起来的地区，其社会人口构成中，祖籍福建、广东者占绝大多数。据1926年的统计，全台汉人中祖籍福建者占83l％，祖籍广东者占156％，其他省籍仅占13％，它基本上反映了日据前台湾移民历史的发展状况。
日据时期大陆赴台劳工籍贯与此前相比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历史上的移民行为在台湾处于殖民地社会下的一种特殊的延续。
显然，来自福建的劳工占了绝对的优势，一般在总数的90％以上。紧随其后的是广东、浙江。但是，1929年后，浙江劳工异军突起，超过广东而占据次席，江西劳工数亦急剧增加，这是台湾移民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不过，仔细分析后发现其原因是当时基隆煤矿、金瓜石金矿大量招收矿工所致，应属偶发现象。在赴台大陆劳工中福建省内以闽侯、惠安为主，其次为长乐、安溪、晋江、仙游、莆田等；广东省内以潮阳为主，其次为饶平、大埔、梅蕉岭、澄海等；浙江省则以瑞安、平阳为主，其次为永嘉、玉环等。从职业分布情况看，制茶工几乎全部是泉州人，人力车夫原为漳州、泉州人，后兴化人（莆田、仙游）占六成以上，鞋匠以漳泉人居多，而福州人占据了大部分厨师、理发及制贩豆腐的职位，此外，来自福州地区的木材工人也不少，但后来又让位于浙江温州人，裁缝工多为福建人、杂役夫为福州、温州、江西人，渔夫为汕头、泉州人，而编织工则是这些劳工家属充任。
以往大陆移民赴台主要港口为厦门、蚶江、汕头、闽江口，其中厦门为最主要口岸，登陆口岸除安平、鹿港、淡水外，沿岸还有许多大小港 湾可供私渡登岸。日据时期两岸往来航路趋于集中化，出发港有厦门、福州、汕头，到达港有淡水、基隆、台南、高雄，值得注意的是，从福州出发的劳工在1930年代中期超过了厦门，相对应的自基隆登岸者占了80％左右，而从台南上岸者几乎没有，这跟清代及其以前的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仅以1935年为例，以出港地分，厦门5681人，占38％；福州7762人，占52％；汕头1156人，占8％。以登陆地分，淡水904人，占6％；基隆12233人，占81％；高雄1897人，占17％，台南为零。涩谷长纪、松尾宏：《台湾的华侨》，《台湾经济年报》昭和18，第426页。从大陆劳工在台分布状况来看，绝大部分在台北州，其次为台南、高雄。1940年大陆劳工在台北州占5216％，台南州占1551％，高雄州占1401％，台中州占823％，花莲厅占435％，新竹州占394％，台东厅占155％，澎湖厅占015％。涩谷长纪、松尾宏：《台湾的华侨》，《台湾经济年报》昭和18，第422～423页。这种分布状况与台湾近代以来经济重心逐渐北移是相一致的，毕竟经济发达地区对劳动力需求较大，就业机会较多。
从表中资料结合松尾弘等提供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大陆劳工赴台有三次高峰，第一次是1921年，第二次是1930年，第三次是1935年；而明显的渡台低潮有两次，一为1932年，一为1938年后基本上停止。离台返乡也有两次显著的变动期，分别是1931年和1937年。至于影响大陆劳工赴台人数起伏的因素，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日本殖民当局政策。前面我们曾经谈到，台湾总督府针对大陆劳工赴台先后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总的精神是严格审查赴台人员，限制赴台人数。因此，大陆劳工赴台一直只能以低水平的程度缓慢增长。显然，台湾的殖民地地位，使得数百年来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正常发展被打断，此后台湾汉族人口的增长中，外来人口影响力便大为减弱。
其二，两岸关系。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两岸关系不能不受到中日关系大环境的制约，大陆劳工赴台同样如此。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成为交战国，在台湾的大陆劳工该年离台返乡数创下了日据时期最高记录，达2万余人，而渡台劳工数则在第二年降为零。
其三，台湾经济景气状况。相关研究表明，1912～1940年间台湾工业增长率平均每年达6％左右何保山：《台湾的经济发展变化（1860～197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81页。，工厂职工数从28548人增至78571人（1937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处主编《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第770页。，台湾本地中小企业也获得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在经济景气上升时期越是显得急迫，而大陆劳工在一定程度上正可补其不足，但在景气回落时，则对大陆劳工又产生一种“挤出”效应。比如在日据初期百业待兴，劳工赴台自受其制约；其余如战后衰退期，日本关东大地震余波殃及台湾等等，都使大陆劳工进出台湾人数发生一定的变化。
第四，劳工原乡社会经济状况。经典移民理论告诉我们，影响移民行为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方面，除了移民目的地对移民吸引力（即拉力）外，另一个就是移民原住地对移民的推动力（即推力），此种推拉之合力最终导致移民行为的发生。清末至民国期间的东南沿海地区，除少数通商口岸外，广大农村地区地少人稠，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据调查，1912～1949年间，福建全省就有13个县为米薯兼食区，5个县为甘薯主食区，人民生活困苦。农业生产工具及技术亦与明清时期相类似，工业近代化程度更是极其有限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福建经济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0，第91、238页。。再加上地方土豪劣绅的盘剥及混乱动荡的政局，劳工纷纷离乡外出。他们的目的地除南洋各国外，地理相近、文化相同、乡亲众多的台湾便成为重要的选择之一。
第九部分在台大陆劳工团体及其反日斗争
大批大陆劳工渡台后，自身的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日本殖民者又采取歧视性的“差别待遇”政策，不许他们兴办学校接受教育，若有违规之处，更是押解出境，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却无力保护他们。因此，20世纪初开始，一些在台大陆劳工陆续成立团体以图互助自救。最初的劳工团体大致不脱封建时代会馆的窠臼，如三山善社、广东台北公会等等，即以祖籍为分野、乡情为纽带，基本上属于一种互助组织许雪姬：《台湾中华会馆成立前的“台湾华侨”（1895～192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不分祖籍而以近代社团形式设立的团体，当萌芽于1902年台南的“清人组合”，而至1923年成立的华侨俱乐部粗具雏形。1923年10月10日创立的中华会馆，则标志着全岛性的在台大陆人（所谓“在台华侨”）团体的正式诞生，参与者中又以在台劳工占绝大多数，约为741％。许雪姬：《台湾中华会馆成立前的“台湾华侨”（1895～192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
1910年代中期，台湾民族运动逐步发展起来，尤其是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及1927年台湾民众党成立后，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反抗日本殖民者经济剥削和台湾总督府专制政治统治的斗争在全岛各地次第展开。在台大陆劳工与台湾本地工人阶级一样，身受日本资本、本地民族资本的双重压迫，处境艰难，备受歧视。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也积极行动起来，自1923年起，成立了各行业工会组织，投身于台湾民族运动的潮流当中。
因此，日据时期在台大陆劳工团体，基本上有两条纵向的组织脉络，一为中华会馆及下属各地分馆，一为各地大陆劳工成立的工会组织，其大致情形可见表8…7所示（括号内年份数字为不同资料提示之不同说法，存之以待查证）。
需要说明的是，表中仅仅是列举了1923～1929年间部分在台大陆劳工团体的情况，据1929年末统计，在台大陆劳工工会组织有22个，会员1998名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昭和62，第157页。。此外，1929年2月21日成立的台北华侨总工会，有台北锡箔工友会、台北木工会等10个工会参加，委员长为台北中华会馆的高铭鸿，它标志着会馆、工会两个系统大陆劳工的互融和团结，从而增强了自身的力量。
许雪姬《台湾中华总会馆成立前的“台湾华侨”，（1895～192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
95人；店员2个，371人；杂工6个，401人；其他1个，45人。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劳工工会组织大多受台湾民众党的指导，而与文化协会的关系则十分淡薄，如1928年民众党系大陆劳工团体有5个，而文化协会旗下却没有一个。1929年台北华侨总工会成立时，就有民众党干部钟麟、黄周、郭发、张晴川、林谢乌番、杨江海、陈木荣、卢丙丁等出席道贺。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昭和62，第854页。台湾民众党在它的政策中也明确提出要求台湾总督府撤废包括“支那劳动者取缔规则”、“南国公司许可制”等歧视大陆劳工的“恶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255页。此种情形的出现，与民众党建党思想中“应以农工群众为解放运动之主力”《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77页。这一指导原则密切关联，党的领导人蒋渭水就曾表示：“民众党今日能被社会肯定，被官宪重视的原因，在于民众党背后有工友总联盟三十三团体及一万数千名劳动者。党不能轻视劳动运动，且对劳动运动之指导已明示在党的政策中。”《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三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台北，1989，第186页。这与文化协会将工作重心侧重于农民运动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台大陆劳工团体大部被纳入民众党麾下是很自然的事。
大陆劳工团体在工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由于规模和力量的限制）相对于台湾本地工人来说，要弱小得多。1930年发生的59件劳动争议中，参加者15706人，其中大陆劳工仅10人；1931年52件劳动争议2256人参加，大陆劳工有164人；1932年比例为2000对138；1933年为1571对48；1934年为1294对53。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みすず书房，1971，第503～504页。显然，大陆劳工在台湾工人运动中只起次要的作用。但大陆劳工运动的意义仍不容忽视。首先，它是作为所谓“外国人”的大陆劳工奋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压迫和资本家剥削的斗争，是大陆民众参与、支援台湾民族运动的重要内容，具有民族反抗的积极意义；其次，在工人运动中，大陆劳工与台湾工人团结一致，共同抗争，使日本殖民者不能不意识到二者同为汉民族的民族性，并为此感到担忧和警觉。如1927年4月30日发生在台北市的台湾人力车夫与大陆人力车夫共同罢工事件即是一例。当时台北市有台湾人力车夫746人，大陆车夫1271人，他们共同计划脱离当局强制车夫们参加的所谓车夫组合而自主组织工会，遭到警察的禁止，正逢日人开通台北市内巴士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计，故以此为导火线举行罢工，但立即被镇压，有22人被捕，台湾民众党指导了这次罢工。1929年2月，台北木工工友会在民众党领导人蒋渭水的直接指导下，向资方提出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等4项要求，遭到拒绝。为此工会发出罢工指令，在台大陆劳工团体台北华侨木工工友会起而响应，参加罢工，引起当时殖民当局的震惊。除拘留民众党干部外，总督府将台北华侨木工工友会6人拘捕，并以煽动罢工为由把郑纪祥等4名大陆劳工遣返大陆。这次罢工被称为“台湾工人与大陆工人共同斗争”事例而载入史册。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昭和62，第842~853页。
第九部分台湾籍民问题的产生及清廷对策（1）
台湾籍民是甲午战争后台湾割让、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依据《马关条约》，台湾居民在两年的选择期过后仍居留台湾者，自动加入日本籍。作为日本籍的台湾人到大陆或东南亚居留，则为台湾籍民。
台湾割让之前，其居民大多来自闽南、粤东，两岸人民来往频繁。日据之后，尽管台湾总督府对两岸人员交往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台湾居民前来大陆者仍络绎不绝。由于台湾籍民拥有日本籍，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享有治外法权，这种特殊的地位，引起了当地居民中一部分不肖子弟的羡慕，他们想尽办法，以购买台湾人旅券等方式混入台湾籍，假冒台湾籍民随之在各地产生。同时，日本政府出于在福建扩张势力的需要，选择一些对日本利益有用的人“政策性”地协助他们“归化”日本籍，“让这种人容易地获得台湾籍”。于是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年来福建内地华民每有身未到台，父母田产均在中国，但须转托台地亲族略花小费，便可报入台籍，请领护照，任意横行。”“查中国向有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