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64-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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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业方面；近代台湾茶叶生产、加工和出口，均为西方资本所掌握，其金融资金主要由英国汇丰银行提供，通过妈振馆进行控制，形成汇丰—洋行—妈振馆（Merehant）—茶馆的资金链条。此外，在台湾岛内茶叶的生产及出口方面，大陆与台湾岛内资本也发挥重要作用。外国资本中较著名的洋行有英国宝顺、德记、怡记、永陆、和记以及美国的旗昌洋行。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7，第107页。1907年日本三井物产和野泽组，开始从事台茶贸易，逐渐排挤英美资本，最后只剩下3家英国洋行和1家美国洋行。随后，三井合名会社经营直营茶园，直接控制了产、供、销渠道，不予西方资本涉足的余地。结果，日本资本在台茶贸易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
樟脑方面，情形相对复杂，清政府在1861～1868和1886～1890年间两度实施樟脑专卖，特别是1864～1866年间由政府直营，其余包给民间经营。此外的时间段内，1855～1861、1869～1870、1876～1877年，为外商占优势的时期。到了1891年后外商公泰洋行、鲁麟洋行、瑞记洋行、Bain & Co以及Mannich & Co等分布于台岛南北，由此直至日据初，台湾的樟脑主要为外商所控制。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7，第129页。日据以来，面对根深蒂固的外国势力，总督府亦不能不谨慎从事，1895年颁布《樟脑制造取缔规则》，次年颁布《樟脑税则》，开征课税，直至1899年实施专卖，采用出口商投标的方式进行樟脑输出，但其权仍然为英商所得，且总督府与外商间因樟脑而发生的纠纷不断，成为日据初期的主要对外交涉事件。后来，日人依凭其政权机器进一步将樟脑权益直接交给了三井之手。无怪乎矢内原忠雄说：“台湾的樟脑商权，是外国资本家的坚城；这一商权移属日本资本家，是出于政府强权的直接保护。”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台北，1964，第17页。
近代西方资本在台湾社会经济地位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拥有台湾对外交通的垄断权；其主干便是英商德忌利士（Douglas）轮船公司；自1871年开辟台海航线以来；逐渐独占了台湾的对外轮船航运业，此一状况直到日据初期仍然如此。这对日本殖民者掌控台海两岸贸易的主动权及将台湾对外交通扭转到与殖民母国日本相联系为主的方向都是个障碍。1899年4月，依台湾总督府之命，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正式开通淡水香港航线，启动与德忌利士的激烈竞争，总督府则给以高额补助。据载，头一年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投资146万余元，即获得了125万元的补助金。于是大阪会社便不必顾及经济利益以低于德忌利士一半的运费来排挤后者，日人称：“（大阪）商船会社的营业看不到赢利的地方，然而悲壮的商船会社不仅仅是一个运输业者，她洋溢着对新领土台湾的满腔热情，倾其资本与德忌利士会社极力折冲，此间唯有待台湾总督府的保护奖励。此等保护奖励其实亦是在保护台湾自身的发达。”藤田驹太郎：《论台湾经营及大阪商船会社之施设》，《台湾协会会报》第28号。于是，在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的“牺牲性努力”下，德忌利士的业务全线溃退，到1904年11月彻底退出了台海航线，台湾海峡的航运权转由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等日资所垄断，这是一场国策会社与民间公司间的实力悬殊的不平等竞争，大阪会社得以胜出依凭的是日本殖民者国家机器的鼎力支持。作为海岛外向型经济的台湾，海上运输线是其经济发展的生命脉，台湾的对外交通由日本人控制，有力地助成了日资在茶、糖、樟脑等领域优势地位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参阅拙作《试论日据时期的台海两岸交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
关于鸦片；近代史上是台湾进口商品之最大宗；1894年进口值达233万海关两。鸦片贸易的控制权一直都掌握在外商尤其是英商手中；1888年打狗口鸦片进口额英商就占了66％。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对鸦片采行渐禁政策，同时严厉取缔外商进口鸦片。1896年4月成立台湾总督府制药所，作为鸦片生产机构，原料购买则委托三井物产及英商Samuel洋行办理。1912年英商退出，由三井及星制药株式会社任之。1926年后统归三井独占。这样一来，台湾鸦片输入在1912年后完全由日资所垄断。
概而言之，随着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一系列基础工作的展开和完成，1910年代中期前后，台湾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转变为殖民地社会。台湾在政治上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同时，在社会经济上也日益殖民地化了，不仅土地林野被收夺，度量衡及币制日本化，而且台湾的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都直接掌握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随着日本资本的大量涌入，台湾真正成为日本殖民者的资本投资场所、原料来源地和商品倾销地，台湾社会经济被纳入日本资本主义的轨道当中。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转变过程是在日本殖民者统治机器的强力支持下达成的，台湾总督府在促进此一转变进程中起了积极和主要的作用，在这里，资本是跟在国旗后面才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的。
第二部分武装抗日运动的展开（1）
1895年中日午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不甘做亡国奴的台湾人民奋起反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浪潮。北部有以台湾民主国为中心的抗日运动，南部有以刘永福驻防军为主干的抵抗斗争，虽然在日军优势兵力的打击下最终失败，但还是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延缓了日本占据台湾的进程，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牺牲的英勇精神。
1895年6月17日，随着所谓“始政式”的举行，日本殖民者正式开始其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在攻克刘永福大本营台南后不久，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台湾全岛底定。然而，就在日本殖民者准备摆宴庆功的时候，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又一次蓬勃兴起，并迅速以燎原之势遍及全岛，使得日本殖民者警报频传、穷于应付。
一武装抗日运动的展开
1895年11月，由于台湾反割台运动失败，台湾表面趋于平静，日军近卫师团撤回国内，中南部地区的守备任务由第二师团担任，北部地区则由第二、四师团的后备部队守备，各地方秩序的维持由宪兵队和警察担当。但实际上，日军只是占领了一些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广大的农村山地仍然处于日本殖民者的权力范围之外，各地失利溃散的抗日队伍正在重新集结、组合，平静的表面下正隐伏着汹涌的潜流。
1895年末；台湾北部各地抗日武装集团领导人秘密集会；台北的陈秋菊、詹振；宜兰的林维新、林李成、林大北，草岭的林火旺，金包里的许绍文，北投的杨势，三角涌的苏力，大嵙嵌的简玉和及安平镇的胡嘉猷等，以胡嘉猷为中心联合商议，决定乘日人庆祝1896年元旦松懈之际，以大屯山、观音山山顶的烽火为号，一齐起义，夺回台北，驱逐日本殖民者。据林李成的估计，日本从国内派遣援军来台需费时7日，因此抗日武装集团必须在7日内完成攻击行动。但是很不幸；起义计划被日本殖民者侦得；1895年12月7日；顶双溪守备队得知赖元来与林李成将率部起事；故采取先发制人手段进攻三叉坑；且战且退的抗日军在得到王秋鸿等500余人增援后发起反击；歼灭上原尚英宪兵大尉以下40余人。29日占领顶双溪和瑞芳；进逼龙潭堵；并阻击了来自台北、宜兰增援的日军。由于起义提前，宜兰方面林大北、林李成、林老贼、林维新、陈其山等部蜂起响应，包围宜兰，攻击苏澳。金包里的许绍文、许石、许俊亦率部袭击宪兵屯所及警察。
1895年12月28日，台北大起义领导者胡嘉猷以台北、新竹、苗栗义民各军总统的名义发布檄文，声讨日本殖民者的罪行，指出：“台湾自倭奴占据以来，数月间，到处残害淫虐、荼毒生灵，凡有血气者，皆宜同心戮力，恢复桑梓。”号召人们“捍灭倭奴，共建奇功，以邀优奖”。抗日军还规定了纪律，告诫部众：“汝等须知，此次剿倭，上报国家，下救生民，凡所过沿道各处，务必秋毫无犯，勿为奸淫、勿贪财物，唯前进灭倭奴，勿违本统军至意。”其要者如：“一、奸淫妇女者斩；二、强夺民财者斩；三、泄漏军机者斩；……八、义兵及各壮丁攻至城市，许擒杀倭贼，决不可贪利废公，若有日本仓库及商店对象，当封印保护，以待平定之时从公颁赏。”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7，第166页。 同时严禁危害日本人以外的外国人。由于情况突变；1895年12月31日；抗日军在台北附近地区展开猛烈进攻；包围台北；击毙殖民当局学务部官员楫取道明等6人；参加起义民众达2万多人；先后杀死日本殖民者128人；伤58人。
面对高涨的抗日形势；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一方面命令各地日军收缩防线；固守战略要地；一方面加紧从国内调集兵力反扑。1896年1月1日至2月2日间，日军第二师团补充兵力2000余人陆续到达基隆，与混成第七旅团及各地守备队配合展开讨伐行动。被围的台北总督府各官衙也组织起来应急，总督府军务局为第一备急队、民政局员为第二备急队、台北县职员为第三备急队、临时铁道队为第四备急队，可见当时台北的局势是多么的紧张，日本殖民者陷于狼狈的状况之下。
报复性的大讨伐开始了。日军接连攻占顶双溪、三叉坑，解除宜兰之围，击退林李成、林大北部1400余人，占领头围。在宜兰地区，大嵙坎、三角涌、铜锣园、龙潭坡、咸菜棚等地次第陷落。在战斗中，日军“沿村严密搜查房屋，持枪械刀枪抵抗者固不待言，即使未持凶器而有不稳举动者，一概枪杀，凶器全部摧毁，其房屋亦一齐烧毁”。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7，第168页。 结果在这次起义里，据不完全统计，被害的民众达3万以上，仅宜兰一地，“至1月28日止，被诛戮者大约1500百人，被焚房屋1万，宜兰平原大半化为灰烬”。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7，第168页。情形悲惨。在日本殖民者的残酷镇压下，这次北部大起义终归失败。但零星的战斗仍未间断，继续给予日本殖民者以打击。例如1897年5月8日是《马关条约》规定的国籍选择期限的最后一天，不甘做亡国奴的台湾人民奋起反抗，陈秋菊、许禄、詹振等率抗日军4000余人揭竿而起，攻击大稻埕，进抵台北城下，与日军展开激战。
第二部分武装抗日运动的展开（2）
在中南部地区；反割台斗争失败后；抗日活动仍然十分活跃。1895年10月；张臭头、张犁等人继续率部攻击日军及警察。随后，各地抗日军纷纷兴起，其中著名的领导人有简义、柯铁、黄国镇、林少猫等，活动地区北起云林，南至下淡水溪，到处给予日本殖民者以打击。1896年4月，日军第二师团撤出，其防地由第四师团接管，云林随之撤防。柯铁等乘机推简义为首，于6月14日聚集各路抗日军在大坪顶屠牲祭天，宣誓起义，号称天运元年。他们树起“祷捷上帝”、“奉清征倭”的旗帜，决定先将日军牵制在中部地区，然后乘虚分袭南北两路，把日本殖民者赶出台湾。抗日军消灭了前来侦查的日军一部，并包围了南投。惊惶失措的殖民者连忙从台中调来讨伐队增援，抗日军退入深山。残忍的日军不分青红皂白，在云林大肆烧杀焚掠，6月18～22日短短的5日间，烧毁房屋4295户，杀戮居民无数，日人声称“云林管下无良民，顺良村落皆指为匪，予以焚毁”。从而制造了台湾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云林大屠杀”。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第178页。
面对日军的暴行，台湾人民更加满怀义愤地加入抗日军的行列，抗击日本殖民者。柯铁、简义乘势号召全台人民起来驱逐日本殖民者。6月30日攻占林圯埔宪兵屯所；30日袭击斗六，当地农民操农具、竹枪加入战斗；7月3日，300余抗日军从市街一角突入鹿港，辜显荣保良局所属壮丁团一部临阵起义，调转枪口向日本殖民者开火；在集集，13名宪兵被击毙；在斗六，日军守备队长以下80人战死，167人负伤，被迫退出阵地，抗日军占领斗六，为此佐藤常政陆军少佐等两名将校受到了军法审判。
斗六陷落的消息传到台中，日军第二旅团本部于7月1日派出讨伐队，第二天攻占斗六，但由于孤军深入，旋即退出。台湾总督府再派遣特别讨伐队接连进攻员林、北斗、斗六，重开云林支厅，发布安民告示。14日进逼林圯埔，抗日军退守铁国山。18日，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大坪顶，抗日军被迫撤入深山之中。与此同时，日本殖民者还通过辜显荣向简义进行招降，结果在1896年11月19日简义归顺，但随从仅二人，所造成直接损失并不大。在此情形下，柯铁起而自称“奉天征倭镇守台湾铁国山总统各路义军”，重整队伍，发布檄文，表明了继续抗日的决心。为此，日军加紧了对大坪顶的进攻，抗日军在柯铁的指挥下，冒着密集的炮火坚守了14天，打死打伤日军109人，随后转移到新的根据地触口山。日军在嵌厝、大坪顶分别驻屯，以防抗日军卷土重来。
在南部的温水溪、十八重溪、蕃仔山地区，黄国镇聚集各路抗日军首领11人，结义抗日，号称“十二虎”，分别在1895年12月、1896年1月及其后举行3次会盟，商讨进攻嘉义支厅方略，以与铁国山抗日军相呼应，驱逐日本殖民者。1896年7月10日；黄国镇、阮镇联合进攻嘉义，日军将兵力收缩在城内固守，此后，又乘日军集中兵力对付铁国山之机，大肆活动，至1897年1月，嘉义东堡49庄均归入其支配之下。黄国镇还自称皇帝，定年号为大靖。8月，日军第三旅团组织讨伐队围剿。到了1898年6月，台湾总督府进行地方官制改革，废除嘉义县，黄国镇抓住时机宣传“日本将弃台而去”，嘉义地区人民日益聚集在抗日军的周围。随着各类地方税（如地租附加税、户税、营业税、杂税等）的开征，更激起台湾人的不满，因而当时抗日军袭击各派出所、弁务署时都得到了许多当地民众的支持和参与。
再往南，在凤山地区，林少猫率领的抗日军十分活跃，他们四处袭击日军兵营和宪兵屯所。此外，在下淡水溪右岸阿公店等地，魏开、陈鱼、张石定等率领的抗日军也在观音山附近建立根据地，声言将“杀死日本官吏，以为民除贼”。他们连续攻击了阿公店、弥陀港、赤嵌、阿莲等地。1898年，从厦门获取资金和武器秘密返回台湾的林少猫，率领抗日军在万丹与日军展开数次激战。12月28日，林少猫与万峦庄长林天福联合万峦庄的广东粤人、凤山厝的福建闽人及万金等地的“熟番”、“平埔番”1000余人组成抗日联军，猛攻潮州宪兵屯所，击退日海军陆战队，并与赶来增援的日军讨伐队展开激战。这是台湾各民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