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64-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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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郑徽庀匀皇怯性つ钡募宕笸郎保黄洳斜┖捅承牌逵诖吮┞段抟拧Ｍ趼辶肿芗嘁搿短ㄍ蹇谷赵硕贰罚Ｏ垦醭霭嫔纾ū保�2000，第727～729页。事实表明；日本殖民者之所以答应抗日武装集团的种种条件；是由于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些虚假的承诺；并不构成约束力；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撕毁。日本人自己就承认了这一点；台南县知事矶贝在谈到答应林少猫归顺条件时就明确地说：“这是为驯服无知的土匪所不得不出的权宜之计；若得归顺之实；则此条件之类自归一纸空文。”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第139页。在他们的眼里；这些条件只是引诱台湾人归顺的敲门砖罢了；门一旦敲开；敲门砖就可以丢了。
应当说；儿玉、后藤主导的这场招降闹剧是表演得很成功的；“归顺”后的台湾抗日武装集团虽然赢得短暂的喘息时间；但经历“归顺”程序后他们的内部情况一览无余； 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且经裁减后的武装力量大大削弱，活动范围也日益缩小。局势的相对平静则有利于日本殖民者重新调度和部署兵力；如1898年11月；北部抗日武装集团大部“归顺”后；日军便集中力量对南部的讨伐。更为重要的是；招降政策造成了和平的假象；松懈了人们的警惕；给予日本殖民者以可乘之机。从这个角度说；日本殖民者的招降政策显然获得了成效。
第二部分抗日武装斗争的失败（1）
“归顺”后的抗日武装集团，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动向。有的丧失斗志甘愿放下武装而从事道路工程及其他工作；有的利用日本殖民者给予的特权开始对势力范围内的居民进行勒索骚扰，这部分人原来多出身绿林，如北山东部的卢锦春即如此，并且由于侵犯了陈秋菊势力范围的文山堡而发生相互冲突；也有的仍然暗中集结抗日武装力量图谋再举，如简大狮即其代表人物。
“归顺”后的简大狮并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依然在山中构筑要塞，并且将继续武装抗日的詹番所部庇护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同时向徐禄、卢锦春、陈匏耆等人发出邀请，共谋再起，劝说卢锦春与各方和睦相处，共同对敌。最后，各方约定在1898年12月11日举行起义。简大狮自称“督弁义勇”，发布谕告：“刻下倭寇猖獗已极，残害生灵日甚，我台湾绅士耆老，皆不胜愤慨，请传庄中各户，准备铳械，以备防御，共成大义，转祸为福。”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第115页。并在各庄征收九一税以供军需，还要求富户给予援助。12月10日，简大狮所部300余人袭击树林坑警察派出所；日本殖民者组成北山讨伐队两次进行攻击，双方在南势湖、冷水窟展开激战，抗日军失败，简大狮内渡厦门。在厦门他仍与早先内渡的林李成相交往，图谋再举。1900年初，在日本的压力下，漳州府龙溪县逮捕简大狮并将其引渡到台湾，3月29日简大狮惨遭日本殖民者杀害。
在宜兰从事道路工程的林火旺所部，因不满奸商贩卖粮食牟利，于1898年10月12日宣布禁止宜兰城内米谷外运，遭到宜兰弁务署长小浜为五郎的训斥。此后，林火旺避居山中，次年5～6月间与从厦门潜渡台湾的林李成秘密联络举事。7月因抗拒日本官吏对其义弟施矮九的逮捕，与日本殖民者公开对抗，另一抗日武装集团首领郑文流也加入其行列。7月末8月初，林火旺抗日武装集团与日本殖民者的讨伐队在草南山发生战斗，随后抗日军不敌退入牛路顶、九芎根等地；林李成于1899年11月8日被枪杀。1900年3月31日林火旺于礁溪被捕，5月4日遇害。在这之后，北部地区仍有零星的战斗，直至1902年7月6日抗日军对南庄的袭击失败后，才大致归于平静。
中南部地区的情形较为复杂，柯铁等四大头目“归顺”后，由于黄才将房屋租赁给日本当局作为弁务署，而与柯铁等发生矛盾，柯铁部下间也因张大猷事生出龃龉，陈提等人则另组“天公会”，抗日武装集团内部团结出现了危机。1900年2月9日，逃亡山中的柯铁在打猫东顶竿蓁笼的岩洞中病死，群龙无首，更给日本殖民者以可乘之机。5月8日至6月2日，日军组织讨伐队，以不安分为由，突袭刘茶、陈提、黄才等人的根据地嵌头厝、苦岭脚、樟湖、麻园等处，黄才等抗日军有94人被害。中部地区抗日武装集团便又四处蜂起，台中的赖福来于1901年2月1日率部火烧大墩街，打死打伤日军和警察11人，然后退回山中。1901年6月6日，抗日军廖远等与当地人民及倒戈的保甲壮丁团相配合，袭击仑背弁务支署，杀死民愤极大的警察7人。钟佑等对油东派出所的攻击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南部自1900年以来连续遭受旱涝灾害，民众生活困苦，抗日武装集团的活动更为活跃。1900年11月23日，黄茂松联合中南部的抗日武装集团猛袭朴仔脚弁务署，占领支署长官署及邮电局，放火焚烧。据日人称，抗日军作风顽强，武器精巧，军纪严明，不取民间一物，不伤一人。“大多数街民非但不防御土匪，平素与官衙相嫌者毋宁说是欢迎土匪。有的煮饭犒劳土匪，有的供给其弹药，其余间接帮助土匪或给予方便者，为数不少。即如保甲壮丁团，恐惧匪势，不仅没有发挥作用，反而掉转枪口加入匪徒的行列。”向山宽夫：《日本统治下台湾民族运动史》，中央经济研究所，东京，1980，第280页。在此可见日本殖民压迫下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不屈精神。由于此次抗日联军成员均在腕部、胸部裹上红布，打着红旗，行动整齐划一，作战勇敢，进行灵活的游击战，给予日本殖民者以很大的威胁。9月27～28日，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亲自部署，由警视总长大岛久满次和第三旅团长西岛义助在嘉义研讨作战方案。12月3日，日军特别讨伐队开始对黄国镇、林添丁、阮振、张添寿所部发动攻击，抗日军退却。10日，黄茂松部突然与日军遭遇，全军覆没。1902年3月黄国镇遇害，4月林添丁、阮振先后被杀，起义终于失败。
林少猫自“归顺”后，即在后壁林从事开垦并经营制糖、酿酒及渔业，据说年收入达万元以上，且准备染指肥皂业。负责监视的凤山厅长及警察本署均向总督府报告林少猫似无背叛之意。但不论林少猫是不是有反抗的意图，日本殖民者的既定方针是将所有具潜在威胁者一网打尽。在各地讨伐告终后，日本人就将屠刀砍向了林少猫。1902年5月30日，暗杀林少猫的计划失败后，日军讨伐队向林家住宅发起进攻，林少猫全家被害。随后，日军在凤山、阿猴、溪州扩大搜索，林少猫亲属及曾参加抗日活动者，大多惨遭杀害。
轰轰烈烈的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终于失败了，导致斗争失败的原因，在台湾各地由于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因素的作用而有所不同，但就其共性来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二部分抗日武装斗争的失败（2）
第一，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是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和殖民压迫的斗争，是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格自由的正义斗争，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前途必然是光明的。但是，在某时某地进行的这种斗争，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并不一定总是胜利的，相反，却往往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分悬殊而惨遭失败。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台湾人民的武装斗争，便是一个典型的事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折点上，甲午战争后，日本凭借自中国掠夺的2万万两白银（还有还辽补偿款），迅速发展了国内工商业和金融事业，军事力量也急剧膨胀。在台湾，日本殖民者部署了大批的军队和宪兵、警察，拥有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及有效的军事训练成果，他们牢牢地控制着台湾地面的主动权。而另一方面，台湾的抗日武装集团属于松散的组织结构，有自发参加的、有临时招募的，他们的武器相当落后，除接受部分内渡清军遗留的装备和从大陆秘密输送的少量武器外，只能用各种原始的武器来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战斗。正如日本人曾经惊讶的看到的那样，包围台北的抗日武装集团的装备是何等的简陋不堪：“（我们）发现匪徒们枪支并不普及，十之八九手持刀枪（指梭镖）”。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东京，1972，第77页。以这样的武器装备与敌人抗争又缺乏外来支持，来与日本强大的正规化军队对抗，其失败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行动是日据初期台湾抗日武装斗争失败的又一重要因素。如前所述，台湾抗日武装斗争的烽火遍及台岛南北，此起彼伏，但是他们之间缺乏协调和统一，各股抗日力量并没有形成有力的抗日铁拳，而是力量分散、四处出击，这就给了日本殖民者以可乘之机，被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导致最后的失败。我们看到，在北部，各抗日武装集团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詹振所部在大加蚋堡一带，陈秋菊在文山堡一带，简大狮、卢锦春在金包里、淡水和士林一带。在中南部，简义、柯铁占据了铁国山、触口山四周，黄国镇拥有温水溪地方，阮振盘踞十八重溪一带，林少猫雄踞凤山下淡水溪左岸。星火四起，却未能合成燎原之势。日军从容的自北而南，次第剿灭了抗日武装力量。当然，并不是所有抗日武装力量从没合作过，但这种合作显然还处于局部的、偶然的状态之下，譬如1895年末1896年初的台北大起义，就是各路抗日军配合进行的。但他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中心，也没有完备的作战配合方案，更没有直接的战斗支持，至多只是约定时间共举而已，这种呼应形式是不够的，它无法给予日本殖民者集中且有力的打击。直至1900年11月黄茂松率领抗日联军对朴仔脚支署的攻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抗日联合行动。遗憾的是，这次行动是在北部及中南部抗日局势急转直下后才发生的，时机已经错过，并且又遭到总督府迅速而残酷的镇压，很快就失败了。日本殖民者对这次台湾抗日武装集团联合抗日重视程度之高，也从一个侧面对抗日力量联合起来的警惕和担心。
第三；后期斗争性质的逐步转化及抗日武装集团与群众的日渐脱离也是导致日据初期抗日武装斗争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台湾的抗日武装斗争，属于世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虽然这一斗争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而带有许多明显的传统农民斗争色彩（如黄国镇自称皇帝）。在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早期，其反抗和摆脱殖民统治的要求是旗帜鲜明的，在北部，台北大起义提出的口号是“上报国家”、“下救生民”、“同心戮力、恢复乡梓”，使用的是清光绪年号，在名字上冠以清朝授予的勋位，号召人民起来驱逐日本殖民者，回归祖国的怀抱；中部的柯铁在大坪顶上树起的两面大旗上则揭示“奉清征倭”四个大字；南部抗日军宣誓“进攻嘉义，歼灭日本军，以回复清政”。台湾宪兵队编《台湾宪兵队史》，龙溪书舍复刻本，第200页。体现出鲜明的祖国意识。另一方面，一些人也像旧式农民战争那样建立自己的政权与日本殖民者作斗争，譬如简义自称“九千岁”，定年号为“天运”，改大坪顶为铁国山；嘉义东堡的黄国镇亦自号皇帝，定年号为“大靖”。众所周知，日本殖民者侵台初期，曾任意侮辱、屠杀台湾人民，奸淫妇女、掠夺财物，在经济上开征新赋税，发布规则限制采矿业等，给台湾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伤害。
第二部分抗日武装斗争的失败（3）
因此，无论是号召回归祖国或是自立政权，只要是反抗日人、驱逐日本殖民者，都具有相当大的凝聚力，各地抗日武装集团与日军作战时，也得到了当地人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这也是早期抗日武装斗争得以展开的根本原因。然而，到了后期，大陆援助遭阻隔，日军讨伐紧紧相逼，局势对抗日武装集团日益不利，其赖以生存的费用开支无从着落，于是征饷的对象从早先的对日合作者转变为同时强征普通民众，原先出身绿林的队伍，掠人勒赎、滥杀无辜的情形尤为严重。更重要的是，抗日武装集团原先的斗争目标——驱逐日本殖民者、回归祖国，变得日益模糊了，一部分抗日队伍发生了蜕变，以至逐渐丧失战斗力和号召力。特别是“归降”政策实施之后，他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征收保庄金，划地自保，缺乏积极进取精神，与人民群众日益脱节。再者，征饷摊派的范围牵涉到了乡绅富户，他们从支持者就有可能转化成旁观者甚至是反对者，这对抗日斗争显然是极其不利的。在新近发布的总督府档案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记载：八芝兰庄在给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呈禀中写道，“北山诸匪首简大狮等有归顺之名，实无归顺之心，现再招军买马、屯粮积草，分发部下，四处掳人勒赎，最惨者莫如八芝兰堡殷户也，被其强捐硬派，或米或金，不一而足，如稍不遂，询在眼前，脚拳鞭挞，扭去吊殴，肆横无已，欲逃不得，欲告官不敢，恐其全家被伊杀害，实是上天无路，投告无门。”《台湾北部抗日斗争档案》第一册（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7，第143页。法国人康（Kann）在考查台湾后曾这样描述这部分人的行为：“福尔摩萨盗匪的行事与他们在北圻（越南）的同道很相似，他们从中部高山最不容易进出的巢穴，以出其不意的方式下到临近的平原，把村庄抢劫一空之后，劫掠一位或数位有体面的居民，等到居民付出了一大笔赎金，他们才把人质放回去。”雷吉纳乐德·康：《福尔摩萨考察报告》，“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台北，2001；第20页。据他的统计，1898～1902年间，台湾居民被绑票的有4653人，全部赎金金额达1109723元。雷吉纳乐德·康：《福尔摩萨考察报告》，“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台北，2001；第20页。这样一来，抗日武装集团与乡绅们的关系势必日趋冷淡乃至对立。台湾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是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压迫的斗争，它要求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合作，把矛头针对主要敌人——外国殖民者，而被压迫民族内部矛盾的产生和扩大，既不利于斗争的开展，也给了殖民者以可乘之机。抗日武装集团与乡绅及普通民众的矛盾，势必削弱民众的向心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898年12月13日士林支署长盐川弥太郎在给台北县知事村上义雄的密报中称：“此回实施讨伐一事，对于本辖内一般意向，经观察结果，简大狮因曾有屡次对良民强索金谷之非法行为，故一般民众对彼等已大有恶感。且传说迟早难免受讨伐，因此对此回断然实行讨伐事，均颇表示欢喜。”《台湾北部抗日斗争档案》第一册（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7，第112页。殖民地抗日队伍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以获取补给，由此而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招致民众的厌恶，民众反而迎合殖民者的讨伐，以免灾祸。这种悲剧的产生，读之令人酸鼻，却也发人深省：以传统的组织和形式来进行反殖民主义斗争，在台湾是很难行得通的。
第二部分北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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