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作家批判书ii-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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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能等待着我们去重新发现和理解，不管她的作品里以现代上海和香港为幌子而包装的古典艺术迷惑了多少对她顶礼膜拜的人。
第二章批判刘震云 （1）
批判刘震云：喜剧时代的大师赝品
作者：张勇
这个作家似乎认为加之于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和自己无关的，他认为自己不是明星，没有写过畅销书，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正好是自己以为的一个作家对他所出生的民族的文学的职责。他很入世，愿意为自己的作品作商业宣传，其实是因为他很清楚，这种宣传基本上不存在商业风险。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愿意，而且是通过反驳同行的看法来说的，那种说法是，一个作家要说的都在书里了，书一写完就不要再去说自己的书怎么怎么样了。而他说，他出来上镜露面，周游媒体，是对本民族的文学作了贡献，以避免最好的作家的书也只能卖2000册，那等于宣告这个民族的文学完蛋了。
刘震云，以小说家的身份，成名于20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他写的小说有《塔铺》、《一地鸡毛》、《官场》、《官人》等等。他的第一篇发表的作品是发表在一份叫《未名湖》的北大刊物上，那时候他当完兵，然后考上了北大，开始了写作。
他一直把自己的写作比作一门手艺，在今天这已不新鲜，但正是这种认识使他把握着自己的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和格非、苏童、余华等人区别开来，呈现出一种对生活琐碎的模仿，他因此被冠以“新写实主义”小说作家的名号。从他决心以写作为自己的职业开始，那种决心带来的耐心持续了好几年，以使他能够持续不断地完成这种对琐碎生活的想象与再现。
然而他渐渐发现，魔术比手艺更好玩，而且魔术并没有背叛手艺，它仍然还是一门手艺，也更考验一个手艺人的手艺，同时对想象力的要求那就更没法说了，所以。之后的刘震云陷入一种癫狂的写作状态当中，正如魔术中高超的指法就需要训练三十年一样，他也用八年时间搞出了一部《故乡面和花朵》。刘震云还是刘震云，但却变得求新求变起来，也似乎由物质进入了精神，由“有一说一”变成了汪洋恣肆。
这个真的以为自己很笨的人，却给人造成一种爱琢磨的印象。但是就《故乡面和花朵》来讲，琢磨跟得上写作本身吗？包括同时期的《故乡》系列，琢磨似乎变成了一种着魔的自动写作，并且，物质超越了物理，就直接僭越而为精神吗？刘震云对自己似乎没有那么多的疑问，一直到后来的《一腔废话》不管文学青年乃至大学教授们如何自我折磨乃至云里雾里，他都概不多言。
这中间是作为一个成功作家地位与环境的升迁，升迁只是变好了的意思，并非贬义。再者，《一地鸡毛》等作品的改编为电视剧，刘震云触电了。直到2003年末的《手机》，刘震云纵然辩解自己不是明星，可也还是在媒体频频露面，甚至上了福布斯杂志中文版的中国名人榜，证明了自己的知名度，其实并不是像自己所说的那样，还不如一个同时代的三流演员。
截至《手机》，刘震云把自己的写作划分成为了三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琐碎说琐碎，第二个阶段是用复杂来说明这个世界，现在我想用10句话来说世界。真正到现在这一段儿，我的创作心态，我觉着全是废话，一腔废话，我觉得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10句。”他永远对说感兴趣，但他自己也没搞明白，到底是说是艺术，还是写是艺术。
一个说法可以展开为十个说法，但十个说法永远不能合并为一个说法，如果合并了，那就可以继续精简，变为无法可说。关于刘震云，我们有话要说。
小说从农民开始，小说到农民为止
对于从河南的一个村子里走出来的刘震云来说，他熟悉农民，熟悉那些旧式的手艺和传说，熟悉那些他认为无限精彩的故事和语言。而在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之后，他继续通过书本和文化了解那些过去，他沉浸在当中，并且不觉得厌倦。
在他的书中存活着一种强大的文化生态，那就是农村和旧时代的广阔天地，他或许知道在今天这已不是现实，今天更多的问题是生态失衡问题。但他不知道的是，想象使人身临其境，但却充满了玩味，今天的刘震云看过去，就如同长着一颗拧巴（刘震云语）脑袋的汉学家看中国文学差不多——那种方式和态度，代表的是今天的科学和文化。而如果他由衷地尊崇过去的文化，那么今天的文化必定是错误的。用错误的方式和态度去追求全面乃至无限，并且去追寻一种真实，这仅仅是今天的荒谬之一——谁也救赎不了自己心中认定的灾难。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宿命则是像这种灾难靠近，写作的过程仅仅是反抗，快感也仅仅是反抗的快感，而像刘震云这样四平八稳的喜悦，使他再也不能在别的方向上开始感受，说到底，他是个没办法的一维的作家。而作家所身处时代的人，无一不是三维的，无可选择的，没有办法踽踽独行，也没有办法一路狂奔。又恰好因为这样，选择作刘震云这样的作家，必然有某种安全感。
有时候他试图呈现一种超越物理时间的图景——那是把这个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乡村、城堡和都市混为一谈，比如《故乡面和花朵》，但但从题目上看，就让读者犯懵：空洞的怀旧，人工的时尚，语言的分裂，乃至全书，无疑是拒绝读者的行为。刘震云想干什么呢，写作似乎成为一个行为艺术，他却不知道，并不是集中全部精神就是自己所要的精神全景。在这里，小说的概念既得害于西方，又祸及作者自身——小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还是故事的艺术？语言的艺术是语言自身的膨胀吗？故事的艺术在于故事本身的梦境化吗？这等于是在自说自话，哪怕对绝对信任他的读者，这也是他们绝对应该抛弃掉的折磨。
一个作家说到底也不是一个手工艺人，因为甚至可以说，厌倦也是一个作家的职业道德之一部分。要搞懂一个手工艺人一生的创造是怎么回事，那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忽略他的工作，认同他的身份，也就是说，别去搞懂他是怎么一回事，别去追求只有作家才会妄想的真实——那真实相当无聊。这么说并不说明一个作家大于一个手工艺人，一个作家是极端的，他所服务的社会群落要么远远大于一个手工艺人，要么就仅仅是自己。一个手工艺人从来不会选择做这样的冒险。
这个国家的物理时间，不说现在和未来，而说过去，那是相当无聊的。如果一个人需要判断它的价值，选择是无聊的比选择是有趣的会让人舒服的多。而刘震云恰恰选择认为那是有趣的。一个越写越得意的作家，一个描述一件事物越描越有趣的作家，他本身是不具备这种虚妄的力量的，他仍然得益于今天这个腐朽的价值系统，并且充当代言人和先行者的角色。
刘震云笔下的农民并不是这个民族的原生态。写农民、农村、农事的作家很多，刘震云偏向于说话的农民，而这些农民说的话，又都是他们的想象，乃至理想。但是刘震云的理想并不是那些农民的理想，刘震云追求那些农民关于理想的文化，这种文化，让刘震云感到喜悦，感到自己有幸能够享用，因为他认为，自己太笨了。
追寻文化，使刘震云忘记，农民本可以像昆虫那样生活。在刘震云的作品中，我们从来看不到自然，我们看到的，都是人、人、人，表现出他们不同的文化方式，表现出他们群落间不同的文化属性。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一只昆虫能够成为一个作家，并且是刘震云那样的作家，那将是对那种虫科来说多么恐怖的事情。
有一种说法是，作家要写农民，不必非到农村去体验考察，哪怕是在大城市里，只要看看街头巷尾，公司企业，楼上隔壁就行了，因为大家都基本上还是农民。作为一个笑话，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好笑，但它却准确的说明了，农民文化是这个国家最根本的文化。看起来似乎现代化的进程已经撕裂了这种文化生态，但是，本民族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绝对是自生自灭的，所以，这个国家最根本的文化几乎是根深蒂固的，其人民的生存状况被这种文化制约，越发达，也只能是像刘震云一样越自我陶醉，自我迷恋，直至灭亡。
在刘震云的作品中，想象和演说过去，已经是他影射现实的一个手段。他在《温故一九四二》中描述了农民在过去的动荡生活中遭到的奴役，蹂躏和耻辱，记录他们呼号，挣扎最终归于平静的麻木和冷漠，强调他们的奴性，指出这种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刘震云沉浸在记录这些的心理氛围中，这成为他早期写作的基本心理积淀。但这种心理积淀具有多大的欺骗性刘震云却未可知，事实上在今天看来，这种心理积淀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好莱坞都可以成功运用它的全部，而好莱坞，就已经够懂得现实了吧？
刘震云的早期作品，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一部与一部各有不同，每一部都在运用不同方向上的想象力。在《温故一九四二》前后的作品中，充斥着一种对人性扭曲的迷恋。对作家而言，通过这样的写作不知道是释放了压力还是得到了快感？ 。《头人》中的三姥爷与宋家掌柜来来回回的报复争的是一个村长的名号和吃热饼的权利。当刘震云笔锋一转回到现实的时候，仍然迷恋于前人的鲜血而不能自拔。
第二章批判刘震云 （2）
身份认定：写书的VS说书的
专门讲故事的人，让我们想到说书艺人，专门讲故事，还绕来绕去说废话的人，让我们想到相声演员。相声演员已经具备了演员的角色素质，所谓上得厅堂，其很大成分在于表演。说书艺人也是在表演，只不过更多的是要让人嘘叹，人们在嘘叹之余忽略了他的表演，因此他的表演往往是留给自己的享受。刘震云对废话很感兴趣，甚至把它当作一门手艺，当然，准确说应该是口技。但在他对废话感兴趣之先，他基本上也是一个传统的说书艺人，对讲故事这门手艺兢兢业业，只不过同有心有意的说书人一样，为自己留了一手，那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表演。
小说要会讲故事，小说也可以不讲故事，这是今天的文学青年都知道的道理，而在刘震云写作的初期，烦琐地记叙生活中的烦琐，却具有了与同时代反方向的单纯。在故事当中，充其量有对目标事物的印证与玩味，并且给了语言极大的自由，可以携带大量作者的聪明——如果他不感到乏味的话。
《一地鸡毛》，yi_di_ji_mao，这四个字的发音本身已经超出了一个小说家的心和意，脱口而出，带着刘震云的不老实的快感。所以作为一个藏拙的人，说到底他是藏不住的。
让我们来看看《一地鸡毛》的开头：
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一斤豆腐有五块，二两一块，这是公家副食店卖的。个体户的豆腐一斤一块，水份大，发稀，锅里炒不成团。小林每天清早六点起床，到公家副食店门口排队买豆腐。排队也不一定每天都能到豆腐，要点排队的人多，排到，豆腐已经卖完了；要么还没排到，已经七点了，小林得离开豆腐队去赶单位的班车。最近单位办公室新到一个处长老关，新官上任三把火，对迟到早退抓得挺紧。最使人感到丧气的是，队眼看排到了，上班的时间也到了。离开豆腐队，小林就要对长长的豆腐队咒骂一声：
“妈了个×，天底下穷人多了真不是好事！”
一开始，作者作为一个深有感触的“神”，笑看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后面详细说明了这块变馊的豆腐来源于何处，比较别处的豆腐有哪些优点。这种生活经验是市井生活中的大妈大婶深有感触的。而作者不仅停留于此，还要详细阐述一下人和豆腐的关系，甚至是人和豆腐乃至人身处的社会环境的关系。所以说，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在这个国家的市井小巷中有很多人都具备，而且如果换作他们来讲，肯定比刘震云讲的要轻松，因为故事到了刘震云这里，还要加上一层基于经验的想象，还要加上故事中人物的各种属性，各种文化习惯，指出人是社会动物、环境动物。但是可以说，老百姓所具有的讲故事的方式刘震云已经将之操作绝了，并且训练出了耐心，能够将这种模仿的满足延续下去，凑足一个故事。但作家毕竟是作家，而不是被模仿的生活中的对象，作家的脾气在于渲染出了生活中的无奈，或者说是生活本身的无奈。要把这种无奈给谁看呢？给有脾气的人看。这就是小说之外的事情了，并且放在1988年，一切，总归是比今天无奈的多吧：
——前几年刚结婚，小林对这点很不满意，哪能上床就入睡？问：
“你怎么躺倒就着，长此以往，可让人受不了！”
老婆不好意思地解释：
“累了一天，跟猪似的，哪有不躺倒就着的道理！”后来有了孩子，生活越来越复杂，几次折腾搬家，上班下班，弄吃喝拉撒，弄大人小孩，大家都很疲劳，老婆也变得爱唠叨了，这时小林倒觉得老婆上床就入睡是个优点，大家闹矛盾有个盼头，只要头一挨枕头，战争就停止了。所以小林觉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优点缺点，优点缺点是可以转化的。
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看来，都市化的进程似乎让这一切都过时了，但从对人的关注来看，永远还是这些事：〃钱，房子，吃饭，睡觉，撒尿拉屎”，庸俗，永远是庸俗，鸡毛蒜皮，永远是鸡毛蒜皮。刘震云很残忍，在他的小说中，庸俗也可以让一个人满足，庸俗也可以让一个人有自尊。
小人物的悲哀，永远是刘震云讲故事的一个核心要素，即便到今天的《手机》，小说中人物的生活似乎高档了不少，但刘震云很聪明地让他们的面目模糊不清，因为小人物的面目永远是模糊不清的。从《一地鸡毛》的“副局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到手机的电视节目策划、节目主持人，有了扮演故事的人，还要有支配故事发生发展的的线索，那就是权利与喜剧气氛。
可惜的是，这些故事模拟了刘震云内心中的真实，但却讲得不轻松，不老实。斗争，阴谋，沉重，虚伪，每个人都披着其中一间外衣，对号入座。即便生命是场苦难，故事中人物却都没有勇气承担，因为作者自己就已经无力承担。故事被讲得很压抑，说喜剧，更是为了突出悲剧氛围，故事在讲下去，人物的内心也在不停的损耗，他们的挣扎、反抗变的无耻而脆弱，看不到希望，这种情绪虽没有不加控制地绵延，但也丝毫谈不上一丝亮光，没有留下一丝精神力量成为后来讲故事的人的心理资源。
但狡猾的刘震云否定了这一点，他狡猾得把自己都骗了。《一地鸡毛》被拍成电视剧后知道的人很多，但刘震云却说它最初的名字是《阳光一缕》。并说虽然生活是非常乏味无情冷酷的，但仔细想想还是充满着许多乐趣的，尽管这种乐趣特别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