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作家批判书ii-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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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长恨歌》是被许多人捧出来的“经典”，但这样的“经典”，我们随处可见，它没有语言的独特性，也无结构上的创新。只是因为描写了一个旧上海的民国女子而被称为“大手笔”，这样的评价不免让人心惊肉跳，同时我也不得不怀疑那些居心叵测的评论家们的评论动机和鉴赏能力了。
第三章批判王安忆 （4）
张爱玲与上海：心中永远的痛
对于王安忆与张爱玲之间的关系，有的人说王安忆的小说是有张爱玲影响的痕迹的，她们都同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录者，她们同样都描写这座城市的女性，描写这个城市那些琐碎而精致的生活。对于自己与张爱玲之间的不同，王安忆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我和她有许多不同，但根本上是世界观的不同。张爱玲是一个非常虚无的人，所以她必须抓住生活当中的细节，用日常生活去触动，这样才可以在生活和虚无中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方式。而我不同，即使知道前面是虚无的，我也要过去看一看。”
王安忆说张爱玲是两端的，一端是虚无，一端是感性。张爱玲要挽救她的虚无，她就要抓住最感性的东西。她还说张爱玲在虚无的背景下，甚至还有一种享乐主义。王安忆认为自己是属于中间的，而不走极端。以此，她搬出了文坛泰斗鲁迅，认为鲁迅先生也是虚无的，只不过这种虚无是从现实出发的，是很深刻很沉痛的那种虚无。总之，她和张爱玲是不一样的，情感范围要比张爱玲大一些，主要是世界观不一样。王安忆的言外之意即是说自己是理性的，她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写作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张爱玲似乎成了王安忆的一块心病，任何人说起她的作品，总要拿来和张爱玲比一比，任何人谈起海派写作，也总是会搬出两个人的作品来比较一番；只要是描写上海的，人们总是要拿张爱玲和王安忆做参照，似乎只有她们才能对上海有发言权。至此，王安忆被人们和张爱玲捆绑在了一起。
王安忆说张爱玲是虚无的，但是她自己是否是虚无的呢？我们现在满眼看到的不都是虚无的写作吗？王安忆也不能例外。即使她否认自己的作品是虚无的，即使是像《香港的情和爱》这样还有着王安忆特有的温情的小说，最后的结局王安忆仍然摆脱不了给它套上个虚无的结尾。那《叔叔的故事》就更不用说了，虚无感充斥着整篇小说，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在虚构的世界中，虚无感始终摆脱不了，它们带着作家无法回避也难以否定的现实存在感。
王安忆在写作《长恨歌》时曾作了这样的独白：你张爱玲能写，我也能写；你写得好，我写得绝不比你差。这种自信是让人敬佩的。但是张爱玲描写的上海是感性的，灵动的，因此张爱玲能进中国现代伟大作家行列，可是王安忆凭借着她的并不甚丰富的想象力在那儿虚构着并不聪明的故事，她过度地透支了自己的叙事上的才能。如果没有耐心的读者，是很难阅读和理解王安忆的小说的。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王安忆的写作就更显得不合时宜。现在要让年轻一代的人来看那些凄婉缠绵的故事，他们会认为那可能是对他们智力的一种讽刺而拒绝阅读这样的小说。
张爱玲在我们看来是要感性一些，但是张爱玲却感性得可爱，我们甚至可以说她的描写上海的小说是性感的，是干净的，是有着她的极限体验的。在上海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张爱玲的“通俗“写作将她那个时代真实的状况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虽然王安忆在描写上海时也有过张爱玲的那个阶段，但是她从主观上很快就背弃了张爱玲的写作信条，而转向了更为理性化的书写。虽然她想竭力做得与张爱玲不一样，但是她写出的小说却失去了生动性，也没有像她所想象与期望的那样要比张爱玲高明。在很多方面，她甚至还不如张爱玲，虽然她比张爱玲要晚好几十年，虽然她也在描写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
从《小鲍庄》、“三恋”题材到《纪实和虑构》、《米尼》、《长恨歌》、《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等小说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王安忆是受到了张爱玲的影响，但是她没有得到张爱玲在小说写作中描写女性的精髓，她总是在描写女性的成长历史，以此升华到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民族的历史，这是王安忆多年来的写作理想得以实现的标志。她虽然比张爱玲显得明朗一些，有时也显得清醒一些，但是她的过于理性的写作原则让她在一个封闭的压抑的环境中难以达到张爱玲的真纯质朴的高度。张爱玲喜爱描写家庭女子的孤独，压抑与异己，而王安忆总是乐于在她的小说中渗透进自己的感伤的准哲学。比如说对于人类漂泊的灵魂的探索与书写，对于经历世事沧桑的精神历险的女性无处藏身的困境的揭示，对于中国传统女性的生存环境的展露与呈现，最后还是描写她们对前景的迷惘与对人生的失意。
对于上海的描写，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准则。张爱玲在描写上海时总是在不厌其烦的描写流苏与旗袍，哀怨与倾城之恋。新生代作家里，丁丽英善于描写“时钟里的女人”，而男作家张生总是对五角场情有独钟，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赵波将年轻一代的爱情观念在她的笔下通过变形的夸张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里浮躁的现代人那点隐密的内心经验也已经变得荡然无存。与年轻一代作家相比，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就是弄堂、闺阁、淮海路与流言，她几乎没有描写过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的所具有那种时代性与现代感，我们也很难在王安忆的小说里读到这样的内容，如果要说王安忆也写过这些的话，那也只是她的几篇为数不多的散文里零星地提到过，此外，别无其它。
要是作这样的比较的话，我不得不说，王安忆还是更接近于张爱玲一些，而与上海新生代与七十年代作家相比，她就不免显得有些落伍了。而与上海的现代性相比，王安忆同样与它格格不入。虽然有的人说王安忆是上海发展的记录者和“书记官”，可是她笔下所呈现的上海与实际在别人眼里的上海并不完全一样的，她的上海是民间的上海，而不是上流社会的上海。但是她的上海是否是主流的上海呢？这一点许多人都有疑问，对于不是上海人的读者来说，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会是真实的，的确她的上海也是真实的，但也不能就此否定别的作家笔下的上海就是虚假的，就是作家们主观臆造的。不管怎么说，王安忆还是在那儿故作轻松地为我们讲述着她眼中的上海，上海是她心中永远难解的梦。
就像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津津乐道于他的解放前的高密东北乡一样，王安忆似乎也在对她的旧上海情有独钟，她乐此不疲地描写了她想象中的旧上海，同样也花样繁多地描绘她眼中的新上海，中间不时地夹杂着自己曾经有过的那段下放知青生活。王安忆在这些围绕着上海转的叙述里，轻车熟路、按部就班地做着记录整个上海发展的“书记官”。
在我的阅读印象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总像是一个悲情城市。从外地来到上海谋生的女子或者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女子在王安忆的笔下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但是她们最后却都是殊途同归地获得了同样的结局，那就是女性内心对生活与生命所持有的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无奈与不满。《富萍》中的女主人公富萍就是一个从江苏扬州来到上海谋生的女子，她在上海经历了种种的世事变化，自身也经历了思想上的转变，最后背叛了以前的婚姻，而走向了自由的理想的生命之域。这也像王安忆以前的小说一样描写一个异地女子的婚变史或者情爱史。在结构与思想上毫无新奇之处，而且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总是连绵不绝、似乎永无终止的冗长的叙述，看着看着就会让人不知不觉的喘不过气来。这种类型化的小说我们看到了不止一篇两篇，它们的局限性让王安忆的写作在读者中有了过于负面的影响。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在我们的印象中总是弄堂、淮海路、棚户区等上个世纪初的产物，这似乎与这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身份并不相符，在这一点上，她甚至都没有张爱玲做得那样的到位与细致。我们在王安忆的作品中看不到上海随时代发展的气息，虽然她在不厌其烦地描写底层人的生活，描写他们怎样与这个社会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这是王安忆所描写的人道主义吗？我们感觉到的只是一种现实背后那种虚弱且无助的绝望。
第三章批判王安忆 （5）
反抗而又无法逃避的女性写作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女作家的作品在文坛上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且颇受读者欢迎，这里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一是中国女作家女性意识的充分觉醒，她们在认识到自身所处的境遇后，尽力挖掘身体与思想的潜力以支持自己的创作；其二，随着文学不断的市场化，女作家大都摆脱了意识形态上的束缚，而寻求新的文学写作上的突破点，这也是女作家们竭力消解的。
在中国现代作家里，萧红的写作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她本身也没有多少刻意追求什么女性意识的理想与愿望，而就是要表现那个时代她所见到的一切，揭露人的苦难与痛楚，也挖掘人性深处灵魂丑陋与美好的两面。这对于萧红来说，都是自觉的行为，而与什么女性意识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所讲的女性意识只是评论家为了方便归类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学概念，它并无多大的实际与现实意义。庐隐、林徽因、石评梅、冰心、凌叔华、冯沅君、丁玲等现代女作家在当时的处境下根本就没有自己女性写作的意识与概念，她们总是和男作家们一样，受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个性解放”与“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认为文学是没有什么性别意识的。如果硬要说有的话，那也只是男女作家性别意识的差异，而在作品的区分上是没有这种性别标准的。而到了当代作家那里，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传入，许多的女作家在写作之初就标榜了自己的女性写作观念，并刻意地遵循女权主义者们所普遍强调的那样去身体力行。茹志娟、宗璞、谌容、张洁、张抗抗、张辛欣、刘索拉、蒋子丹、范小青以及后来的残雪、方方、池莉、铁凝、徐小斌等人都没有明确地提出女性写作的口号，而到了陈染、林白、海男、徐坤等人就将女性写作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并身体力行地写作了大量的女性意识极强的小说，与她们的放不开和犹抱琵琶半遮面相比，卫慧、棉棉、九丹等女作家就更是拿出自己的身体来对女性写作进行实践。
王安忆与池莉、方方、张抗抗等与她同时代的女性作家相比，总显得有些另类和特立独行。她表现得过于理性，而不像池莉和方方她们那么张扬（无论是个人态度还是对媒介的反应），这是不言而喻的。有的人说，王安忆的小说是属于上海的，是属于女性的。的确，王安忆的小说空间背景很少有离开上海的，无论是现实题材的，还是历史题材的。事情也往往如此，王安忆几乎没有怎么写过一个有特点的男性，她总是在女人的圈子里流连徘徊，以期获得对女性认识上最成功的表达。王安忆曾有一篇极富女性意识的中篇小说《香港的情和爱》，表面看来是描写边缘人生活的典型，但是已不同于王安忆以前的那些沉迷个人经验书写的小说。主人公老魏用金钱与一个女人换来了两年的“情和爱”。在这些具有现实感的生活细节里，王安忆倾注了自己对于人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之间的那种矛盾状态无法进行调解的困惑与百无聊赖，只有通过情和爱才能感受到一点点家的温暖与人性的温情，可是这种温情也只是建立在赤裸裸的金钱的交换基础上的。真正的“情和爱”到底在哪儿，王安忆也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是这毕竟是王安忆在描写现实时所清醒地把握着的激情与责任，她没有在此玩弄什么高深的叙事策略和神秘主义，我们能在瞬间进入到她那种为追求和谐而营造的张力氛围中。王安忆顺应了那种放逐过的激情，她不希望达到极致，情与爱的和谐本身就包含了理相爱情的稳定性。
女性在写作上的感性化程度要比男性作家强烈得多，她们总是善于从男女之间的情爱与婚姻上探讨传统女性的处世经验与生存困境，在文学作品中虚构理想中的命运，但是回归到现实后，那种强烈的反差最后总是让她们无奈地慨叹世事的苍桑与悲凉，以及女性的那种宿命意识。也有的女性作家去关注知识分子的处境，但毕竟这只是少数，而且她们的成就也不如男性作家，所以她们还是回过头来总想再一次将传统女性面目全非的生活进行一番力透纸背的书写，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
王安忆的写作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大环境下，不能不说她没有一点自觉的女性意识。毕竟从社会对她的作品的反应来看，她的写作往往首先就要被一些评论家们纳入到女性写作群体当中来，这一点是王安忆自己也无法拒绝的。对于自己被纳入到女性写作的行列中来，她有一次在访谈中这样对采访她的人说：“这是一种潮流，国外喜欢这样，这种潮流也影响到国内的学术界。女性的问题本来是一个边缘问题，但现在往往边缘问题开始走入中间，因为中间的问题不再吸引大家。这个概念很小，它对评论界方便，可以把很多东西往里套。但我个人不赞同这个概念，因为它太小了，把很多问题狭隘化了。”而王安忆在谈到《钟山》杂志的一个记者采访她时，想把她往女性写作上套，而她则是“拼命抗拒”的。但是，几乎所有的评论家在评论王安忆的时候，总是要将她的那作纳入到女性写作中去，什么女权主义，什么女性身体写作，这些问题我想王安忆也是不大愿意听到的。在王安忆之前，张爱玲是一个标准的写女性的作家，她总是以一种反讽的笔调来描写上海这座城市的庸俗与冷漠，荒诞而痛切。在王安忆之后，卫慧和棉棉以身体写作的方式疯狂地写下了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尖叫的情欲，躁动不安的气息与声音。而王安忆呢，她似乎超越不了张爱玲，也不能像卫慧和棉棉那样作彻底的反叛而终归消失于无。王安忆没有消失，但是她停留在哪儿了呢？我们不得而知，只能说她的写作始终“居无定所”。
不管王安忆在女性写作上是否承认自己属于其中的一员，但是她笔下所描绘的都是女性的琐事与情感纠葛，女人之间的那种怨恨与悲欢离合。仅从这一点来说，王安忆被纳入到女性写作中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首先是王安忆本身作为一位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