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作家批判书ii-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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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神的信徒。我也有机会真正来实践信仰，在这些日子中我有幸看到信仰的各种见证”、“在我内心当中，还有巨大的软弱性，这软弱的部分和我的信心部分一直有一种关系。文学可以记录这个过程，就是说如果文学还有价值的话，这种文学稍微才有价值，因为它至少与神圣有关。”
看来北村已经完全将写作视为对心灵的一种记录和拯救了。在前面我们摘除了北村“先锋”的帽子，现在看来又要给他戴上一顶——“精神布道者”。
我无意去诋毁他人的精神信仰。我在很多时候甚至是一个绝对的信仰者。我尊重每一个有信仰的人，不管他信仰的是什么。只要有信仰存在，他就还是一个真实并且充实的人。这信仰的内涵是广义的，比如我认为信仰写作和信仰基督、神佛，在本质上相同。真正优秀的作家，都是文学的信仰者。
然而利用文学写作去进行精神的布道，就好比缘木求鱼一样不可为。文学从来也不是为了寻求答案而存在的。是人们对于文体的误解与迷惑造成了一些现状。以为小说就是为了反映这个时代，就是为了反映作家的思考，就是为了传达什么，实在是大大的谬误。这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么？上学时老师就这样分析：“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而且还要背得滚瓜烂熟。
背得滚瓜烂熟不要紧，人的看法是会变的。但糟就糟在，“中心思想”的思维模式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变得根深蒂固，甚至已经长到骨子里去了。就像很多人读诗，如果不抒情、没有点风花雪月，他就看不懂。当“口语诗”颠覆了中文诗歌的传统观念之后，好多人说，我看不懂哦。实际上，他所谓看得懂的朦胧诗，又真正看得懂吗？在北村的小说里，也总是时不时插上几句诗：“怜悯听从绝望的天才/有谁愿意和这样的尘埃亲近”——倘若没有所谓“中心思想”的支撑，谁又看得懂这样的句子？都是“中心思想”让晦涩与莫名其妙肆意横行。
有了这个“中心思想”，北村就可以在小说里将人物任意塑造成一个虚无飘渺的形象，可以任意夸大人的痛苦，可以将死亡场景做得像一场戏剧一样，当别人觉得不真实，可以将对白说得很“深刻”……当别人觉得这不太真实的时候，也会在心里暗暗地为北村开脱：反正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为了反映人的痛苦，爱的伟大嘛。其实这样的阅读者也算不上是好的阅读者，因为他没有真正从阅读的角度出发，而是和北村出于同样的目的，想寻找一些什么心灵上的答案，然后自我感动一番。接着阅读就结束了。后来呢？没有后来，后来他只是想想，觉得很感动。
这是不是北村的目的？我不知道，我也不妄加评论，因为我还没有神奇到成为北村肚子里的一条虫的地步。我只是看到了这样的表象。然而这样的表象已经足以成为证据。“中心思想”的弊病，不仅在北村身上，在我们的评论界，在大众，都广泛的存在着。大众奉这样的作家为神明，觉得他们很深刻。
然而我可以大胆地断言，在21世纪，“深刻”的作家将代表中国文学最坏的那一部分，被彻底的遗忘掉。
第四章批判北村 （9）
读者是大智若愚的，虽然传媒与文化的力量依然存在，但是他们都将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上个世纪文学最重要的命题告诉我们，模仿是死路一条，每一个写作者都必须敢于向他的前人发起挑战，把大师们都踩在脚下，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21世纪，这个命题还将继续发展下去。连同阅读者，连同整个文化，都会在怀疑中慢慢进行着改变。先前那些以“深刻”和“反映人性”占上风的作家，必然会在未来成为被怀疑的对象——正是由于这股势力过大，才更容易被推翻。
我不是在断言北村的未来，我怎么敢去断言一个人的未来呢？我又不是先知。只是如北村般的写作，已经快要陈腐下去了。他们苟延残喘的最后一口气，看似回光返照，实则渐渐露出了匮乏而单薄的残景，这是他们从出生就必然面临的困境。利用文学传道和布教，必然会在未来落入到一个尴尬可笑的境地。
甚至，每一个作家从一开始写作，就应该清楚作品是为了寻求在作品上的突破，是为了打破底线，而不是用来进行心灵的思考。这是作家与哲学家的不同。因为那长远的“教育”历史，很多人还没有弄清楚是为了什么而写作，就匆忙走上写作的道路了。后来又不进行反思，导致他一直在这个歧途上越走越远。
真理永远只有一个。众多的人误入歧途，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或自认为已经认识到，而走入了另一条路。就此看来，文学并没有派别与年代之分，不同年代、不同写作方法的作家，只要写作中找到了写作本身去寻求的东西，他们就同在真理的顶端，在一个层面上。而之所以派别与年代一再被强调，就是由于部分人去找别的东西去了。蒲松龄与博尔赫斯又有什么不同呢？在我看来，他们是相同的，他们甚至可以握握手，说你好。
写作应为写作者带来惊喜，为阅读者带来真正沉浸在阅读当中的喜悦，而不是告诉我们，你该如何生活，你该如何解决你的困境，爱情是什么，生命是什么，等等。如果想获得这样的答案，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而且还会对真正优秀的作品产生误读。像我前面所举过的例子，对卡夫卡的误读就是这样产生的。
真实的情况是，越想探究作品的深度，越会妨碍对作品更深入的探究。除非作品本身摆明了要让你觉得它有“深度”。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几乎所有对北村小说的评论，大都从一个角度出发——给人的生存带来什么启示？这也正说明了北村所处的位置。没有一篇评论让我看到是从小说性出发的。小说性，就是使小说成为小说的东西。这样看来，我是否可以说，北村的小说不是小说？啊，算了吧，不要如此刻薄。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是，北村是一个精神布道者，这也就足够了。让他继续去沉思，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好多有“心灵启示”作用的散文嘛——比如北村的“爱的沉思”系列：
“如果一种爱蕴含着自私，是不是爱呢？如果一种爱蕴含着不义（不公正），是不是爱呢？如果一种爱是需要报答的，是不是爱呢？如果一种爱是有限度的，爱到一个地步便没有爱了，甚至转变为恨，是不是爱呢？这些问题我们非常熟悉，但没人解决，因为这是人之常情，也因为他解决不了。但对于爱，却不能自圆其说。
有一种爱叫税吏的爱，税吏是古代的收税官，代表交易的原则。交易是有一定条件的，很公平，也很清晰。一个人因为合我口味，我就爱；一个人因为对我好，我就爱；一个人因为帮助过我，我就爱；一个人因为有智慧，我就爱……问题在于，当这些条件出现变化时，爱也就褪色了、消失了，这就是税吏的爱。十分平常，所以我说它不值得歌颂，就是这个道理。它毫不惊人，仿佛很公平，但有一天，它会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
爱不能过分吗？或者它发展成一种‘不义的爱’。如果爱必须有一个绝对完美的承受者，那地上没有一个人配得到爱；但如果可以领受爱，岂不是连我们的罪过也一同蒙受称许了吗？但作为一个母亲常常是不顾这些的。更有一种说法，情人的缺点也必须爱。这就十分荒谬了，至少这种爱不是完全的。
现在有人要克隆人，我建议他们打消这个念头，不是你克隆不出来，而是地上多几个克隆人是不重要的，有没有爱才是重要的。人的繁衍是爱的结果，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只要这种爱里没有不义，那么这种爱就能给人永恒的幸福和安慰。”
看看，不仅像余秋雨般分析得很“透彻”，而且还如余一般关心起“克隆”来——不过跟余秋雨比起来，还是有得一拼的。
在网上我看到一段评论如是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一些作家，为什么会频频流露出对宗教的神往和顾盼？文学和一切其它艺术中宗教精神的渗入，是出于风格方面的考虑呢，还是要引进某些中土传统之外的道德主义因素，再或者是重新介入精神历史最后努力？这也是北村先生的小说文本可以引起的话题之。无奈北村也好，其他像张承志、史铁生也罢，都缺乏真正令人信服的艺术实践。”
这大概是我看到的惟一一篇对北村的“宗教引进文学”持批判态度的文章了。接着，我又在一个宗教网站“信仰之门”（godoor/）上，看到了“北村文集”，里面收录了他的“爱的沉思”以及一些小说和诗，看来北村不仅在大众的心目中，是一个精神写作的圣徒，在基督徒的心目中，更是一个值得尊崇的作家呢。
对于北村先生来讲，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第四章批判北村 （10）
最后的一点小想法
我已经很久没有买书和逛书店了。最近的一次是在半年以前，具体为了什么事情而去书店我已经忘记。这么长时间的疏远，是因为书店给我的感觉，只有四个字：满目疮痍。我不得不去书籍更多的图书批发市场上，去找那几本微乎其微的好书。
有时我想，这是中国图书市场畸形发展。但我马上又同时想到，这是必然的。在一个国家，一本好书出版了，居然卖得不好，或者卖不出去——而大众对于小说的鉴别能力越来越依赖于传媒，使得传媒在图书市场上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图书也不得不依靠精美的包装（这势必上升成本）吸引大众的视线……前几年的“美女作家”和“残酷青春”，不就是很可笑的吗？接下来，又会上演什么戏码呢？
必然性跟我们主流作家有关。表面上看，大众似乎是盲目的——你不能要求一个普通的阅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保持高度的自觉。然而我们的主流作家却没有提供给他们更好的选择方式。主流作家们顺从了市场的发展。这不是他们有意的，甚至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顺从着市场的发展。因为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个作家如果不自觉，他必然会被文化所影响，从而顺从着文化。顺从文化，必然就顺从市场。
北村一直强调说，他没有顺从市场。是，没有书商逼着他硬要写什么媚俗的小说。但无论是《周渔的叫喊》还是《鸟》，都无意间成为了畅销书籍。这样的巧合中，难道不能看出一些什么吗？也许你可以说，是电影带动了图书的销量，那么，电影为何选择这本书呢？这也正说明了小说本身与文化的关系。
正是主流作家的“人文情怀”导致了他们的软弱，他们关注文化，关注这个社会发展的迹象。那么，说他们的作品不媚俗，是不可能的。只是他们做得更高明而已。何况，他们正是以“人文”为己任呢。恐怕连他们自己都弄不清楚，什么是媚俗，什么是不媚俗，就开始自我暗示般，把自己归于阳春白雪那一派了——一面强调自己关注文化，一面又强调自己不媚俗，那不是很矛盾的么？
我并不是说，我们都要反文化，跟文化沾边的一点也不写。事实上，文化在某方面，对于作家，是有好处的。比如在题材的选择上，一个优秀的作家，几乎可以选择任何题材来进行写作，而又不以题材为中心。或者更加准确一点的说：文化与写作没有关系。既无需关注，也无需反对，因为它们没有关系嘛。
有人自称，我是另类作家，我是边缘作家。殊不知，另类和边缘，依然是文化现象。甚至有作家以此为荣，真真让人觉得十分好笑。自以为脱离了文化，却没想到，依然在文化之中。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老套的佛经故事，却想在这里拿来用一用，那便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它曾经打败了那句“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说出了佛的真理。这样一句，用在对文学脱离文化上面，也十分适用——真正脱离文化的方法，就是不关注文化的存在，而不是和文化对着干。真正的写作是去追求写作的真理，而不是去寻求文化中的真理，或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写诗就是为了超越大限”——这句话当我听到时，我觉得说得十分准确，虽然它是一句很可能产生歧义的话。或许只有真正身在其中的人，才懂得它的真实含义。小说虽然并非诗歌那么纯粹，因为小说需要读者，如果不需要读者，它便是诗了。但在突破写作底限这一点上，他们有着相似的地方。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图书市场上看到真正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小说？我不敢期盼这样的小说能大卖特卖，传媒是一直在捕捉大众心理的——大众喜欢看什么书？大众容易被什么书吸引？大众容易被符合其人性最脆弱一面的书所吸引，比如美女作家是被“猎奇”吸引来的，比如残酷青春是被“绝望”吸引来的，比如言情小说是被“美好”吸引来的。因此，在传媒掌控下生存着的图书市场，我仅能表达一点小小的想法，那就是：希望能看到，哪怕是一本。
第四章批判余华 （1）
批判余华：虚伪而注水地活着
作者：林童
也许那天的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1995年10月，我在鲁迅文学院进修，刚写完一部长篇小说，有时间串门。在杨拓那里，第一次读到余华的小说。他很喜爱余华的小说，虽然从不写小说，但他差不多把余华当成了偶像，当然不是现在所说的“呕吐的对象”。直到现在，这位曾当过俄罗斯倒爷、漂在北京的诗人，仍然认为——余华和莫言是当代最优秀的两位小说家。
听到余华的名字，却是在他写小说之时。
可能是读了中国当代最早的先锋作家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的某种失望，认为中国的先锋小说也不过如此而已，对后来正式形成气候的先锋小说家，便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感觉：
你能先锋到哪里呢？
还是读老外的吧。虽然是经过翻译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当余华登上文坛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不读中国当代作家写的作品了。
1986年，正是中国“文化热”的时期。以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为院长的民间机构——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举办“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为大学后函授教育。我便对文化感兴趣了，这对我的影响很大，以至于后来写评论，也喜欢从文化的视野来观察文学。
而在1986年前，在我订阅的为数不多的报刊中，都给了文学。我所记得的，一份是“诗歌报”，从1984年参加工作到期1995放弃工作；一份就是“中篇小说选刊”，只订了一年，同样是源于失望。
那些写右派生活或写改革的作品，不过是变了一种法子图解政策。他们仍然在作时代的传声筒，表现自我情感以外的丰功伟绩。写改革的就不用多说，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那样的把戏。现在的反腐小说、影视剧走的是同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