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作家批判书ii-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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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沈从文的策略，他是愿意与“京派”结为盟友的，其实他本身就是“京派”。因为“京派”人士心里清楚，这一说法的来路是含褒含贬的。而沈从文即使他自己不认为是“京派”，但在外人看来就是如此：　　　　
　　　　　　　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曰的读者知道的很少（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　　　　
　　　　　　　我在上面说到，“京派”“海派”是帮派——起码有帮派意识，因为这是传统，在京剧界流传时就是如此。京剧界的“京派”代表梅兰芳，也讲究布景服装，但“京派”圈里的人不但不反对，况且还叫好——文学界不也是这样吗？首先看的不是作品，首先看的是谁写的作品。这一点，就是沈从文也不能免俗。　　　　
　　　　　　京派海派，现在来看这些争论，觉得算什么呵。但在当时，由于时代与个人的原因，都郑重其事。格外的郑重其事。争论是不能离开时代的，一离开，都无足轻重，甚至是无稽之谈。争论是一段时间里的大汽泡。也不能离开个人，因为个人郑重其事地挑起或介入争论，正说明这争论的休戚相关：说体面了，是为真理；说穿帮了，是为利益。利益总是会起作用。但只针对那个个人，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中的那个个人，那个个人所属于的那个时代。应该说这些争论与我们后来者的关系都不大了，但实际情况是离开这些争论，我们竟会无从说起。其中最大的原因——因为文本的匮乏。这是一个不免残酷的事实。我们现在来看这段历史，眼光常常也会非正常。把一切的争论落实到个人头上，比落实到时代头上更难。文学争论往往成为非文学争论，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有关“京派”“海派”的争论，鲁迅有段话非常著名，我当初读了，真觉得很棒：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在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　　　　
　　　　　　　但放在具体的争论中（虽说“京派”“海派”的争论，也并不见得就很具体，但相比之下），就未免有点大而无当了。鲁迅的文字，我是很着迷的，但不能把它看得太具体，一具体，就不着边际。鲁迅的边际是文化，是国民性，而不是一场争论。这是鲁迅的欠缺处，也是魅力。欠缺处是对我们后人了解那一场争论没多大帮助，魅力是离开这一场争论，他的文字还有力量。魅的力量。鲁迅通过他的文字，建立起他的个人权威，或者说个人崇拜。　　　　
　　　　　　　“京派”“海派”的争论，挑起者是沈从文。这与沈从文的个人境遇有关。沈从文尽管著作等身，在文坛上也有一席之地，但由于他不加入所谓的团体和所谓的流派——他想以独立作家的身份，来保证文学作品的独立性——结果受到文坛有意无意的忽视和冷落。当时文坛的情形大致如此：北平作家寄生于学院，上海作家混迹于书店，而“乡下人”沈从文由于天性，也由于写作理想，是游离于他们的。可以这么说，一直在自觉地反对平庸的文学作品的沈从文，早就憋着口闷气，眼见文坛黑幕日益得寸进尺，沈从文无奈何只得从反对平庸的文学作品直接进行到反对平庸的作家、庸俗的作家。平庸的作家如果散淡一点的话，不一定就沦落庸俗，只是作家越平庸，功利心就越旺盛，必然会庸俗也就是百分之九十的平庸作家的最后一步。　　　　
　　　　


第一章批判沈从文　（3）

　　　　1935年版《沈从文》　　　　
　　　　　　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写道：“……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看王鲁彦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　　　　
　　　　　　　在这篇序中，鲁迅只字未提沈从文——鲁迅的这篇序是“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曰写讫”——这时的沈从文，声名颇著，《边城》已经写出，还写出像《从文自传》这样重要的作品（1934年，《人世间》以“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籍”为名，向国内知名作家征询意见，周作人和老舍都以《从文自传》作答）。在鲁迅提到的作家中，蹇先艾说过这样的话——在《我的作品产量稀少的原因》一文中，他说：“自己最爱读沈从文先生的富有湖南地方色彩的小说，所以我的小说，有好些便喜选取故乡的题材。”足见沈从文在当时，已有了一定影响。鲁迅的只字未提，主要原因是他对沈从文有个误会。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其他原因可能更重要：鲁迅不喜欢沈从文有关湘西的小说，沈从文的湘西，与鲁迅所了解和所面对的中国乡村的现实，是差距太大了，从《呐喊》中，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消息。　　　　
　　　　　　　鲁迅对沈从文的误会，事出丁玲：丁玲走投无路之际，曾给鲁迅写过一信求救。那时丁玲的名气还不大，或者说根本没什么名气。鲁迅早已是鲁迅先生了，自然不知道文坛上还有丁玲这个人。鲁迅其实是很谨慎，也很封闭的——为了战斗或守阵，他理所当然要埋伏在掩体里。他对青年，无疑是热情的，但较抽象，并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所寄希望的不无朦胧的未来。但这个未来里必须有他所挺立的影子。同时，也说明了现实与处境的残酷性。鲁迅如果不谨慎的话，完全可以理睬或不理睬丁玲；鲁迅如果对青年没热情的话，早就把丁玲的来信弃之一边。正因为鲁迅既热情又谨慎，鲁迅就让周围人去打听，孙伏园探来个消息，报——周作人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周作人认为是沈从文写的。因为沈从文曾寄过稿子请周作人指教，周作人记得他的笔迹。鲁迅一听，来气了：沈从文这家伙，竟然冒充个女人来戏弄老夫，丫丫呸！这实在是个误会，求救信的确是丁玲所写。只是当时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往来密切，不但笔迹相同，就是行文格式也差不多。但这一场误会，说到底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沈从文有什么损失的话，无非只是鲁迅在“小说二集”里不选他的作品，也不在序里提他的姓名。但从这一场误会中，后来的人倒能够明白一些东西——就是文坛从来不是一个公正的地方，即使巨人如鲁迅者，也是因人废言的：既然对沈从文来气，自然他的文本也就不值一提。这个人性中的弱点，常常被我们忽略，但却暴露了一个倾向，就是说当一个知识分子手上一旦握有权势的话，比如编个书，写个序的，他往日里所寻求所标榜的自由和宽容就抛弃到了一边。自由首先是宽容。无可避讳鲁迅身上狭隘的一面，他的狭隘，说到底是对权势的信仰。当然，这权势是知识权势。鲁迅有权势知识分子的色彩，只是由于他对自己剖析的深刻，而没有走上极端。在这同一文章中的第一部分，可以见到鲁迅对自己的评价：“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介绍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以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鲁迅对自己向来是很清醒的。我们有几个人是清醒的呢？所以学习鲁迅片面化的话，是一件不幸的事。这从后来的胡风身上，就能看到：与其说是时代的悲剧，不如说是个人的悲剧。一个权势知识分子的悲剧。鲁迅是不能学习的，就像不能学习李白一样，许多诗人学习李白，学到最后只学成了说大话和醉鬼。　　　　
　　　　　　　从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对历史、文化、现实或许有深刻的洞察力，但在自己的本行当中，却是目光短浅的。起码是看不远，因为只会注意身边几个互有往来的人的作品。文坛就是个秘密行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秘密行会组成了文坛。每个行会都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后来人一看，还不就是一些利益。五四以来的文坛上的争论，即使有的是外界力量介入，即使有的本意并不如此，但到最后无非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权势知识分子在唱着主角。鲁迅的孤独是他太独一无二了，他既不是权势知识分子，尽管有权势知识分子的色彩。他也不是自由知识分子。他就是“民族魂”。既然是民族魂，当然也就不可避免这个民族的弱点。　　　　
　　　　　　　现在，重新阅读沈从文的文本，鲁迅不把他归入乡土文学，也有道理。什么是乡土文学，鲁迅也没界定。但从他所圈所点的作品来看，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即使对沈从文而言，湘西就是如此，如此就是湘西的现实，但对于其他人，这种现实就是一种浪漫，甚至接近于理想。打个不确切的比方，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直面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陶渊明也直面现实，只是每个人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在王鲁彦们的现实里，他们看到了“阶级”；沈从文在他的现实里更多的是看到“人性”。　鲁迅的独一无二之处，是既不看“阶级”，也不看“人性”，　鲁迅看的是——让我们到他的小说中去看吧。不得不承认，五四以来最有看头的小说，还是鲁迅的小说。沈从文的小说，读第一遍时的感觉总比读第二遍时有劲。沈从文的小说是茶，茶要新。鲁迅的小说是酒，酒要陈。当然，啤酒也不行。鲁迅的《高老夫子》，就是一杯啤酒。沈从文的小说，在我看来，不是什么乡土文学，而是一首田园诗。或者说是田园文学。他本无意于揭露现实，他甚至还在回避现实，因为他只表达理想——离开湘西的沈从文，湘西的现实就是他的理想。在北京冬天的滚滚煤烟里，清风的湘西，自然是个理想了。我想湖南真是大地方——出“大人物”的地方，一部现代史，差不多要成为湖南的地方志了。但这里是有偏差的——因为有些人已被有意抹杀，比如陈独秀。从这点上看，不说现代史的真实性与否，它的眼界，或者说思维模式，确实是地方志的思维模式。但这部“地方志”，也是可怀疑的，比如同为湖南人的沈从文，不也是遭到有意的抹杀吗？一部现代史，后来的人将会越来越看得清楚，它是一部专制史，捧杀史：捧李大钊了，就杀陈独秀；捧鲁迅，就杀——杀得更多了。但这笔账不应算在鲁迅头上，只是从中能看到这样的事实：在专制的大宫廷中，一切文人都是御用文人。有的是被御用而不知，比如鲁迅，因为他早早故世；有的是正面御用，比如周扬；有的是反面御用，比如王实味；有的是不御用的御用，比如沈从文……专制不除，自由知识分子就是永远的梦想。专制不除，中国文学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而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权势知识分子的倾向，它既是专制的产物，又是文化的结果——专制当然也是文化的结果。　　　　
　　　　　　1939年版和1942年版《沈从文》　　　　
　　　　　　1939年，沈从文发表了题为《一般或特殊》这一篇文章。　　　　
　　　　　　　1942年，沈从文发表了题为《文学运动的重造》这一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使沈从文在当时与后来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当时这两篇文章一发表，就相继受到左翼文学阵营猛烈的炮火袭击——如果《一般或特殊》的发表，不遭到有意无意的曲解，也许沈从文也不会再写《文学运动的重造》。　　　　
　　　　　　　在《一般或特殊》这一篇文章里，沈从文针对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与其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不如说是一些作家的倾向——一些所谓的作家——从来没写出过什么作品，但会借助外势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沈从文说了一番话。这一番话，是有感而发，也是借题发挥，因为在沈从文心里可说是郁积许久了。这些所谓的作家，使本来应该纯粹的文坛，成为乌烟瘴气的秘密行会。沈从文是饱受文坛的秘密行会之苦的，如今又眼见这些所谓的作家借抗日宣传之名，行拉帮结派之实，当然会有感而发，也当然会借题发挥。他反对文学作品成为简单化的宣传品，其实是对那些所谓的作家的挑战，也是反击。甚至是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进行的一番辩解。因为那些所谓的作家在抗日宣传之名下，指责沈从文一类的作家——怎么还不走出象牙塔——也就是说还没与他们保持一致——即写作宣传品。其实你写你的宣传品，我写我的纯文学，并没有利益冲突，但由于那些所谓的作家自以为拥有了真理——实质是权力欲在作怪（在文坛上，现在也是如此，越是写得差的，越是有权力欲），就开始膨胀了。沈从文的《一般或特殊》这一篇文章，其实是一篇反驳文章，只是在那样的语境里，沈从文说的这一番话，无疑是不合时宜的——起码给权势知识分子提供了靶子。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接近自由知识分子态度的知识分子由于强调自我的独立性，所以不免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会因小失大，太局限于一个创造生命的本身自满的理想；　　　　
　　　　　　二，左翼文学阵营的反应，可以看出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早就有了思想基础，或语言上的准备——那些批评沈从文的文章，有的简直与文革语言同出一辙，像是大字报。　　　　
　　　　　　在《一般或特殊》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引起我的注意：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　　　　
　　　　　　这一段话，与二十年后沈从文写作的《跑龙套》对照起来读，能读出晚年的沈从文的无奈、不满和沉痛，当然还有其他（见《反对神化》）。作为在当时公开发表的《跑龙套》，我以为是研究沈从文晚年心态的一份很重要的文献，他在开头是这样写的：　　　　
　　　　　　近年来，社会上各处都把“专家”名称特别提出，表示尊重。知识多，责任多，值得尊重。我为避免滥竽充数的误会，常自称是个“跑龙套”脚色。　　　　
　　　　　　《一般或特殊》一文中，还有“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话，可作沈从文以后为什么会进行文物研究的主要注解。　　　　
　　　　　　为了对反驳的反驳，沈从文又写了《文学运动的重造》，希望通过作家的共同努力，将文学从商界与官场里解放出来，使文学作品的价值，由“普通宣传品”　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　也就是说，希望通过每个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将知识分子从商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