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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十作家批判书ii-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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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骚动之秋》(刘玉民)    
      事实已经证明,除了《白鹿原》,另外三部从作品到作者,都已经被时间遗弃。它们的寿命更短,甚至比出生前的孕育期更短。作者写它们或许花了二十年,而读者遗忘它们却仅仅花了十年。    
      第五届 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和作者分别是:    
      张平的《抉择》,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还有不知是谁写的《茶人三部曲》。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00年11月20日第七版模仿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陈述的方式,对以上作品进行了评点。    
      对《抉择》的评点是:“直面现实,关注时代,以敢为人民代言的巨大勇气和张扬理想的胆识,深刻地揭示了当前社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突出地塑造了在艰难抉择中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市长李高成的崇高形象,也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广大群众和党的优秀干部与腐败势力坚决斗争的正面力量,给读者以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信心。小说注意调动扣人心弦的情节和细节等艺术手段,在冲突的浪尖去刻画人物,描写生动爽利,语言流畅激越。整部作品正气凛然,具有强烈冲击读者心灵的思想和艺术力量,其启示意义,尤发人深省。(评点人/张炯)”我不知道,这段充满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气息和夸张的形容词的评论,究竟是在赞扬一个政治工具,还是在解读文学。    
      对《茶人三部曲》的评点是:“《茶人三部曲》以绿茶之都杭州的忘忧茶庄主人杭九斋家族四代人起伏跌宕的命运变化为主线,塑造了杭天醉、杭嘉和、赵寄客、沈绿爱等各具不同社会意义和艺术光彩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在忧患深重的人生道路上坚忍负重、荡污涤垢、流血牺牲仍挣扎前行的杭州茶人的气质和风神,寄寓着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坚毅精神和酷爱自由、向往光明的理想倾向。茶的青烟、血的蒸气、心的碰撞、爱的纠缠,在作者清丽柔婉而劲力内敛的笔下交织;世纪风云、杭城史影、茶业兴衰、茶人情致,相互映带,熔于一炉,显示了作者在当前尤为难得的严谨明达的史识和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的腕力。(评点人/曾镇南)”既然是如此一部《百年孤独》般瑰丽的史诗,怎么会如此寂寞,寂寞到几乎完全没有人知道的程度,是曲太高而致和太寡,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恕笔者愚钝,委实是百思不得其解。    
      阿来的《尘埃落定》兼用写实与象征表意的手法,轻巧而富有魅力地写出了藏族的一支——康巴人在土司制度下延续了多代的生活,并从对各类人物命运的关注中,呈现了土司制度走向衰亡的必然性,肯定了人的尊严。有着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以及灵动的诗意,堪称新中国佳作之一。    
      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从一段易于忽略、被人遗忘的历史出发,涉足东方都市缓缓流淌的生活长河。抒写了美丽、善良而又柔弱的女性的悲剧的命运。其间,包含着对于由历史和传统所形成的上海“弄堂文化”的思考与开掘,对于那些远离了时代主潮、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妇女与弱者的深深的同情。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间情怀洋溢在字里行间,渐渐地浸润出了那令人难以释怀的艺术的感染力。同样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温故而后知新,综上,我们不难发现,众多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平庸之作太多,佳作太少。而很多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却令人难以理解地被排斥在茅盾文学奖之外……我们应该庆幸,正是因为《尘埃落定》、《长恨歌》、《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这四部作品的存在,才使得整个茅盾文学奖总算不至于显得太轻。可以肯定地说,是《白鹿原》及其他三部作品提升了茅盾文学奖,而非相反。    
      然而,物质世界的逻辑往往令人啼笑皆非,生活中的现实情况却是,茅盾文学奖提升了《白鹿原》也提升了陈忠实,使这个勤奋的苦孩子,终于有了类似于范进中举般的咸鱼翻身之日。    
    


第五章批判陈忠实 (2)

    二,新时期的范进中举    
      为什么说陈忠实与范进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我们看看其经历便可略知一二。    
      陈忠实,1942年6月生,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人。幼年家贫,一度缀学,最终未能进入大学深造,但始终坚持文学创作,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此后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写散文。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默默无闻。    
      我们知道,中国尽管缺乏权威的文学奖,但五花八门的文学奖数量门类之多,在全世界却是少见的。然而,花样繁多的国家级别的文学奖项中,陈忠实仅有小小的一个短篇小说《信任》获过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后波澜不兴,只在漫长的十余年后因《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    
      是那些奖项人为遗忘了陈忠实吗?似乎并非如此,而是陈忠实的写作实力尽管不弱,但却绝对算不上出众,不妨随意摘录陈忠实写于1985年1月的一部短篇小说《夜之随想曲》,开篇如下:    
      《夜之随想曲》    
      我陪他坐在小河边。    
      新月初上,沙滩上洒着一层迷蒙的月光。一条条柔软的柳枝从头顶上垂吊下来,悠悠摆动,拂抚着我和他的脸和赤裸的肩膀。    
      “空气多好啊!”他用手撩着水,撩起的水珠落进河水里,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般    
      的声音。他扬起头,深深呼出一口气,陶醉了的声音里流露出毫不隐讳的妒羡心情,    
      “在享受清新的空气财富方面,乡下人比城里人富有得多了!”    
      我很自豪。我生活在乡下,总愿意听到别人赞美乡村,尤其是城里人对乡村的赞誉    
      之辞,总使我听来很有一种自豪的滋味。    
      “这水多好啊!”他像一位诗人,赞美了空气、又赞美河水、赞美月色,激动得声 音发颤了,“月亮,迷迷蒙蒙的河川,太好了!”    
      尽管这一切我已司空见惯,此刻心里受到他的感染,愈加自豪了——我们的乡村!    
      为节省篇幅,后面的文字不再复录,以上文字,很难让人相信其作者与《白鹿原》同为一人,因为文风差异实在太大,虽比中学生作文强出甚多,但即便就一般职业作家的水准来看,也不算出色。文字尽管通畅老练,却没有特点,没有个性,艺术贵在创新,没有独创,就没有生命力,就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光芒,而相当长的时间里,陈忠实的文字总是太中庸,太普通,比如以上那段文字,它们和陈忠实其他绝大多数作品一样,被陈老先生认真地写出来,然后被读者认真地视而不见。    
      眼看着,陈忠实老先生就要50出头了,在所有人都未对他寄太大希望甚至干脆将他遗忘之际,陈老先生却突发少年狂,写出了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白鹿原》连载于一九九二年《当代》第六期和一九九三年《当代》第一期,一九九三年六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白鹿原》一出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其畅销和广受海内外读者赞赏欢迎的程度,可谓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所罕见。并一举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迄今人文社的累计印数(含修订本、精装本和“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已达六十六万一千册,此外还收入他的“小说自选集”和“文集”,海外则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版、台湾新锐出版社版和韩文版、日文版先后面世。海外评论者梁亮说,“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从〈白鹿原〉和〈废都〉看大陆文学》,载《交流》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另外,《白鹿原》发表之后不太久,陈忠实老先生开始担任起陕西省作协主席的重担,虽说这个协会的主席要权没权要钱没钱,但毕竟具备了在名片上打印下“相当于正厅级”六个大字的能力了。    
      我绝非嫉妒陈忠实老先生晚年走红才写下这篇文章,我与陈老先生年龄相隔着好几个代沟,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基本没有嫉妒的必要。何况,余生也晚,必然地错过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狂热时期,我开始文学创作之日是在20世纪最后一年,那时,全社会的兴奋点早已凝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文学越来越边缘化,作家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乏人问津,即便最傻逼的人也不难发现:做生意、投身IT乃至网络游戏业、参与媒体……都是比搞文学更能赢得美女香车和大众敬意,可以肯定地说,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20世纪最后那几年开始热爱文学的人,比那些在文学如日中天的日子里热爱文学的人爱得更纯粹,因为那时候文学更无利可图。而正因为爱得纯粹,所以眼里更容不下沙子,所以我一旦发现了陈忠实走在钢丝上那形迹可疑的平衡能力,便产生打一巴掌的冲动。    
      说实话,本来我并不太想批判陈忠实,因为对于范进、陈忠实这一类老实、厚道、无害人之心、穷苦出身、勤俭创业、耕读传家的人,我是历来很有好感的。何况批判陈忠实也不需要多少勇气,即便愚蠢如王朔的人也早已经发现一个小秘密——在中国,除了手握实权的政坛要人和有能力影响黑社会的商业巨子,其他人都是可以随便批判的,因为他们拿你没任何办法。尤其是那些文人作家,你即便辱骂他们,只要骂得文明一点,不落违法痕迹,他们又能怎样?所以,骂骂这些狗文人,几乎是一件零风险的事业,中国的任何一个作家,我完全可以信守拈来,想骂就骂。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要骂陈忠实呢——实在是因为他的杂技表演技艺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很具普遍性,通过对陈忠实的批判,可以将中国文人长期沿袭的一套杂技工夫及其中蕴涵的潜规则剥掉画皮,放在阳光下晒一晒。    
    


第五章批判陈忠实 (3)

    三,且看陈忠实如何表演走钢丝杂技    
      陈忠实杂技之一:在自诩现实主义与生吞活剥拉美魔幻之间走钢丝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的许多写作方法被介绍到了中国,并在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有人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了,落伍了。但是还有一些作家固执地高举现实主义大旗,其中比较典型有路遥和陈忠实。    
      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运用的是比较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路遥始终关注着国家和人们生活的变化,作家的使命感促使他要如实地反映这些变化。他的《平凡的世界》以1975年至1985年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一幅当代农村生活的全景图。路遥的创作心理始终缠绕着沉重的乡土情结,他生前最爱吟咏的就是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他始终深情地关注着农民的生存状态。他曾说:“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然而,尽管如此,由于路遥文学天赋的不足,其眼光无法超越其所处的时代,导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都有过重的意识形态烙印,现实有余、变化不足,守旧有余、创新不足,励志有余、揭批不足,以至《平凡的世界》并非大器。这一点,警醒了陈忠实,比起路遥来,陈忠实多了一份“洞察人世的练达与机智”。《白鹿原》从一开篇起,便可以看到作者过于明显的企图惊世骇俗的野心,看到作者企图在所谓现实主义上加点佐料以“图新图变”的野心。他后来在访谈中说:“现实主义原有的模式或范本不应该框死后来的作家,现实主义必须发展,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来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    
      这个念头当然是好的,但是,陈忠实是如何实践“现实主义必须发展”的呢?看完《白鹿原》,让人忍俊不禁,好个陈忠实,为了实现其发展观,硬是生吞活剥地移植起拉美魔幻色彩来,什么白鹿的传说,什么白狼的描写,什么灵魂附体的情节,怎样离奇就怎样写,可惜的是,都显得十分突兀,与全书整体缺乏一贯之气,仿佛一个外科手术,硬生生要给一个本来十分正常的人多安一条假肢,无疑,如此的手术,即便再高明也是可笑的。    
      在语言和叙述上,《白鹿原》最缺乏的依然是独创性。陈忠实自称,“在写作开始,我就有了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那就是要体现恩格斯所讲的现实主义创作原理的精髓———我所编织的故事要完全让人物自己去说话,作家要说的话、要表达的情感,应全部付诸自己所塑造的人物。”完全让人物自己去说话,《白鹿原》做到了吗?里面太大的铺陈的长句,带有太多的作者的倾向性感情色彩。    
      尤其颇可把玩的是《白鹿原》的开篇,怎样才能一开始就“震住读者”呢?陈忠实显然是大费了一翻心思的,古往今来,全世界的长篇小说可谓多矣,什么样的写法似乎都被前人用过了,陈忠实另辟蹊径,居然以“一个男人连娶七房老婆,前六房女人都爆死,以至于人们怀疑此男人那个部位上长有倒钩……”开始叙述这个波澜壮阔的《白鹿原》,离奇的效果确实是达到了,吸引人看下去的目标也算基本完成,只是怎么看也看不出《百年孤独》那种震撼出来。    
      在这里,我之所以把《百年孤独》拿来与《白鹿原》做比较,并非觉得二者具有较大可比性,而是因为陈忠实十分乐于谈及《百年孤独》。一次在答读者问时,有读者说:“您认为《百年孤独》怎么样?”陈忠实的回答是:“这是我读的第一本而且是最好的一本拉美作品。”另外,陈忠实多次回忆说,在开始《白鹿原》的写作之前,其所做的主要准备工作之一,便是大量阅读了一些作品,“其中外国作家的主要有《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莫拉维亚的《罗马女人》以及美国谢尔顿颇为畅销的长篇和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看来,无论如何,陈忠实乐于受到《百年孤独》的影响。    
      但是,具有画虎的良好动机和反复的临摹并不意味着就必然能画出虎来,古今中外,画虎类犬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将《百年孤独》与《白鹿原》摆在一起,我们不难发现,《百年孤独》是不刻意魔幻却魔幻了,《白鹿原》则是刻意魔幻却不够魔幻。其间的差异,足以证明——为魔幻而魔幻,是陈忠实在现实主义与生吞活剥拉美魔幻之间走钢丝的最大破绽。    
      陈忠实杂技之二:在立贞节牌坊与以露骨性描写吸引观众之间走钢丝    
      以性描写吸引观众或者读者,本来并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写性描写也并非人人都能写得好的,有人写得再多再细,也味如嚼蜡,没人理睬。因此,陈忠实完全应该自豪地说,他是个能把性描写发挥得淋漓尽致令读者每每血脉喷张的个中高手。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可以随意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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