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作家批判书ii-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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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宣传品”　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　也就是说，希望通过每个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将知识分子从商界与官场里解放出来，获得独立的价值，由“普通知识分子”　成为“自由知识分子”　——如果沈从文有这一想法的话，沈从文也是模模糊糊的。或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沈从文才会写出这么多作品。　　　　
　　　　　　左翼文学阵营把沈从文这两篇文章概括为一个观点：即“反对作家从政”。到了文革，也是扣在沈从文头上的帽子之一。　　　　
　　　　　　　沈从文有没有他的政治观点？　　　　
　　　　　　　我想有的话，也是大而化之的政治。沈从文是五四的真正受益者，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有一种畅饮真理、畅饮知识、畅饮新事物的气势，把需要的甚至是尚没捉摸透的，先拿过来再说。更像是勇气，大于胆识的勇气。当许多人开始狭窄的时候——勇气泄气了或对勇气怀疑的时候——沈从文却保持了这一点。不是说沈从文比他人勇敢，也不是说沈从文头脑清醒，只能说他好奇。好奇给他带来了变化的能力、自由的感觉。好奇也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既不左，又不右，沈从文的一生是动态的，像骑着自行车，重心偏左偏右都会倒地，他前进着，几乎是本能地保持住平衡。　　　　
　　　　　　沈从文和丁玲的关系，多年以来一直像个谜似的。我更愿把它看作象征：沈从文和左翼作家的关系。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只是个人私交，而与左翼作家组织却毫无关系，因为他变化的能力和自由的感觉，使他不能也不会停留在一种思想上，比如马克思主义思想。但他会受到影响，这在他写湘西痛苦的一面的小说时有所流露。但不会被这影响所左右。　　　　
　　　　　　　谈论沈从文的政治观点，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沈从文没有执著的政治观点，只有一个大致倾向——这倾向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与徐志摩和胡适他们交往密切时，沈从文差不多是准自由主义。而一切主义施展到沈从文身上并对沈从文产生影响时，恰恰是这主义走样的时刻。他人格中几乎没有政治化的质地，就像你怎能要求一座银矿去出产破铜烂铁。从古到今，中国的文化人是不懂政治的——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政治这个现代概念比知识分子这个现代概念，在中国，是更为混乱的。传统文化中结晶出的政治颗粒，实在是权术的囊肿。我们有权术，没有政治，或者说政治匮乏；我们有官场，没有政治，或者说政治匮乏。　　　　
　　　　　　　沈从文与巴金的交往——他们是一对挚友，我原先总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两人是太不相同了。巴金是“我控诉”，而沈从文呢？沈从文是我做梦——沈从文只想做一个梦，一个自由的梦，在梦中梦见了自由的创作。他当时与国民党政府的对立态度，也就是从他的创作自由的立场上出发的，与左翼作家的出发点并不一样。但是是什么使这两人成为一对挚友的呢？两人的文学趣味南辕北辙，更多的还是思想上的亲近——沈从文欣赏巴金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三十年代的沈从文，有点准无政府主义。这正是他们成为挚友的基础。沈从文对湘西的迷恋，不无有用地方性来抗衡政府的大而统之——凤凰的特殊地理人文环境，让沈从文觉得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沈从文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早轧出了苗头。沈从文写《边城》之际，正是与巴金同住的时期。《边城》在我看来，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巴金写有一文，是哀悼追忆沈从文的，写于1988年10月31日——《怀念从文》——中有这样的话：　　　　
　　　　　　　……我仿佛回到了一九三四年、三三年。多少人在等待《国闻周报》上的连载，他那样勤奋工作，那样热情写作。《记丁玲》之后又是《边城》……　　　　
　　　　　　　这个时期的沈从文，是他一生与政府最为对立的时期。　　　　
　　　　　　　随着与巴金交往的疏淡，沈从文又渐渐地回到以自我价值观为判断起始的个人主义立足点上去。如果说这就是政治观点或倾向的话，沈从文也有个潜藏的稳定结构——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沈从文一生的立足点。但这个个人主义，也是准个人主义——因为更多的是出自沈从文的天性。在没走出湘西之际，沈从文就是一个准个人主义者了，后来与徐志摩胡适他们的交往，受到自由主义的影响……与胡也频丁玲的交往，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最为微乎其微，家乡凤凰的相对平和没有给过他阶级尖锐的冲突的感觉，朴素淳厚的人伦关系与道德观也使他觉得没有需要革命的必要）……与巴金交往，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的天性选择着与天性较为合拍的主义，他的天性又使他难以融入某一个主义——因为他天性是个准个人主义者。　　　　
　　　　　　　四九年以后，巴金像换了个人似的，沈从文却并没有多大变化，原因是无政府主义只是巴金的信仰，信仰是可以放弃的，而准个人主义则是沈从文的天性，天性很难改变。人的天性里都有一种准主义——主义的倾向，主义也就是人的天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并被归类抽象出来的价值观，所以信仰终究是可怀疑的，如果这公共的信仰与个人天性里的准主义——主义的倾向相违。为什么说沈从文的个人主义，也只是准个人主义——因为沈从文是个泛神论者，自发的泛神论者。这与他的故乡、家世与个人经历皆有关系。尤其是成年后他对一切理论的不感兴趣，更使他较为完好地保持了身上的这种自发性。他自发的泛神论一直保持和贯穿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的都市小说，既不是他皈依现实主义，也不是他在创作中逐渐掌握了把握现实的能力，而是他对“神”在都市生活里的缺席而感到的慌乱、焦虑、不满和愤怒的自然流露。这“神”在沈从文看来，是湘西的大自然，也是湘西的人伦与湘西的道德。沈从文的泛神论，简直是“泛人论”，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沈从文，他也就只能是一个准个人主义者了。　　　　
　　　　


第一章批判沈从文　（4）

　　　　　1949年版《沈从文》　　　　
　　　　　　　1949年，沈从文四十七岁。　　　　
　　　　　　1957年版《沈从文》　　　　
　　　　　　1957年，沈从文写了篇文章《跑龙套》，其中有这样的话：“近年来，社会上各处都把‘专家’名称特别提出，表示尊重。知识多，责任多，值得尊重。我为避免滥竽充数的误会，常自称是个‘跑龙套’脚色。我欢喜这个名分，除略带自嘲，还感到它庄严的一面。”这段话颇可玩味，除略带自嘲外，还有无奈与不合作的感觉——但这种不合作，并不是沈从文的刻意为之，更多的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潜意识。既然社会上各处都把‘专家’尊重，那我沈从文并不稀罕这种待遇，我宁愿做我的“跑龙套”。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感到它庄严的一面。　　　　
　　　　　　　“跑龙套”的说法，在我看来完全是以前沈从文常挂在嘴边的“乡下人”一词的转换。在不同的语境下，所用的词当然会不同。“跑龙套”也好，“乡下人”也好，都具有边缘的色彩。在这一点上，沈从文是很独立与自觉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色彩——就是——“边缘”。因为对所谓的“中心”，几乎是持有与生俱来的质疑。“乡下人”一词的内涵还更复杂些（见《乡下人》），因为“跑龙套”的说法沈从文并没有展开，就虚晃一枪，去大谈京剧的改革了。这是智慧。智慧的人才能够虚晃一枪，才虚晃得起来。　　　　
　　　　　　　沈从文在谈论京剧的改革时，不是另有寄托，就是一个外行。他以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为例，沈从文写道：“几个宫女健康活泼，年青貌美……听她们如傻丫头一个个站在台上许久，作为陪衬，多不经济。如试试让几个人出场不久，在沉香亭畔丝竹筝琶的来按按乐。乐不合拍，杨贵妃还不妨趁醉把琵琶夺过手中，弹一曲《得至宝》或《紫云回》，借此表演表演她作梨园弟子师傅的绝艺。在琵琶声中诸宫女同时献舞，舞玄宗梦里所见《紫云回》曲子本事！如此一来，三十年贵妃醉酒的旧场面，的确是被打破了，可是《贵妃醉酒》一剧，却将由于诸宫女活动的穿插，有了新的充实，新的生命，也免得梅先生一个人在台上唱独脚戏，累得个够狼狈。”　　　　
　　　　　　　如果《贵妃醉酒》真被改成这样，那已不是京剧，而是歌舞了。或许沈从文真是另有寄托，因为这段话写得够调侃的。　　　　
　　　　　　　我现在在写沈从文，就尽量把沈从文往深处想——有时自己也觉得不免滑稽，比如我想京戏剧目那么多，沈从文为什么单挑《贵妃醉酒》呢！是不是他在暗示——他已在盛世里听到哀音，他已在景色撩人的花荫之中看到马嵬风雨？哪有这么复杂。我这种思维方式，说到底，和“文革”时的断章取义以及著名的论语“利用小说反党”　是一种套路。呜呼。　　　　
　　　　　　　《跑龙套》里，沈从文还谈到京剧服装，倒很中恳：“目下杨贵妃的一身穿戴，相当累赘拖沓，有些里衬还颜色失调”，齐如山在台湾，也针对梅兰芳的戏剧服装的所谓的改革，说过类似的话。但沈从文接下去所说的“让历史戏多有些历史气氛”，顺着上文读下来，说的也是戏剧服装——只不过是引申了开来，这样地说，沈从文就不在“跑龙套”了，而是“专家”的眼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家的眼光。看来沈从文自己也会冷不防“跑”出“龙套”，当一回“专家”。可惜当错了，因为戏剧服装本来就是写意的。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对姚茫父、罗瘿公的批评，也是欠妥当的。　　　　
　　　　　　　当代在对沈从文的研究中，在我看来，存在着或多或少神化沈从文的倾向。说得确切点，是存在着美化沈从文的倾向。鲁迅是被神化的，沈从文是被美化的——有一种美化的趋势，这点，我是反对的。我反对对一切人的神化与美化。沈从文的独立和自觉无可置疑，但他的矛盾、主观，他的模模糊糊，也很明显。在他写于五十年代的文章《跑龙套》中，我是读到了牢骚——一种失宠的牢骚。他在文章里选择了对《贵妃醉酒》这出戏的改革，我以为是个暗喻。沈从文或许是模模糊糊的，我或许在捕风捉影。　　　　
　　　　　　　《贵妃醉酒》这出戏，说的是这一个故事：杨贵妃在百花亭候驾，但玄宗皇帝转驾去了西宫梅妃处，失宠的杨贵妃百无聊赖，寂寞中以醉酒来打发这一段光景。　　　　
　　　　　　　五十年代的沈从文，在心理上应说也是朝气蓬勃的，有大干一番事业的憧憬，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政府，这是整个的时代氛围，很真实。像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只是许多人发热的头脑随即模模糊糊有了点冷——他们觉得失宠了。因为无形中有许多团体——客观的主观的——有了团体——也就意味着将有一部分人得宠，另一部分人的失宠。虽然说到底，全在“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之中，没有本质的区别。比如胡风与周扬，但因有个皇上在，性质就不同了。后来的争论也罢，鸣放也罢，知识分子真没什么恶毒用心，也就是说对现实并没多少清醒的认识，还很幼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由于历史原因，是很简单的，不是拥护什么，就是反对什么——但到了五十年代，既说不上能拥护什么，也说不上能反对什么——拥护与反对都是本身所需要具有的实力——实力没了——就只得邀宠——甚至到最后是只会邀宠了。而失宠的人就说些怪话。一般来讲，皇上是听不到失宠人的怪话的，但因为得宠者的缘故，皇上就会听到失宠者的怪话，皇上也就不得不注意到这些怪话……如此反反复复，如此得而又失失而又得。因为吃到了甜头，又吃到了苦头，邀宠的心态是更变本加厉了。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应该为自己负一半责任。不反思这一点的话，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将永远不会有出息。　　　　
　　　　　　　沈从文在五十年代，也有邀宠的心态——他把自己看成跑龙套的，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即觉得失宠了，就说了些牢骚话。因为在沈从文的心里，“专家”的分量向来是很重的，就是在题为《跑龙套》这样的文章里，沈从文也不免有所流露：　　　　
　　　　　　　乐不合拍，杨贵妃还不妨趁醉把琵琶夺过手中，弹一曲《得至宝》或《紫云回》，借此表演表演她作梨园弟子师傅的绝艺。　　　　
　　　　　　1960年版《沈从文》　　　　
　　　　　　1960年，沈从文和一些作家上井冈山，同伴中有人玩牌，他愤愤不平。　　　　
　　　　　　“文革”版《沈从文》　　　　
　　　　　　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之际，就被揪了出来。从“文化”中揪出，“大革”知识分子的“命”。“文化大革命”并没“革”文化的“命”，否则专制文化也不会这么越演越烈。想“革”的，早就是预谋好的知识分子的“命”。我们如果不狭隘的话，会看到，其实更想“革”的是人民的“命”：“革”掉日常的世俗生活，然后让人民听天由“命”——听一种话，这种话就成了大家的命运。因为知识分子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是从人民中产生。这是斩草除根。使人民沦为愚氓，而愚氓之中，产生的不是傻瓜，就是笨蛋了。于是就能造出个世世代代的安全系统——专制者本身是感到最缺乏安全感的。“文化大革命”　是一个人一个政党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侮辱。揪出来的沈从文，由于与胡适等人的交往，由于在抗战中所谓“反对作家从政”，由于在第三次国内战争中所持反战立场，他就被莫名其妙地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于是，沈从文也就成了“反共老手”，当然也就是“历史反革命”。现在，我们来看看沈从文的历史。沈从文的家乡凤凰——这个地名与地方决定了沈从文作品的性格。“作品性格鲜明的一面，事实上还有比个人秉赋更重要的因素，即所生长的地方性……生长地还是从二百年设治以来，即完全在极端变态发展中一片土地，一种社会的特别组织的衍生物（《一个传奇的本事》）。”地方性对于沈从文，也是很可一说的。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脱不开地方性——从地方性上得到恩惠，又受到地方性的制约。而沈从文还有点不同，他的地方性除了以上谈到的话，还有一个民族问题。沈从文的父系母系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苗族，可能还有土家族。据说沈从文在填个人履历表时，在“民族”一栏中从没填过，他对自己的家族世系保持沉默。所以有一阶段在沈从文的民族问题上，我见到两种说法，一种说他是土家族，这是我最先见到的，所以印象里沈从文是铁打的土家族。后来见到另一种说法，沈从文是苗族，我也就没往心里去了。在湘西那个地方，后来的汉族凭借权势，占据了水边码头，把土家族和苗族往山上赶，土家族占据了山脚，而苗族只得退据到自然环境恶劣的山顶上去种些苞谷为生。苗族是受到很大伤害的，在湘西，属于被压迫和最底层的阶层。母亲被孩子恼怒了，骂孩子就骂“小苗子”，这是很凶狠的骂，就像汉人骂“小畜牲”一样。沈从文对自己的民族问题沉默寡言，是什么原因呢？推测起来，可能是这么几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