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作家批判书ii-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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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汉人骂“小畜牲”一样。沈从文对自己的民族问题沉默寡言，是什么原因呢？推测起来，可能是这么几点吧。
一是沈从文的家族因为有多种民族的血统流传，对于他自己而言，已很难分清，也没有分清的必要，所以他保持沉默；一是沈从文觉得要确定自己的民族问题，无疑是很痛苦的——因为现代人最痛苦的莫过于对自己身份的确认，沈从文的性格，是既软懦，又很刚强，可说是坚韧，于是在民族问题上他就像一条橡皮筋被拉大了，而当时和以后他所处的环境，并没有一种压力使他必须做出选择，民族问题也就像一根拉大的橡皮筋宽松地悬置在那里了，所以他保持沉默；一是沈从文天性善良，他觉得一旦把民族确定，会伤害家族世系中的其他祖宗，他们如果被排除在外，是不公平的——因为自己的身上，的确有他们的血液流淌——当他一旦把民族确定下来了，就像汉族占据了水边码头，而把土家族和苗族往山上赶。在这里，还能看到沈从文的童心——就像你问一个小孩子妈妈好还是爸爸好，小孩子不会去比较，他说——绝大多数的小孩子都会这样说：妈妈好，爸爸也好。这倒不是狡黠，而是很自然的情感流露。
沈从文对自己的民族问题的保持沉默，在我看来，多半是自觉的意识。
在他的文化记忆中，他出生地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争斗，在现实里总会激发出鲜血淋漓的联想。他的性格之所以养成，正因为他的敏感，还有他的回避。从中也能看到沈从文非暴力或者反对暴力的倾向，这在他的文学语言上尤其明显。
沈从文对自己民族的不确定，在暗处，支持了他的文风，使他的文风流动而不凝固。
另一方面，沈从文对民族的放弃，其实是他接受了这样一种文化——汉文化是产生不了民族主义分子的，汉文化只能产生出地方主义者。沈从文看待现实的眼光，是地方主义者的眼光，而不是——从来不是民族主义分子的眼光。所以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尽管体裁与风格多变，但总体感觉还是不免单一的：地方性牢牢地抓住了他，他的文学创作一直仿佛他的出生地湘西——美丽，又贫困。
只是为什么沈从文的地方性似乎比他同时代的作家都更为强烈呢？一个原因是他的地方性就是他的民族性——他已把地方性与民族性合而为一了，他能把凤凰与湘西合而为一（尽管凤凰只是湘西的一部分），他能把汉族、土家族、苗族和民族合而为一（尽管汉族、土家族、苗族只是民族的一部分），—一种涵摄后的叠加，就像湘西的民居建筑吊脚楼是水的形态与山的意象的叠加，这与山叠加的水，已涵摄了瀑布的形态——吊脚以瀑布的形态直泻入流水；这与水叠加的山，已涵摄了峰巅的意象——楼或者说楼顶以峰巅的意象疾奔向群山。还有一个原因，正如金介甫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所说：
沈从文把他对家乡的爱带到了北京。这点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他的题材和他的一些社会准则，这些社会准则出现在他一生各阶段作品的重要章节里。他轻而易举地把他对湘西和苗人的特定的、排他的爱同他在北京获得的普遍的观点协调起来。沈从文在湘西，在他最爱戴的人们中间看到了现代人道准则的化身，而学术城北京本身的宽容气氛助长了他对地方色彩、社会习俗甚至部落人们的真正兴趣。就这样，沈从文人道主义理想的具体社会定义，被蒙上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地方色彩。
第一章批判沈从文 （5）
乡下人版《沈从文》
沈从文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我首先想到他常挂在嘴边的“乡下人”。他自称自己是个乡下人——这其中有自卑，这一点是肯定的。但在自卑以外，还有他的对抗心理：你们都是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城里人，又怎么啦，让我这个乡下人也来干出点什么给你们看看。所以沈从文最早的写作，既是为了糊口——这生存的需要，也不无虚荣心作怪。这虚荣心来自他深层的自卑。这种自卑在湘西就有。在湘西尚武的环境里，沈从文为自己的瘦弱感到自卑，这个自卑感使他离开家乡——这是我认为的是促使沈从文离开湘西的重大原因：由于自卑，沈从文离开湘西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后的沈从文，开始处于兴奋之中：北京真大！这是他在他的散文中告诉过我们的感觉。他觉得远离了家乡，瘦弱的身体在这个地方并不是件坏事。他心中甚至还有点沾沾自喜，当他在沙滩附近转悠，他觉得自己瘦弱的身体与一种文化合拍了，与大学生没什么两样——有些大学生还比他瘦弱呢。这时候，自卑暂时离开了他，他天性对美的追求——这一种幻想，也可以说是幻想吧，就开始逐步抬头了。我想沈从文离开湘西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到北京后要以写作为生，他到北京不无盲目性。到了北京后，他的自卑感在他的兴奋之中隐遁了，这时周围的环境唤醒了他内心隐隐约约的愿望，也是冲动：沈从文要写作了。但接连地投稿无门，贫穷，饥饿，受冻，遭到打击（有一次，一位编辑把他投寄的十余篇稿子粘贴成一长条，说：“瞧，这大作家的作品！”然后一揉，塞进了废纸篓里），沈从文真有点顶不住了。这时，自卑就不请自到——其实一直没有消失过——又悄悄地网络起他的身心。他想——我想他是会这么想的——“我一个乡下人跑到北京来，这是何苦呢？”于是“乡下人”这一称号，这一情结，就跟定了他。既是自卑，又是对抗——“既然我已到了北京，那么，我就要生活下去，就要做出点名堂，给他们看看。”当初沈从文离开湘西时，他想做出点名堂给家乡人看看，现在只想着给周围的城里人和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看看了。所以从这点上来看，自卑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在沈从文身上，是一种能量。或者说是能源。因为有了“乡下人”这一称呼，这一情结，北京作为现实就退居二线了，自卑使沈从文的身体离开了故乡，自卑又使沈从文的心灵回到了湘西——“我是一个乡下人，我就写我的乡下事！”
就这样，沈从文用他的湘西，用他的乡下事，来对抗城里人，来对抗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来对抗作为现实的北京。
随着沈从文写作的成功，“乡下人”这一称呼这一情结，就从自卑向自足转移了。成功后的沈从文，当再自称自己是“乡下人”时，是不免有些得意的：
“我这个乡下人，照样能干你们的事，还干得更好。”
沈从文的自卑感再起的时候，是与城里人和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混在一起的时候——在大学里任教，他感到知识的压力。所以他后来研究文物，当然有多种原因，但有一种原因却还是自卑。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在院校里，文学创作是不算作学术学问的，沈从文不免会遭到同事的奚落。在西南联大，有一次躲空袭，沈从文一脚跨进防空洞，同事刘云五就对他说：
“你跑进来干什么，炸死了，也大不了一个写小说的。防空洞造了，是给我躲的，我不能死，《易经》还没有研究完呢。”
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但敏感的沈从文在平日里不会不感到这类知识的压力——最终，他的自卑感使他走上了文物研究之路。起码在我看来，自卑也是其中的原因。
刘云五恃才傲物，是个怪人，酷爱抽鸦片。四九年后，周恩来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特批鸦片给他抽。传说他曾给李广田摆阔：“我是宰相鸦片。”
从沈从文的小说集《八骏图》的〈题记〉中可以看出，沈从文与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混在一起的时候，心情是颇为复杂的——被自卑夸张的自尊——被自尊引发的激愤——诸如此类： 活在中国作一个人并不容易，尤其是活在读书人圈儿里。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这种人数目既多，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观念，就是不大追问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坏，“自己不作算聪明，别人作来却嘲笑”的观念。这种观念普遍存在，适用到一切人事上，同时还适用到文学上。这观念反映社会与民族的堕落。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
“读书人圈儿里”，沈从文一方面有许多这圈儿里的朋友，一方面对这圈儿又不太适应，他要找一种圈儿外的生活，就把精力花在对许多青年作家的支持、鼓励和培养上。只是这些青年作家一旦成名，就又成为圈儿里的了。所以沈从文会感到寂寞，会发发牢骚。寂寞的人才会发牢骚。
沈从文晚年是不寂寞的——因为已心静如水，不发牢骚，并使他的自卑感隐遁了，这点，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想补充一句的是——沈从文后来的自卑感，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自卑感：他的自卑感开始转移，从身体转移向精神了。
自由知识分子版《沈从文》
自由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不是加法——不是自由加知识分子。是一种文化立场，或者说以文化为理想。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副本，当正文变得可疑的时候。它尖锐，正由于尖锐，所以有一定的妥协性。就像刀，总不能都是刀刃——文化理想成为它坚实的刀柄。或者说刀背。在本质上，自由知识分子与现存体制并无激烈的冲突，虽然文化立场说到底是批评的角度，也是姿势。但与专制却是势不两立的。它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因为一切形式的专制，都会对专制之外的文化立场给予剥夺。专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立场。因为一个国家并非是历史的，也并非是现实的。一个国家更像是多种文化的组织者。在专制的形式下，历史与现实不是脆弱的，就是虚拟的——而文化也只像是单一的印刷品了。文化的真实在于它的无边际，在于它的大模糊，在于它的妥协性。当然，专制也有妥协的时候，或者说条件。
只是在专制的形式下，也就是说单一的印刷品成为了复数，自由知识分子会裂变——它不是加法，却能做起减法，成为两部分：自由的部分，与知识分子的部分。前者如顾准、遇罗克，后者如放弃文学创作开始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因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存在更依赖于外部条件，当外部条件一旦失去，自由知识分子也必然跟着裂变，或者说消亡。顾准、遇罗克就成为自由的隐喻：在专制的形式下，自由就是手抄本；沈从文就成为知识分子的隐喻：在专制的形式下，知识分子就是文物。专制不害怕自由，专制也不害怕知识分子，专制害怕的恰恰是自由知识分子——当自由知识分子站到了一种文化立场上之际，也就是专制不得不妥协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自由知识分子也就成为一个时代的塔身。这个说法，当然也是个象征。把沈从文划进自由知识分子的范畴——刚开始之际，我是想从这个论点上来书写沈从文的，但随着对他了解的深入，我的心告诉我，有点不对头。于是，我怀疑了，沈从文真是自由知识分子吗？其实他是不是自由知识分子，对于他和对于他的评价，已不重要了。一位作家的文本，才是一位作家的根本。只是我们无非想为自己找到一个说法而已——可怕的是一切思想都会使生活简单化，落到个人头上，就会或多或少地损害——损耗到个人性。一个能宽容种种个人的时代，要比能宽容种种思想的时代，是更美好的。个人都被抹杀了，还妄谈什么思想。有思想的时代，都是有麻烦的时代——一个时代的思想越深刻，在时代中的个人，可能是越没有人样。据说大象现在的象牙都长得短了——大象也有了思想——知道人们猎杀它，只是为了象牙。这只是据说，而人都是以自己有思想而自傲的，以示与其他事物的区别，但就是思想，使人异化了。为了反对异化，人就弄出个思想，当这种思想到了极致，就又异化了人——于是思想不断地产生，个人跟着思想跑，跑丢了。人越活在人类历史的后期，就越没有思想——因为思想已成为生存的工具，而不是天性。如果说我对沈从文现在兴趣更浓的话，恰恰是他在我看来是并没有多少思想，他活得很本份，很自然，符合天性——沈从文以天性作为思想——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从文自传》中，他说：
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
由此可见，天性也是一种思想，一种愉快的思想。而当代的许多所谓的思想，都是有价钱的，大价钱压倒了小价钱，由此产生出歧视——思想的歧视，和种族歧视一样可怕。思想使一部分人有了优越感，而人性的光芒却黯淡了。我不是反对思想，我所反对的是利用思想——利用一个思想去反对另一个思想，都是一种思维模式。对官觉的忽略使我们丧失了辩识与行动的能力，这是另一方面，以我们的教育体制为例，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出过思想，但却是以扼杀掉天性为代价的。它从来没有肯定过天性也是一种思想。回到上面的问题上，沈从文是自由知识分子吗？
在我看来，他不是。中国有没有自由知识分子，都是一件可以商榷的事。像湘西是沈从文的小说理想——毕竟沈从文还在其中生活过并构成他的回忆——一种经验和想象——自由知识分子只是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学术理想，寄于过高的期望，人为地拔高，都是于事无补的，只会产生出空洞的荣耀与满足。沈从文很简单，他就是一个写小说的，在写作过程中，由于天性所然，或许“暴露”出的某些部分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某些方面较为接近，但这并不能说他就是自由知识分子。
《盗版沈从文》后记
我想我写的沈从文，是盗版沈从文。所以会常常出现马赛克■■■■■■■■■■■■■■■■■■■■■■■■■■■■■■■■■■■■■■■■■■■■■■■■■■■■■■■■冷不防，又前进不了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差不多就像是盗版的。是一种盗版现象。
沈从文是怎样一个人呢？抓不住，够不着。因为他对自己也并没有抓住和够着。水太大了，统统都溺死。文学从来不是救命稻草。知识救不了分子。河流把船溺死，玻璃金鱼缸溺死了优雅的尾巴。我这个人毫无思想，也没什么见解，我喜欢行动——只是现在只把写作看作行动了，自己所能行的动和行得动。而我对沈从文最强烈的感觉恰恰也是这一点。没人能干得更好。只能干得更快——火一烤，外衣就干了。思想是另一回事。文化是另一回事。催生是另一回事。扼杀是另一回事。立场是另一回事。错觉是另一回事。伪装是另一回事。版权所有是另一回事。自由知识分子是另一回事。盗版与正版都是另一回事。另一回事就是说没有这一回事。我已经写烦了，写沈从文写烦了，许多事，一些事，让我无聊。丁玲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