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腥风血雨-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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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派也赶印了大量传单，题为《揭穿一个大阴谋》，指出“联司”派以刷大标语为名，行武装挑衅之实，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有行动的蓄谋已久的大阴谋。我方予以迎头痛击，是天经地义的正当防卫权利。再敢来犯，依然照此办理！
由两军混合组成的执勤部队清理了现场，并在街面上搭起帐篷住了三昼夜，以防再起事端。由“两军”派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则从一开始就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九七七九部队的代表强烈要求必须得出“‘红旗’派向徒手群众开枪”的结论；而军区的代表坚持认为事端是由“联司”派挑起的，“红旗”派自卫无罪，证据是供电局院墙外侧有新弹痕数处，显系“联司”派人员射击所致。双方后来总算取得了惟一的共同点：关键在于谁先开的第一枪，这一点必须查清。双方之所以能取得一致意见，是因为心里都清楚永远查不清。果然，查了半个多月。便再无下文。康平老百姓从此再没听人说起过这个联合调查组，也不知道他们是几时解散的。
其实老百姓本来就对这种联合调查没抱什么希望，甚至对于事件本身也没多大兴趣。多数人只是把它当个谈资，听听说说而已。部分人——他们要算比较“关心国家大事”的——把两派的传单都找来看看，再不加评论地扔在一边，顶多以一种高瞻远瞩的派头说：这问题到运动后期就清楚了。不愿或不敢参加武斗的人，自然更没有力量制止武斗。而武斗既然发生了，有人受伤，有人殒命，便也全在意料和情理之中。他们不再因红的血或白的脑浆而震动了。他们见惯了，变得麻木、迟钝因而冷漠了。他们开始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切，或者干脆把自己看作局外人，对那一切看都不看、想都不想了。
然而——当局者迷。
赵反不是局外人。当了一年多的总部武装总司令，他的心里、感情也越来越强烈地滋生出一股首领意识——当然，他不是政治首脑，而是一位“将军”。他心里丢不开放不下的就是两件事：一是保持本派武装力量的强大，武斗时要打赢；二是保护本派的群众，不使他们吃亏，吃了亏要替他们出气报仇。他想：做不到这两条，还要我干什么？
供电局门前街道上枪声大作之时，他正在医院里听取范侠生的报告。而在此之前，他又是被人从应文礼家叫到医院来的。
从早上起，他在应家待了一上午。如果不是必须马上去医院，他本来要在应家待一天。自从应文礼死于非命以后，他每个月里总要有两天在应家度过。他深深感到，应文礼的死即使不是为了他，也是因为他。如果“九。一”那天早晨他找的不是应文礼或谁都没找，不管毛主席在北京怎么发号召，应文礼都不会“出来”，现在自然也就好好儿地活在家里。他觉得有义务“替一替”死去的徒弟，便自作主张地管应文礼的父母叫起了“干爹”、“干娘”，而过去他是管他们叫“大哥”、“大嫂”的。应文礼那一群弟弟妹妹，从前都叫他“赵师傅”，现在他命令他们改称“大哥”。这天也和往日一样，来到之后，他就动手干那些粗重的家务活：劈柴、挑水、修理院子里一小片菜地的篱笆，把院子彻底清扫一遍。然后，他率领着七名娃娃，浩浩荡荡开进了附近一家冷食店，给娃娃们每人叫了一份冰激凌。他自己要了一杯用糖精和香精兑成的不冒气的“汽水”，一口气倒进肚子里，然后就坐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娃娃们吃冰激凌。他们都吃得极慢，生怕自己比别人先吃完。不幸的小八才五岁，缺少足够的克制力，别人的冰激凌还剩下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他已经舔光了自己的盘子。他那怯生生而又热辣辣的目光，依次把哥哥姐姐的冰激凌看了一遍，最后落在了赵反的脸上，目光中有懊悔和歉疚，也有乞求和期望。赵反心头一热，想给小八再叫一份冰激凌，可是马上又有些犹豫，不知道这是不是有娇纵之嫌，而应家的孩子是不应该、也娇纵不得的。这时，大姐姐应文华似乎已洞察一切，不动声色地把自己剩下的冰激凌分了一半给小八。问题圆满解决，赵反竟暗暗出了一口长气。当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重新开回家里时，“干娘”已经替赵反烧好了午饭——别人都吃窝头，单为他烙了一张白面饼。
这时候，总部一个参谋坐着赵反那辆中吉普赶来找赵反：
“范侠生回来了，有重要情况需要立即向你报告！”
“大哥，”小五要求道；他是应家惟一一个嘴快话多的男孩，“你吃了饭再去吧！”
可是参谋说不行。范侠生受了重伤，一到医院就昏过去了，抢救了两个多小时才醒过来。他一醒，就让护送他到医院的人（那是“边界”附近基层组织指派的两个人）去总部情报部，让派个人来。情报部的人一到，他又要求立即找赵反来。医生说他的刀口破裂了，需要清创并重新缝合，因为身体虚弱，术后不能马上进行较长时间的谈话。范侠生要求医生缓一缓再做这个手术，并努力不使他再昏过去，直到向赵反报告情况以后。
于是赵反没吃午饭就赶到了医院。
范侠生报告的情况确实又重要又紧急，赵反一面听着，一面手心直出汗。
这时阎绍又派人追到医院来找赵反，告诉他供电局前发生的惨案，让他立即回总部参加核心组紧急会议。一听说又被老保打死打伤好多人，赵反就急了。他让来人先到中吉普里去等着，然后问范侠生：
“你看咱们能搞掉那个军火库吗？”
“这要由你决断。恐怕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不过如果不试试，后果可能更严重。”
“不瞒你说，我担心我们的力量不够。”
“硬打进去确实很困难，要搞也得想个出奇制胜的法子。”
没有时间再细讨论了，况且赵反一向喜欢自己做决定。反正还得再想一想；目前要紧的是不要让对方察觉。他立即向那个情报部的人布置了两点：请医院好好治疗范侠生；严格封锁消息，不让外人知道范侠生住在这里。
赶回总部的路上，那个来找他的人讲了讲惨案发生的经过。赵反沉着脸，强忍怒气地听着，一言未发。
核心组的紧急会议已经开始。赵反来到会场时，罗北亢正提高他那公鸭嗓子，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谴责“红旗”派屠杀群众的野蛮行径，要求组织控诉团赴京直接向中央控告。赵反一面点头回答人们的招呼，一面坐下。拿眼一扫，会上没有项光，也没有姬焕丞。坐在主持会议位置上的是阎绍。骆彤珍用亲昵的目光同他打招呼，他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听了不到两分钟，实在没耐心听下去，赵反以盛气凌人的口气打断了罗北亢的话：
“老罗，你等一会儿再说。我先问一下，这次行动是谁组织的？”
“我。”阎绍说。
“还有我。”罗北亢说。
赵反看了他们每人一眼。赵反一直没搞清楚，酝酿已久的改选，为什么上个月忽然郑重宣传取消了，而那以后，一向有矛盾的阎绍和罗北亢却打得火热。
“又是徒手？”赵反问。
“徒手。”阎绍肯定地说，“我强调一点：绝对没有人带武器！”
“下了死命令：绝对禁止带武器！”罗北亢补充说，“我们搞的是‘文攻’。”
“好得很嘛！咱们‘文攻’，人家‘武卫’！”
“老赵，你这是什么意思？”罗北亢问。
“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
“老赵，”阎绍的语气挺和缓，措辞外宽内紧。“你有不同意见，可以充分发表。可能你还不知道，这次行动是根据军代表的提议搞的。”
“军代表？他们去了吗？”
“这是我们群众组织的活动，他们怎么可以直接参加？”
“他们怎么不可以参加？他们应该参加！而且应该站在前面！如果觉得不方便，可以换上便衣嘛！他们不是这样干过多次了吗？”
“住口！”罗北亢拍案而起，义形于色，“这是‘红旗’派污蔑英雄的九七七九部队的惯用的无耻谰言，你怎么也跟着讲？你的立场哪里去了？”
“你少来这一套！”赵反把桌子拍得更响，霍地站起来，“我不怕你扣帽子，反党帽子也好，反军帽子也好，吓唬别人行，吓唬赵反那算白给！我赵反的立场简单明确：说什么也不能让自己的群众吃亏！你呢？你们呢？你们把赤手空拳的群众送到人家的枪口底下！几百人到人家地面闹闹嚷嚷，人家能干看着？换了我，我也会动手的！你们自己拿了鸡蛋去碰石头，现在又想叫人家赔你鸡蛋，天下有这种便宜事？控诉团顶什么用？能让死人活过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宁愿让‘红旗’派的控诉团在北京去告我！”
赵反说完就怒气冲冲地走了。现在他一心只想着他的计划了。事情一桩桩一件件，桩桩件件把他推上了这条路。他不再犹豫，不再顾虑自己的力量能否有把握取得成功。必须赶在对方前面，在对方动用那批武器之前把它搞掉，否则，就只能在遭受大量伤亡之后把大片地盘供手送给“红旗”派。
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找到项光。在总部楼里转了一遭，不仅没找到项光，也没见着跟随项光的小吕。这时他才想起来，前不久项光悄悄跟他说过呀“闭门读书”。
十五分钟以后，赵反的中吉普以一个急刹车停在了项光那间小屋的门前马路边上。
第二天，“联司”总部发出了一份“讣告”，宣布总部工作人员范侠生同志因公殉职，定于八月十日举行追悼会。讣告说：范侠生同志夜间外出时遭到“红旗”派无端袭击，身负重伤，落入虎口，五日夜间趁人不备逃离囚禁他的医院，以惊人的毅力爬过了“红旗”派的重重封锁，决心回到自己的战友中间，终因伤势过重，体力不支，越过边界后即无力前进，亦无力呼救，次日清晨，战友们在距电讯器材厂30米处发现时，范侠生同志已“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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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讣告是与“联司”派的《告全市人民书》、“红旗”派的《揭穿一个大阴谋》同时发出的，且印数不多，一般群众几乎没怎么注意它。但是，“红旗”派里却有人对它进行了长时间的、极仔细的研究。
能比较直接地断定这个“讣告”是假的，惟有尤兰英。开头她也给吓坏了，在几乎晕过去的伤心之中泪流满面地读着“讣告”，渐渐起了疑心。从分手时范侠生的精神状态推想，怎么也不至于爬那么一段路就不行了。即使他无力呼救，还可以鸣枪呀。事实上他开过一枪，向她报信。再说那时天就要亮了，怎么会……都不对！电讯器材厂在哪儿？那个厂离二十二中至少三公里。这时她恍然大悟并且破涕为笑了：“讣告”是假的，是为了掩护她而耍的花招。既然范侠生是从电讯器材厂方向跑的，尤兰英自然不会受到任何怀疑，那瘦小子的死也就不会与范侠生联系起来！……
这样，她自然不会向任何人讲她看穿了那“讣告”是假的。
“红旗”总部四楼也不都是傻瓜。他们虽然没掌握多少真情实况，但决不缺少警惕性。尽管还没来得及审问范侠生，其它渠道却有材料说曾发现这个人在人武部仓库附近出现过。直到十日下午，动态组派出的人回来报告，“联司”总部确实为范侠生开了个规模不大但相当隆重的追悼会，人们总的来说仍持将信将疑的态度。自古兵不厌诈，在这样关系重大的事情上，轻信似乎总是比多疑更有害。
既然事关重大，作战部觉得请示军区。军区隔了一天才答复说，经研究请示，我们的意见是：一，不可大意；二，也不必紧张。“那是军分区人民武装部的军火库，‘联司’派不来是他们的便宜，来了就是自取灭亡。”
作战部对这番话做了一厢情愿的理解，以为人武部的警卫部队会负起守卫的责任。谁知过了两天，驻守在那里的警卫排却撤走了，只提前了六个小时知会“红旗”总部派人接防，说这是军区2号首长即魏政委亲自下的命令。
警卫排撤走时没有故意张扬，也未采取任何保密措施。这个变动被“联司”情报部探得，立即报告了赵反。赵反不知是计，还以为是“天赐良机”呢。
于是在一个刮着南风的夜晚，他率领一支精选出来的突击队出发了。猛烈的机枪火力驱散了三次试图阻挡他们的小股对手，突击队长驱直入三华里，在距仓库二百米远的地方停下来。仓库那边两挺重机枪和几挺轻机枪已经在示威地叫了起来，但赵反却只报以轻蔑的冷笑。他早料到仓库前会有很强的火力。
突击队没有直接向前攻击军火库，却向两翼展开，控制了军火库以南的地面。
人武部的军火库本不是个正规的军火库，原不过存放着数量有限的供民兵和国防体育用的枪支和少量弹药，库房狭小，没有严格的安全设施，也没有和周围的建筑物隔开足够的距离。然而目前“红旗”派存放在这里的武器弹药数量很大，库房装不下，一部分炸药就堆放在院子里，盖了两层厚苫布。赵反的“出奇制胜”的计划，正是针对这个弱点制订的。
“点火！”赵反下了命令。
火是从仓库以南的约七十米处点燃的，浇了不少汽油，加上至少有三级风力的南风，很快便汇成一片火海，浓烟滚滚烈焰腾腾地向仓库卷去。有几个人分头用半导体手提扩音器呼叫着，一面引导从火区逃出来的群众撤到安全地带，一面阻击任何人试图去救火，不听劝的就用一阵警告性射击将其吓退。
大火在南风的吹送下向北推进。不过赵反毕竟只能控制军火库以南一线，当火势推进了约三十米时，“红旗”派从东面调来了两辆救火车，从北面用卡车运来了一队抢救人员。几条水柱同时向大火喷去，虽然一时还不能把火扑灭，但也显著地延缓了它蔓延的速度。有组织的抢救人员不再能被威胁性的射击吓退，开始奋力拆除军火库南面的建筑物，以求打出一条防火道。他们很快就得到了有效的火力掩护，赵反的突击队用来封锁火场的机枪，受到了对方火力的压制。
情势开始逆转。连续接到发生了伤亡的报告。赵反的眼里现出了杀机，但他还是尽力压制着，尽管几次有人要求，他仍然不肯解除不许对准人群射击的禁令。他只是命令狠狠打对方的火力点，即使打不掉，至少要压住。一种古怪的道德观，使他对于对方“枪杀徒手群众”的厌恶，形成了一条自律的原则：我们的枪应该只打对方拿枪的。
僵持了近二十分钟，火头前进了不过十米，势头开始减弱，而对方打防火道的工作却进展迅速。
传来了更坏的消息：侧后方发现敌情。这意味着他们来时冲开的狭长通道，可能被重新堵死，突击队便会陷入重围。赵反事先对此是有所准备的，除留有一定兵力保护通道，还在“边界”处准备了二梯队。但这两部分力量都不是很强，如果对方投入充足的兵力，在三华里长的通道上卡断一两处，是极有可能的，而赵反的二梯队能否把卡断处重新打通，却不是很有把握。
随行的几个参谋开始聚集到赵反的身边，这也是情况紧急的一种反应。他们开始议论是否需要撤退。赵反也不能不想到撤退了，因为万一突击队真被断了退路，那后果实在不堪设想。但他想来想去，终觉心有不甘。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况且火还在燃烧，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