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自传 作者:卡尔·波普尔-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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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何处犯了错误。

　　从这种方法论的观点来看，我们从问题开始我们的研究。我们总是发现我们自己处在一定的问题境况中，而且我们选择一个我们希望能够解决的问题。这种解决总是尝试性的，是一个理论、一个假说、一个猜想。将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加以比较和批判讨论以便发现它们的缺点，并且总在改变、总不定论的批判讨论结果构成所谓的“当代科学”。

　　因此归纳法是不存在的：我们决不能根据事实论证理论，除非用反驳和“否证”的方法。这种科学可以被描述为选择性的。达尔文主义的。与之相对照，断言我们是用归纳进行的或强调证实（而不是否证的）的方法理论是典型的拉马克主义的：他们强调环境的训导，而不是环境的选择。

　　可以提及的（虽然这不是《研究的逻辑》的一个论点）是：归纳问题的这种解决方法还指明了通向解决更古老的问题——我们信仰的理性问题的道路。因为我们第一次可以用行动的观念来代替信仰的观念；我们可以说行动（或不行动）是“理性的”，如果行动的执行与当时流行的科学批判讨论的状态是一致的话。对于“理性的”来说，再也没有比“批判的”更好的同义词了（当然，信仰决不是理性的：中止信仰才是理性的，参照下面注释［226］］。

　　我对归纳法问题的解决遭到了广泛的误解。我打算在我的《对我的批评者的答复》中更多地谈一谈。


　　






无尽的探索17．是谁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






17．是谁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

　　于是，逻辑实证主义就名存实亡了，或者如同一场哲学运动一样永远消声匿迹了。

　　　　　　　　　　　　　　　　　　　　　　　　　　　　约翰·帕斯摩尔

　　由于写作风格，我的《研究的逻辑》（1934年末出版）一书部分采取批判实证主义的形式。这本书1932年的未出版的原稿以及我于1933年写给《认识》的编辑们的短信也是如此。由于那时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对我的立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且把我这本书编进了弗朗克和石里克编的主要是实证主义的丛书里，所以《研究的逻辑》在这一方面有某些奇怪的后果。一个后果是直到这本书的英文版以《科学发现的逻辑》为名于1959年出版时，英美的哲学家们（只有几个例外，如J·R·韦恩伯格）似乎一直把我当作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或者充其量也不过把我当作一个用可否证性代替可证实性的持不同意见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一些记得我那本书发表在这一丛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本人，也宁愿把我看成是一个盟友而不是一个批判者。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作出一些让步——相互让步更好——和一些咬文嚼字的策略来避开我的批评。（例如他们自己相信我会同意用可否证性来代替可证实性作为意义标准。）而巳因为我的抨击并没有击中要害（跟逻辑实证主义作斗争决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以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没有感到逻辑实证主义已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以后，继续出现一些书籍和文章仍然沿用这种让步和改头换面的方法。但是到那时候，逻辑实证主义已消声匿迹好几年了。

　　众所周知，逻辑实证主义已是名存实亡了，然而却似乎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负责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谁扼杀了它”？（帕斯摩尔的优秀历史条目〔在注110中引证］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担心我必须承担这个责任。然而我并不是故意这样做的！我惟一的意图是指出我所认为的一些根本错误。帕斯摩尔正确地把逻辑实证主义的消亡归因于不可克服的内在困难，而大多数这些困难我已在我的讲演和讨论中，尤其是在我的《研究的逻辑》中指出了。维也纳学派的一些成员感到需要变革，这样就播下了种子。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种子导致了维也纳学派的瓦解。

　　然而，维也纳学派的瓦解早于它的信条的瓦解。维也纳学派是一个令人佩服的组织，它确实是一个哲学家与第一流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密切协作的独一无二的研究班子，这些人对逻辑和数学基础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吸引了这一领域中的两位最伟大的创新者：卡尔·哥德尔和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维也纳学派的瓦解是一个最严重的损失。就我个人而言，我万分感激它的一些成员，尤其是赫尔伯特·费格尔、维克多·克拉夫特以及卡尔·曼格尔——更不用说菲利普·弗朗克和莫里茨·石里克了，他们不顾我的书对他们观点的严厉批判而接受了我的书。我又间接地通过维也纳学派结识了塔尔斯基，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34年8月布拉格会议上，当时我带了《研究的逻辑》一书的校样；接着就是1934－1935年在维也纳；再一次是在1935年9月的巴黎会议上。我认为从塔尔斯基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从其他任何人那里学到的东西都多。

　　但是维也纳学派最吸引我的也许是“科学态度”，或者正如我现在宁愿称它为理性态度。这一点卡尔纳普在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世界的逻辑结构》的第一版前言的最后三段里作了精彩的阐述。卡尔纳普的许多论点我是不同意的，甚至在这三段中的有些话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尽管我同意大多数的哲学体系有点“令人沮丧”（“niederdruckend”），但是我并不认为“多数”哲学应受指责；而且我认为要肃清形而上学是个错误，以“它的论点不能得到理性的辩护”为肃清理由则是另一个错误。尽管尤其卡尔纳普反复要求“辩护”，在我看来是（现在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卡尔纳普在这里是在为理性、为更伟大的智力责任申辩，所以他要我们学习数学家和科学家所采取的方法，并且把这种方法与哲学家们那种使人沮丧的方法进行了对照：哲学家们是以最少理性的或批判性的论证向我们展示了他们那种矫揉造作的智慧和冒称僭取的知识。

　　正是在这种总的态度方面，启蒙的态度方面，以及对哲学的批判观点方面——对哲学不应是什么以及它应该是什么的观点——我仍然认为我与维也纳学派以及与它的精神之父贝特兰·罗素是非常一致的。这也许说明为什么我有时候会被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如卡尔纳普看作是他们的一员，并且认为我过分强调我同他们的分歧。

　　当然，我决不打算过分强调这些分歧。当我在写《研究的逻辑》时，我仅仅希望向我的实证主义的朋友和对手们提出挑战。我并非完全末成功。当卡尔纳普、费格尔和我于1932年夏天在提罗尔会面时，卡尔纳普阅读了我那尚未发表的《基本问题》一书的第一卷后，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后来不久在《认识》上发表了一篇名叫《论原始语句》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承认并详细介绍了我的一些观点。他总结了当时的情况，说为什么现在他把他所谓的我的“方法”（“方法”B）看成是迄今为止在认识论中最好的方法。这个方法是物理学中检验陈述的演绎方法，是把所有的陈述，甚至检验陈述本身都看作是假说性的和猜想性的渗透在理论中的方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卡尔纳普坚持这种观点，亨培尔也是如此。卡尔纳普和亨培尔对《研究的逻辑》的高度评价是有希望的迹像，而在另一方面，赖辛巴赫和纽拉特的抨击也是这样。

　　我在本书一开始就提到了帕斯摩尔的论文，因此在这里我也许可以说，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的种种严重错误（其中许多我已指出过），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困惑”），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这一点被英美的后继者承袭了下来。


　　






无尽的探索18．实在论和量子论






18．实在论和量子论

　　虽然我的《研究的逻辑》对于有些人看起来也许有点像是对维也纳学派的批判，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建设性的。我曾试图提出一种人类知识理论，但是我对人类知识的看法与古典哲学家们的看法迥然不同。一直到休谟、穆勒和马赫，大多数哲学家都把人类知识看成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甚至休谟，他自认为是个怀疑论者，并且写了《人性论》希望彻底改革社会科学，也几乎把人类知识和人类习惯混为一谈。人类知识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东西：如猫在席子上；尤利乌斯·恺撒遭到暗杀；草是绿色的。在我看来这一切根本不值得注意。值得注意的是有关问题的知识。知识的成长——发现。

　　如果我们把知识理论看作是一种关于发现的理论，那么最好考察科学的发现。知识成长的理论尤其应该说明了物理学的成长以及物理学中各派意见的冲突。

　　1930年，我在赫尔伯特·费格尔的鼓励下开始写书，当时现代物理学正处于动乱之中。在1925年韦尔纳·海森堡就已创立了量子力学；但是几年之后，局外人——包括专业物理学家才认识到，已经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并且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歧见和混乱。两位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玻尔——也许也是20世纪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各持己见。他们的分歧直至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时仍然向1927年索尔威会议上出现的分歧一样没有变化。有一个广泛流传的神话说，玻尔在他同爱因斯坦的争论中获得了胜利；大多数有创见的物理学家都支持玻尔，并且同意这个神话。但是两位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德布罗意和薛定谔却很不满意玻尔的观点（后来被人们称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他们按照一条独立的思路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对哥本哈根学派持不同意见者，特别是玻姆、邦格、朗代、马格瑙和维日耶。

　　哥本哈根诠释的反对者一直是少数，并且他们会仍然如此。他们之间的观点并不一致。但是，在哥本哈根正统派内也可以看出有许多分歧。这个正统派的成员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分歧，或者他们无论如何没有为这些分歧担忧，正如他们似乎没有察觉到他们的观点中具有的困难一样。而这两点对局外人来说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所有这些十分肤浅的评述也许说明为什么当我第一次努力掌握量子力学（那时被称为“新的量子论”）时，我感到不知所措。我根据书刊进行自学，有时同我谈论我的困难的惟一一位物理学家是我的朋友弗朗茨·乌尔巴赫。我试图理解这个理论，而他怀疑这个理论是可理解的——至少是否可为凡人所理解。

　　当我认识到玻恩的量子理论统计学诠释的意义时，我才开始有所领会。起初，我并不喜欢玻恩的诠释：薛定谔原先的诠释由于美学上的理由，并且作为一种关于物质的说明吸引了我；但是一旦我承认这种诠释是站不住脚的，而玻恩的诠释是十分成功的，我就坚持后一种诠释。因此，使我费解的是：如果玻恩的诠释被人们所接受，那么一个人又怎样能够坚持海森堡对他的测不准公式所作的阐释。似乎显而易见，如果量子力学应该用统计学来加以诠释，那么海森堡的公式也必须作如此诠释：它们必须被诠释为散射关系，也就是诠释为规定量子力学实验任何系列统计学散射的下限或齐性的上限。这种观点现在已被广泛接受了。（然而我应该说明，起初我总不能清楚地区分一组实验结果的散射与一次实验中一组粒子的散射；虽然我在“形式单一”的概率陈述中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但只有借助趋向性观念才能完全弄清楚它。）

　　量子力学的第二个问题是著名的“波包收缩”问题。也许很少有人会同意这一问题是1934年在我的《研究的逻辑》一书中得到解决的，但是一些很有能力的物理学家也承认这一解决的正确性。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指出出现在量子力学中的概率是相对概率（或条件概率）。

　　第二个问题所涉及到的或许是我考虑的主要之点——猜想（后来发展成为确信）量子力学的诠释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概率计算的诠释问题。

　　第三个已解决的问题是一种状态的准备与测量之间的区别。尽管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十分正确的，并且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在一个思想实验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研究的逻辑》第77节中）。我非常重视这个错误；那时我不知道甚至爱因斯坦也犯了一些类似的错误，而且我认为我的过失证明了我的无能。我听说爱因斯坦的错误是1936年在哥本哈根“科学哲学大会”以后。根据理论物理学家维克多·韦斯科夫的提议，我受到了尼尔斯·玻尔的邀请，在他的研究所里逗留了几天进行讨论：先前我已为我用来反对冯·魏茨泽克和海森堡以及反对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作了辩护，前两人的论据并不使我十分信服，但后者的论据确实使我信服，我也和梯尔林以及（在牛津）和薛定谔讨论了这个问题，薛定谔告诉我，他为量子力学而怏怏不乐，他认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它。因此当玻尔告诉我关于他与爱因斯坦的讨论——他后来在施尔普的《爱因斯坦》卷中描述了那些讨论——时我是处于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中。我并没有想到从这一事实中得到安慰：即根据玻尔的说法，爱因斯坦和我一样犯了错误；我感到我失败了，并且我不能抵制玻尔个性的巨大影响。（在那些日子里，玻尔无论如何是不可抗拒的。）我多少还是屈服了，尽管我仍然为我对“波包收缩”的解释作辩护。韦斯科夫似乎乐于接受它，而玻尔却过于渴望阐述他的互补性理论，以致不能对我为宣传我的解释所作的微薄努力给予任何注意，而我也没有坚持这一点，因为我满足于学习，而不是讲授。当我离别玻尔时，他那和蔼可亲。才华横溢、积极热情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也几乎觉得无疑他是正确的，而我是错误的。但是我不能自信我理解了玻尔的“互补性”理论，并且开始怀疑是否有别的什么人也能理解它。虽然有些人显然已被说服，认为他们是理解了。正如爱因斯坦后来告诉我的，还有薛定谔也有这种怀疑。

　　这使我去思考“理解”问题。玻尔以某种方式断言，量子力学是不可理解的，只有古典物理学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我们不得不顺从这一事实：量子力学只能部分被理解，而且只有通过古典物理学的中介去理解它。这种理解的一部分是通过古典的“粒子图像”达到的，大部分是通过古典的“波图像”达到的；这两种图像是不相容的，它们就是玻尔称为“互补性的”。没有希望去更充分地或更直接地理解这个理论，要求的却是放弃要达到一种更充分理解的任何试图。

　　我猜想玻尔的理论是建立在对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理解持十分狭隘的观点之上。看起来玻尔想到的是用图像和模型理解——用某种形象化理解。我认为这种观点太狭隘了，我终于发展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即要紧的不是对图像的理解，而是对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的理解，就是说它的说明力，它对有关问题和其他理论的关系。多年来，我在讲演中发展了这种观点，我想第一次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