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自传 作者:卡尔·波普尔-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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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独一无二的理论物理学术研讨会：经常参加的有爱因斯坦、冯·劳厄、普朗克和奈恩斯特。在牛津他受到了十分热情的接待。当然他不能期望有一个由巨人组成的学术研讨会，但他失去的是学生们和教师们对理论物理学的强烈兴趣。我们讨论了我对海森堡测不准公式的统计学解释。他感兴趣，但是表示怀疑，甚至对量子力学的地位都抱怀疑态度。他给了我一些论文的单行本，在这些论文中他对哥本哈根诠释表示怀疑；大家知道他始终没有同它——即玻尔的“互补性”妥协。薛定谔说起他可能要回奥地利。我试图劝阻他，因为当他离开德国时他的反纳粹态度已不是秘密，如果纳粹在奥地利掌权就会对他不利。但是在1936年的深秋，他回去了。在格拉茨有个教授职位空缺，维也纳大学的理论物理教授汉斯·梯尔林又提出他要放弃自己在维也纳的教授职位去格拉茨，这样薛定谔就可接任梯尔林在维也纳的职位。但薛定谔不愿意；他去了格拉茨，在那里他待了18个月。在希特勒侵占奥地利后，薛定谔和他的妻子安妮－玛丽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走了。她开着他们的小汽车到达靠近意大利边境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舍弃了小汽车，只拿着手提行李跨越国境。他们到达罗马时几乎身无分文，从罗马他们设法打电话给爱尔兰首相德·瓦勒拉（他也是一位数学家）。那时后者碰巧在日内瓦，德·瓦勒拉让他们到日内瓦去找他。在意大利和瑞士的边境上他们受到了意大利哨兵的怀疑，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行李，口袋里连一英镑也不到。他们被带下列车，列车驶离边境车站而他们被留了下来。最后他们被允许乘下一次列车去瑞士。这就是薛定谔如何成为都柏林高级研究所的高级教授的经过，当时这个研究所并不存在。（在英国现在仍然没有这种研究所。）
在我1936年的访问中，有一次经历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艾耶尔带我去参加的亚里士多德学会的一次集会，在那次集会上，也许是康德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讲了话。
罗素正在宣读一篇题为“经验论的局限性”的论文。罗素认为经验知识通过归纳获得，同时又受到休谟对归纳批判的很大影响，所以，他提出我们必须采纳某种归纳原理，而这个原理本身不能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上。因此采纳归纳原理表明经验论的局限性。我在《基本问题》中以及更为简要地在《研究的逻辑》中明确地把这些论据归功于康德，因此在我看来罗素的观点在这方面是与康德的先验论一致的。
在讲演以后进行了讨论，艾耶尔鼓励我发言。于是我首先说我根本不相信归纳，即使我相信从经验中学习，相信一种没有罗素提出的那些康德式局限性的经验论。我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尽可能扼要地和直截了当地表述的这个陈述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但是看来他们把它当作笑话，并发出了笑声。其次，我提出整个困难是由于错误假定科学知识是知识的一个种所致，通常意义上的知识是：如果我知道天在下雨，那么天在下雨必定是真的，因此知识包含着真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称之为“科学知识”的东西是假说性的，往往不是真的，不管肯定是真的还是可能是真的（在概率计算的意义上）。听众又认为是笑话或悖论，他们又鼓掌大笑。我不知道那里是否有人不仅想到我认真地坚持这些观点，而且想到一定时候这些观点会被广泛地认为是常识。
正是伍德格尔建议我响应新西兰大学（在坎特布雷大学学院，是现在的坎特布雷大学当时的称呼）招聘哲学教师的广告。有人——也许是哈耶克——把我介绍给瓦尔特·亚当斯博士（后来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和埃丝特·辛普森小姐，他们正在主持学术救援委员会，该委员会那时试图帮助许多逃离德国的难民科学家，并且已经开始帮助一些逃离奥地利的人。
1936年7月，我离开伦敦去哥本哈根——恩斯特·贡布里希为我送行——参加一个大会，并且与尼尔斯·玻尔见了面，我在第18节已描述了这次会见。我从哥本哈根回到维也纳，途经希特勒的德国。11月底，我收到A·C·伊文博士的一封信，以剑桥大学道德科学学院的名义给我提供学术客席职位，并附有一封学术救援委员会瓦尔特·亚当斯的支持信；之后不久，在1936年圣诞节前夕，我收到了一份电报，让我担任新西兰克里斯特彻奇坎特布雷大学学院的讲师。这是一个正式的职位，而剑桥提供给我的客席职位本意是给一个难民的。我的妻子和我都愿意去剑桥，但想到这个客席职位是可以转让给别人的，因此我接受了新西兰的邀请，要求学术救援委员会和剑桥邀请维也纳学派的弗里茨·韦斯曼代替我。他们同意了这个要求。
我的妻子和我辞去了学校教学职位，一个月内我们离开维也纳去伦敦。五天后我们在伦敦乘船去新西兰，在1937年3月第一周到达克里斯彻奇，正好赶上新西兰学年开始的时间。
我肯定地认为，我的帮助对于逃离希特勒的奥地利难民是迫切需要的。但又过了一年，希特勒侵占了奥地利，救援的呼吁也发出了。在克里斯特彻奇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便难民获准进入新西兰；由于新西兰驻伦敦高级专员公署R·M·坎贝尔博士的努力，把一些人从集中营和监狱中营救了出来。
无尽的探索23．在新西兰的早期工作
23．在新西兰的早期工作
在去新西兰以前，我在英国待了总共约九个月，这是一次启示和感悟。人民诚实正直、彬彬有礼以及他们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但是甚至我遇见的大学教师都对希特勒的德国一无所知，并且痴心妄想十分普遍。当对国际联盟的普遍忠诚破坏了霍尔－赖伐尔计划（这个计划也许本来会阻止墨索里尼同希特勒联合）时，我在伦敦；当希特勒进入莱茵兰地带（一个为高涨的英国舆论支持的行动）时，我在那里。我也听到内维尔·张伯伦发言支持重整军备的预算，我试图用这种想法安慰自己：他只不过是财政大臣，因此他并没有实际需要来理解武装起来反对什么，或这一切是多么迫切。我认识到民主——甚至英国式民主——并不是一种预定来反对极权主义的体制；但是我发现显然只有一个人——温斯顿·丘吉尔——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确实没有人对地说一句好话，那是十分可悲的。
在新西兰情况类似，但有点言过其实。人民没有恶意，像英国人一样彬彬有礼、友好、心地善良。但是欧洲大陆无限遥远。在那时新西兰除了通过英国（五星期的路程）外，与世界没有任何接触。没有空中联系，一封书信来往得三个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个国家遭受惨重的损失，但是一切都已忘怀。他们很喜欢德国人，战争是不可想象的。
我的印象是新西兰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也是最容易治理的国家。
那里的工作气氛是异乎寻常的宁静和愉快，我很快就安顿下来，继续已中断若干月的工作。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他们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且对我有很大的鼓励。首先来到的是物理化学家休·帕顿、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怀特、地质学家鲍勃·艾伦。接着来的是经济学家科林·辛金、律师艾伦·里德、辐射物理学家乔治·罗斯以及当时学古典文学和英语的学生玛格丽特·多尔齐尔。在南部的达尼丁、奥塔戈是哲学家纳翰·芬德利和神经生理学家约翰·艾克尔斯。所有这些人都是我终身的朋友。
我的精力首先集中——除了教学以外（我只教哲学）——于概率论，尤其是概率演算的公理方法以及概率演算和布尔代数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而且我很快就完成了一篇压缩到最小篇幅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心》杂志上，这项工作我继续了许多年：每当我患感冒，这项工作就是我的很大支持。我也读一些物理学，进一步思考量子理论。（除了别的以外，我还在《自然》杂志上读到哈尔班、约里奥和科瓦尔斯基关于铀爆炸可能性的激动人心而令人不安的来信，《物理学评论》上关于同一主题的一些来信，以及卡尔·K·达罗在《史密斯森研究所董事会年度报告》上的一篇论文。）
我长时间思考社会科学的方法问题，毕竟，正是部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在1919年使我走上了通向《研究的逻辑》的道路。我在哈耶克的学术研讨会上曾发表过关于“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讲演，这篇讲演包含着（或我认为包含着）将《研究的逻辑》的思想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我同休·帕顿和H·拉森博士讨论过这些思想，后者那时在经济系教书。然而我最不愿意发表任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欧洲大陆，社会民主党人仍然存在，他们毕竟是仍在抵抗暴政的惟一政治力量。我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应该发表任何反对他们的东西。即使我认为他们的政策是自杀性的，认为他们能因一纸空文而革除弊端也是不切实际的。发表任何批判只能削弱他们。
1938年3月，希特勒占领奥地利的消息传来。现在迫切需要帮助奥地利人逃离。我也感到再也不能压制我从1919年以来获得的任何政治问题知识了，我决定发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其结果是两个多少互相补充的部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最初我曾想把它称为：《虚假的先知：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
无尽的探索24．《开放社会》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24．《开放社会》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起初，我只是想详细阐述我在哈耶克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并把它译为可发表的英文（讲话最初是在布鲁塞尔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布劳恩塔尔家中用德语发表的），更为周密地证明“历史决定论”如何激励法西斯主义。我看到已完成的论文清楚地摆在面前：颇为冗长，但是合并为一篇当然更容易发表。
我的主要困难是用可以接受的英文来写这篇论文。早先我已写了一些，但是语言上很糟。我在《研究的逻辑》中的德文文风对于德国读者来说，是轻快得体的；但是我发现英国的写作标准是全然不同的，比德国标准高得多。例如没有一个德国读者会计较多音节词。在英语中，人们必须学会避免多音节词。但是如果人们仍然在为避免最简单的错误而斗争，那么更高的目标就更加遥远得多了，不管人们多么赞许这些目标。
我想，《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是我的著作中最为烦琐乏味的一篇。此外，在我写了10节形成第一章以后，我的整个计划打乱了：第10节是本质论，这使我的朋友如此困惑，以致我得将它加以详尽阐述，从这种详尽阐述以及我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极权主义倾向所作的一些评论——连我的朋友（尤其是亨利·丹·布罗德海德和玛格丽特·多尔齐尔）也认为这些评论晦涩难懂——中，既没有任何计划又与一切计划相反，发展出或探索出一个真正意想不到的结果：《开放社会》。在它开始成形以后我就把它从《贫困》中分离出来，并把《贫困》缩减到它多少是原来设想的内容。
还有一个次要的因素促成了《开放社会》：我被有关希腊哲学中的“一和多”的一些考试问题的蒙昧主义所激怒，并且我要把与这些形而上学思想有联系的政治倾向公开化。
在《开放社会》脱离《贫困》后，我接着完成了《贫困》的头三章。第四章直到那时还只有一个梗概（一点也没有讨论我后来所称的“境况逻辑”），我想只是在《开放社会》的柏拉图卷的第一次草稿写毕以后才完成了第四章的。
无疑，部分是由于我思想中的内在发展，这些著作才以这种有点混乱的方式写作的，但我想部分也是由于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和战争的真正爆发，以及由于战争的奇怪进程所致。像每个人一样，我担心在法国陷落以后，希特勒会侵入英国。当他转而侵入俄国时我松了一口气，但又怕俄国会垮台。然而正如丘吉尔在他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中所说的，战争没有赢家只有输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因希特勒坦克攻入俄国和日本轰炸珍珠港输掉了。
《贫困》和《开放社会》是我为战争而作的努力。我认为自由又可能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尤其是在历史决定论的影响重新复活和大规模“规划”（或“统制主义”）的思想之下；因而这些书意味着反对极权主义的和独裁主义的思想以保卫自由，以及作为防止迷信历史决定论的危险的警告。这两本书，尤其是《开放社会》（无疑是更重要的一本书），可以说是关于政治哲学的书。
这两本书都是从《研究的逻辑》的知识理论中发展出来的，从我的这种信念中发展出来的：我们在知识理论及其中心问题（“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定无疑的？”）上往往不自觉的观点，对于我们对待自己和对待政治的态度是决定性的。
在《研究的逻辑》中我试图表明，我们的知识通过试验和排除错误而成长，在知识的前科学成长与它的科学成长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在科学水平上我们自觉地搜索错误：自觉采取批判方法成为成长的主要工具。大概在那时我就清楚地意识到批判方法——或批判法——一般地说乃是搜索困难或矛盾以及对它们的试验性解决，而实行这种方法的可以远不限于以批判性检验为特征的科学。因为我写道：“在这一著作中我已把解决矛盾的批判方法——或者‘辩证方法’，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降为第二位，因为我关心的已是努力发展我的观点的实用方法论方面了。我在一部尚未发表的著作中已经试图采取这种批判路线……”（指的是《两个基本问题》。）
在《开放社会》中我强调，尽管批判方法要尽可能地利用检验，并且更可取的是利用实际的检验，但可以把它概括为我所描述的批判态度或理性态度。我论证说，“理性”和“理智”的最好意义是对批判开放——准备接受批判，渴望自我批判；并且，我试图论证这种理性的批判态度应该尽可能地加以扩展。我建议可把这种尽可能地扩展批判态度的要求称为“批判理性主义”，这个建议后来得到艾德丽安·科赫和汉斯·阿尔伯特的赞同。
在这种态度中含有以下认识：我们总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完善的社会中。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即使十分善良的人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显然也不仅是因为我们知道得不够因而常常犯错误。比这些原因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在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不可解决的价值冲突，有许多道德问题因为道德原则冲突而不可解决。
不可能有没有冲突的人类社会：没有冲突的社会不是友好社会而是蚂蚁社会，即使这种社会可以达到，达到后也会破坏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人类价值，因此这些价值会阻止我们试图去实现这种社会。另一方面，我们肯定应该减少冲突。因此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了一个价值冲突或原则冲突的例子。这个例子也表明价值冲突和原则冲突是有价值的，并且对于一个开放社会实际上是不可或缺的。
《开放社会》的主要论据之一是旨在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