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自传 作者:卡尔·波普尔-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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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要说的不过是价值随问题一起出现；价值不能没有问题而存在；价值和问题都不能从事实中推导出来或以别的方式获得，尽管它们往往同事实有关或同事实有联系。就问题而言，我们在注视某个人（或某个动物或植物）时，可以猜想他（或它）正在试图解决一定的问题，即使他（或它）也许完全不意识到那个问题。否则，一个问题也许可在它同其他某个问题或同某个尝试的解决办法的关系中批判地或客观地被描述和发现。在第一种情况下，只有我们关于人的问题的历史猜想属于世界3；在第二种情况下，问题本身可被认为是世界3的一个成员。价值也是如此。可以猜想一个事物、一个思想、一个理论或一个观点，有助于解决一个问题，或者是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它在客观上是有价值的，不管它的价值是否被努力解决那个问题的那些人有意识地作了正确评价。但是如果我们的猜想表述出来了，并提交讨论，它就属于世界3。否则（与某一问题有关的）价值也可以在它同其他价值或其他问题的关系中被创造或发现并且得到讨论；在这迥然不同的情况下它也可变成世界3的一个成员。
因此，如果我们假定从前有一个没有生命的物理世界是对的，那么我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没有问题、因而没有价值的世界。有人常常认为价值只是随意识进入世界。这不是我的观点。我认为价值随生命进入世界；而如果有没有意识的生命（我认为是有的，甚至在动物和人中，因为有像没有梦境的睡眠这种事情），那么我认为也会有甚至没有意识的客观价值。
因此价值有两部分：生命、无意识的问题所创造的价值和人心，基于以前的解决办法努力解决好歹有所理解的问题时创造的价值。
这就是我认为的价值在事实世界中的地位。它位于历史上突现的问题和传统的世界3，并且它是事实世界的一部分——尽管不是世界1事实的一部分，而是部分由人心产生的事实的一部分。价值世界超越了无价值的事实世界——超越了可以说是没有理性的事实世界。
我认为世界3的内核是问题、理论和批判的世界。虽然价值并不属于这个核心，但它是受价值支配的：客观真理及其成长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够说，贯穿这人类智力的世界3，这个价值仍是一切之中最高的价值，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他价值进入我们的世界3。因为随着提出的每一个价值，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还有价值，是真的吗？它在价值的等级系统中有它固有的位置，是真的吗？仁慈比正义有更高的价值，甚或可与正义相比拟，是真的吗？（因此我十分反对害怕真理的那些人——他们认为真理是侵蚀知识之树的罪过。）
我们已经概括了人类世界3的思想：广义的世界3不仅包括我们智力的产物，以及从中出现的意料不到的后果，而且也包括更广义的我们心的产物；例如我们想象的产物。甚至理论、我们智力的产物，也起源于对神话的批判，神话是我们想象的产物：没有神话它们是不可能的；没有发现事实和虚构、或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区别，批判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神话和虚构不应从世界3中加以排除。这也就把我们引导到包括艺术以及事实上包括一切人类产物，在人类产物之中我们曾注入我们一些思想，并且人类产物体现批判（在比单是智力批判更广泛的意义上）的结果。也包括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吸收和批判了我们先驱的思想，并试图形成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和学生，我们的传统和机构，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目的和我们的目标可能也是如此。
当代哲学的一个严重错误是看不到这些事物——我们的成果——尽管它们是我们心的产物，尽管它们与我们的主观经验有关，却也有客观的方面。一种生活方式同另一种生活方式可能是不相容的，与一种理论同另一种理论可能是在逻辑上不相容的意义几乎相同。这些不相容性是客观存在，即使我们不知道它们。像我们的理论一样，我们的目的和我们的目标可能是对抗的，可以作批判比较和批判讨论。
然而主观研究法，尤其是主观的知识理论，认为世界3对象——甚至那些狭义的对象，例如问题、理论和批判论证——仿佛仅仅是认识主体的表达或表现。这种研究法十分类似表现主义的艺术理论，一般地说，它把一个人的作品仅仅看作或主要看作是他内在状态的表现；并且它把自我表现当作目的。
我正在试图用一种十分不同的观点来代替人与他的作品的关系的观点。在承认世界3随我们而起源时，我强调它的相当大的自主性，及其对我们的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的心、我们的自我没有它不可能存在；它们固定在世界3中。我们把我们的理性、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思想和行动的实践归功于我们与世界3的相互作用。我们把我们的智力成长归功于它。并且我们把我们对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工作的关系以及它对我们自身的作用归功于它。
表现主义的观点是我们的才能、我们的天才，以及我们的教养，因而还有“我们整个个性”决定我们的所作所为。结果的好坏是根据我们是否是有天赋的、引起兴趣的个性。
与此相反，我认为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与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世界3之间的交流；取决于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作用；取决于通过我们批判自己的作为而能放大的反馈作用。正是通过努力客观地看我们已做的工作——即批判地看它——以及把它做得更好，通过我们的行动及其客观结果的相互作用，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的才能和我们自己。
正如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的理论以及最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也是如此：我们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它们的制造者。我们从我们的孩子或我们的理论获得的知识可以比我们曾传授给他们的更多。这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我们从无知的泥淖中拨出来，以及我们大家如何都能够对世界3作出贡献。
我猜想我们仅仅在同世界3的相互作用中成长并且变成我们自己，如果这个猜想是对的，那么我们大家都能够对这个世界作出贡效，那怕只有一丁点儿，这个事实就能够给每个人以安慰，尤其是给那感到他在思索时发现了比他应得的幸福更多的人以安慰。
无尽的探索后记
后记
本书出版社要求我写一篇简短的跋，提出的问题是我是否仍然认为1969年我最初写这本书时所说过的，我是我曾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
这个问题涉及我的乐观主义，涉及我的信念：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美妙的世界里。我的这一信念惟有变得更为强烈。我知道得很清楚，西方社会有许多不好的事情，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存在过的最佳社会。许多错误是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宗教造成的。我的意思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一种地狱。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教育和新闻媒体工作的知识分子，传播着这种宗教。在命运不济与前途渺茫之间存在着竞争。人们对西方社会的谴责越激进，人们被听到的机会（以及也许人们在这个社会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就越大。
与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厄运当头的这种宣传携手并进的是，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历史决定论是科学，由于科学的预见力我们能够“知道”历史决定论的“信条”最终将会胜利。胜利的不可避免隐含着西方应该投降，而不是试图——当然徒劳地！——用军事力量抵抗这种胜利不可抗拒的传播。因此，正是西方要单独对原子战争负责。这样，人们将西方视为威胁世界的可怕怪物，愚蠢地试图阻挡历史决定论的地上天堂的到来。
知识分子当然是在进步，但进步不容易实现，而且进步论是危险的，因为它容易导致错误的决定。通过将历史决定论变成进步的纲领，然而，发现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被反驳了，知识分子甚至会变得更为激进。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能够坚持他们的历史决定论信条，如果他们将历史决定论的不成功归罪于“资本主义”（即非历史决定论）的抗拒。（例如，许多人认为正是这种抗拒迫使苏联花费那么多的资源于军备。）
历史决定论的乌托邦和乌托邦激进主义的梦想以及对西方的仇恨已经导致对暴力的支持，并断言西方的自由现在与产业主义相联系。这是一种隐蔽形式的极权主义，因而甚至比公开形式的极权主义更坏。这是我1919年第一次遭遇的西方共产主义者特有的现代形式的政治学说：“事情越糟，（对共产主义的机会）就越好”这样的政策。
我认为我们能够向俄国人学习的惟一事情是：他们告诉他们的人民，他们正生活在从来没有那么好的社会里。
任何打算将我们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生活与其他社会里的生活认真比较一下就会不得不同意：在欧洲和北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的社会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曾经存在过的最佳和最公正的社会。不仅严重缺乏食物和住房的人很少，而且年轻人有无限多的机会来选择他们的未来。对那些愿意学习的人，对那些愿意以多种方式过得快乐的人，有许多的机会。但是，也许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听取明智的批评，如果提出的建议是为了改进我们的社会，我们肯定会高兴。因为我们的社会不仅改革开放，并且渴望改革自身。
尽管如此，宣传我们生活在丑恶世界中的神话将会继续下去。
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是多么美丽，我们那些继续活着的人是多么幸运！
1986年5月
无尽的探索1992年版后记
1992年版后记
出版社要求我为新版写第二篇后记，因为自从第一篇后记以来已经过了六年。我觉得我也许活得太久了。
的确如此，我所有的近亲都去世了，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也去世了，甚至我的一些最好的学生也去世了。然而，我没有理由抱怨。我还活着，我还能从事我的工作，我感到愉快和幸福。我似乎觉得我的工作比以前更重要了。
但我不应该谈论我自己：在过去几年里，发生了最重要的事件。苏联解体并不再存在，而且迄今为止没有重大的灾难发生。除了几乎毁灭欧洲文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以外，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希望的历史事件。
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过去了，对人类最大的核威胁也过去了。因此让我们来欢呼吧。让我们希望：这种威胁不会以新的形式再现：有许多的可能性。让我们裁军，放弃左右的极化，这种极化部分是历史决定论的遗产，而它又是核威胁的后果。
让我们努力生活在和平中，分担我们的责任。
1992年2月写于肯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