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广东人-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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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曙明
是谁在唱衰广东人？
在中国，也许很难再找一个地方像广东这样，受到那么多的争议，对她的好恶如此悬殊。广东集无数的羡慕、妒忌、赞美、咒骂于一身。热爱广东的人，赞誉她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发源地，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和排头兵；广东人是海洋的族群，纯朴、强悍、充满朝气与活力，富于冒险性、开创性，敢为天下先。讨厌广东的人，则把她斥为南蛮、文化沙漠，既不识孔孟，又不懂黑格尔，满脑子只有钱，认钱不认人；是惟利是图、投机取巧、寡廉鲜耻、冷酷无情的金钱动物。但究竟哪一种广东人，才是真实的广东人呢？
在中国，也许很难再找一个地方像广东这样，受到那么多的争议，对她的好恶如此悬殊。喜爱她的人与厌恶她的人，各自用尽最强烈的措辞去赞美她，或贬损她。广东集无数的羡慕、妒忌、赞美、咒骂于一身。你随便问一个人：“你觉得宁夏人怎么样？”或者“你觉得贵州人怎么样？”他们也许会惊讶地回答：我对这些地方不太了解，无可奉告。但如果你问“你觉得广东人怎么样？”几乎所有人都能口若悬河，说出一套一套的看法，并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不管他是否在广东生活过，是否认识广东人，都无碍他深信自己是一个客观公正、铁面无私的批评家。
热爱广东的人，赞誉她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发源地，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和排头兵；广东人是海洋的族群，纯朴、强悍、充满朝气与活力，富于冒险性、开创性，敢为天下先。
讨厌广东的人，则把她斥为南蛮、文化沙漠，既不识孔孟，又不懂黑格尔，满脑子只有钱，认钱不认人；是惟利是图、投机取巧、寡廉鲜耻、冷酷无情的金钱动物。
究竟哪一种广东人，才是真实的广东人呢？
南北之间的种种隔阂，有人认为，缘于历史上交通与资讯的落后。中国“百代都行秦政法”，连一个小小知县的任免，都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时的交通通讯又十分落后，在发明电报之前，一道圣谕从京师六百里加急传到广州，不知要跑死多少匹快马。
不仅如此，广东背枕五岭，面朝大海，是一个对于内陆相对封闭，而对于海洋则完全敞开的地理格局。这种格局本身，就足以引起历代王朝统治者的猜疑和忧虑了。“那些狡黠的南蛮子，在五岭之外的海边捣鼓些什么？”皇帝们不安地猜测着。对自己鞭长莫及的东西，他们总会疑心生暗鬼。
在中原人眼里，四夷都是化外之民，介乎人与禽兽之间。《山海经》里描述南方人，“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这种说法，不仅盛传于坊间，甚至见之于官史。《魏书》就形容广东人“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在我记忆中，直到1960年代初，还有不少北方人以为海南岛的广东人长有尾巴，千方百计想掀开他们的衣服瞧瞧呢。
历代王朝都在有意无意地提示人们，远在关山万重之外的岭南，是未经王道教化的黑暗之邦，是对礼乐道德的一种潜在威胁。从秦汉开始，就一直是朝廷流放罪臣的地方，不仅犯罪的官吏会被流放到南方，而且还有所谓“七科谪”，凡是逃犯、赘婿和商人（包括三代以内经过商的），都要充军到南方。
南方成了贱民、罪民的渊薮。偶然从那个遥远而陌生之地传来的，不外乎是断发文身、住在树上的草屋、出门就坐独木舟、吃蛇虫鼠蚁之类的怪异轶闻，以致许多北方官吏一听要去岭南，便如五雷轰顶，眼泪鼻涕都下来了。
人们对岭南的恐惧与抗拒，并不仅仅是因为消息不通，而是“自古圣贤，不臣异俗”的王道正统心理在作祟，惟我独尊，不肯承认文化是多元的，互补的，不肯放弃“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此辈人物，香灯不绝，至今还大有人在。不管世界如何变化，兀自做着“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春秋大梦，天下皆醒我独醉，整天拿“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类的梦话来自我膨胀，岂不可笑？
无论是赞是弹，都不乏街谈巷议的率尔之言，情绪化的判断充斥其中。中国人喜欢攀比。人与人攀比，村与村攀比，镇与镇攀比，县与县攀比，然后是城市与城市攀比。如果赢不了对手，就唱衰对手，是常用的一种招数。人们在谈论中国的龙头城市时，喜欢把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城市相提并论，互相比较。这三个城市也俨然把其他两个城市视为对手。然而，在这三个城市中，广州的位置似乎比较尴尬。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做过燕都，做过元都，做过明都、清都。自1421年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巍峨雄伟的紫禁城，气象万千的天坛，已足以使北京人把天下看得轻如鸿毛，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褒贬；而上海在近代的西方殖民史上，已经奠定了作为中国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近年凭着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倾力支持，发展更加神速。
因此，当别人批评北京、上海时，他们可以拿文化古都来说事，拿GDP来说事，北京有多少价值连城的国宝，有多少文化大师，上海有多少跨国公司总部，有多少外资银行，你不服气也没用，他照样雄视天下，气逾霄汉。
而广州则一向被人挖苦像个大集市。珠三角的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业啦；靠剥削廉价劳工发家啦；广东没文化啦；广东人是暴发户，没有高学历人才，没有高素质人才啦
。各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嘲笑与谩骂，此起彼伏，从1980年代到今天，就一直没平息过。
现在，资讯和交通都非常发达了，人类进入太空时代，通讯卫星有了，电视卫星有了，互联网也有了。但这种文化心理的痼疾，并未完全根除，一有风吹草动，还会旧疾复发。甚至可以说，恰恰是资讯的发达，有时反成了这种痼疾的发酵剂。真理传播得快，谬误也传播得快。
2003年初爆发的一场SARS，广东人在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万恶不赦的罪魁祸首。不仅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备受责难，而且迅速提升到种族、血统、历史传统、道德文化等层面。“南蛮”一词，再度流行于高度文明的21世纪，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观。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喊出“广东人忏悔吧”、“广东人，你到底要把中国折腾到什么时候”、“杀尽广东人”一类的口号。
我觉得很奇怪，英国出现疯牛症，没听见欧洲人说要杀尽英国人；香港出现禽流感，也没听见人们说要杀尽香港人；上海爆发过大规模的甲型肝炎，波及人数多达几十万，比SARS不知要大多少倍，也没见谁口口声声要上海人忏悔啊，广东人就这么招人恨？
广东人的典型性格，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没有喊冤连天，没有作气急败坏的争辩，而是在一片责骂声中，一方面默默地与SARS病毒奋力斗争，积极与其他疫区分享“抗炎”经验；大家并不怨天尤人，工照开，学照上，街照逛，生活如常，井然有序；另一方面，由广东省人大迅速通过立法，要求“公民应当养成文明、卫生的饮食习惯，不滥吃野生动物，预防动物传播疾病”。这就是广东给全国人民的一份答卷。
互相埋怨并不能解决问题，与其把臭氧层骂出一个大洞来，还不如做一点有用的实事。广东人深明这个道理。
然而，尽管如此，针对广东人的谩骂并没有停止，反而惹来更多气势汹汹的质问：这条立法为什么不是“禁吃野生动物”，而只是“不滥吃”？“不滥吃”并非严谨的法律术语，说了等于没说。是不是广东人在SARS之后，仍然死不悔改，还要继续吃野生动物？有一位网友在网上愤怒地叫嚷：“都是因为广东人的滥吃才给我们带来了这场泼天大祸，他们现在还不思悔改。自己找死死了活该，不要连累全国人民呀。”一时巨炮冷枪，弹如雨下，广东人满身都是窟窿矣。
广东人以“不滥吃”代替“不吃”，恰恰是务实态度的体现。说从此不吃野生动物，纯属自欺欺人，海洋鱼类也是野生动物，你能说从此不吃吗？从立法的角度看，如果“不准吃”与“不滥吃”都是难以操作的话，那么，宁愿采用防御性的“不滥吃”，好过采用进攻性的“不准吃”。这样更符合立法的精神，也更能维护人们既有的权益和秩序。
2003年的SARS事件，不仅在医学上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在研究社会文化时，也可以成为一个经典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文化的种种差异，看到广东人特殊的族群性格，看到他们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
老广为何要死守着自己的方言？
中原人在岭南定居后，他们带来的文化，便一如水银泻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处于弱势地位的土著语言——古百越语，很快被逐入深山老林、穷崖绝谷之中。客家人有一警句：“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祖宗的语言，是他们在远离故乡，不得不挣扎求存于“瘴疠之地”时，仍然抱着庙宫未改，城社尚存的心态，坚守强势文化优越感的精神支柱，成为维系一个族群世代相传的重要纽带。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位广东人，在广东出生，吃广东米，饮广东水长大，从小到大你填写简历时，籍贯一栏都是填广东。但有一天，冷不防有人问你：“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广东人呢？”你脱口而出的回答是什么？因为我在广东出生？因为我父母是广东人？还是因为我的户口在广东？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广府、潮汕和客家三大民系中作过一个调查，到底广东人是根据什么认定自己是广东人的？结果，在被访对象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根据方言，其次是血缘关系，第三才是地缘关系。也就是说，人们是根据乡音，从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同乡的。就算你生活在梅州，但不会说客家话，你也不算客家人；就算你的户籍是潮州，但你不会说潮州话，走到街上也不会有人当你是潮州人。在广东人心目中，方言的位置就是这么高。方言的功用，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工具，而且是重要的感情交流工具。
以前，北方人把广东话一律称之为“禽声鸟语”。大清皇帝召见广东地方官员时，被他们一口一个“我哋、佢哋”搞得头大如斗，一怒之下，诏令闽粤两地都要设立正音蒙馆、正音书院，以驻防旗人为正音教师，全力推广普及官话。可惜驻防旗人本来就懒，又碰上广东这样的方言死硬派，推广了半天，广东人的舌头没有卷起来，正音书院却荒废倒闭了不少。
五岭之外，依然是一片鸟语花香。
今天，“推广普通话，迈向现代化”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似乎方言成了现代化的障碍。其实，欧盟15个国家，统一了货币，统一了经济政策，也没统一语言，不是一样可以现代化吗？香港人在回归前也没有推广普通话，大家都说粤语，并不妨碍她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事实上，广东话与现代化并不矛盾，说到底，普通话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无须提升到道德与素质的高度，甚至与国家前途、民族兴衰挂上钩。
广东人都是很讲实际的，只要生活确实有讲普通话的需要，根本不用政府采取行政手段，他自然会去学、去讲。只要有助于他“揾食”，别说是普通话，就是非洲土话他也肯学。学普通话就等于学英语一样，多掌握一种交流工具，绝对有赚不赔，但不能为了鼓励学习普通话，就去践踏自己的母语。广东人并不拒绝学习普通话，而且他们的“推普”是不遗余力的，“煲冬瓜”的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中青年一辈基本上都能听能说了。只要尊重事实，就不会否认这个巨大的进步。
今天北方人到广州的商店购物，大部分售货员都会主动和他说普通话；公务员也都会讲普通话了；城市的大部分学校都用普通话教学了。据调查，银行、邮局、公园、商店、的士等行业的普通话也都全部过关。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广东人在家里也说普通话不可？非要粤剧也用普通话来演唱不可吗？
在全国七大方言中，粤方言是最古色古香的，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汉语词汇和用法，像“企”（站）、“食”（吃）、“行”（走）、“颈”（脖子）、“渠”（他、她）、“晏”（晚）、“悭”（节省）、“无”（没有）、“银子”（钱币）、“卒之”（最后）、“姑勿论”（且不说）、“于是乎”（于是）等等，读起来儒雅之至，白话文早就没人这样用了，可在粤方言里，还大行其道，成为市井坊间的日常口语，甚至连“嗟”、“噫”这些古汉语中的感叹词，广州的小孩子也常冲口而出——“嗟，怕乜？”（“嗟”白话读作“车”，含否定之意，“怕乜”即“怕什么”。）“噫，好肉酸！”（人们通常误把“噫”写作“咦”，其实在粤语中，两个字是不同的。“肉酸”意即“难看”。）使人不禁拍案惊奇。
广东人里有不少中原世家，古风余韵，虽废犹存。在台山人的家庭里，媳妇把家婆称作“安人”。安人，从宋代开始就是正从六品官诰命夫人的封号。除了台山，据说在花都、从化一带，也有称家婆为安人的。听起来颇有点官宦人家的派头，也许，这就是“祖上也曾风光过”的遗痕吧。
有人认为，粤语形成于晋代，所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西晋时发生
“八王之乱”，继而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这是一个北人南迁的高潮。故广东人“至今能晋语”，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沣认为，广州音最切合隋唐音，最方便阅读古文。他写过一本《广州音说》，专门解释其原因，“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
人们所说的“粤语”，主要是指广府话，尤其是指以广州西关（上下九、第十甫一带）口音为本的白话。如果你想验证自己的粤语说得准不准，有一个办法，念念这首歌谣吧：“阿四阿四，敚跛祝黾型颍瑪｛两毫子，买斤荔枝，唔爱黑叶，要爱槐枝。”这首歌谣取衣韵，必须上下齿咬合，舌面向上，才发得出衣音。如果你能咬字清晰准确，就算会说正宗的白话了。
在粤语词汇中，据说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方言。广州人日常口语中，方言出现的频率，竟高达五六成。最令北方人头痛的，也许是广州话中大量的倒装句。北方人说“你先走”，广州人说“你行先”；北方人说“很感谢”，广州人说“多谢晒”；北方人说“太饱了”，广州人说“饱得滞”；北方人说“给你一块钱”，广州人说“畀一文过你”；北方人说“找不到你”，广州人说“揾你唔到”。如此等等，真是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啊。
在粤语文化圈里，常听到人们谈论起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掌故。当年，帝制倾覆，共和初肇，在中华民国国会里，要求奉粤语为中国“国语”的呼声很高，支持的票数，已然过半。但孙中山逐一去说服粤籍议员，劝他们放弃粤语，改投北京话一票。最后，凭着孙中山的人望，粤语仅以3票之差，败给了北京话。
揣测孙中山的用意，当时南北双方仍处于对立状态，既然清朝把北京话作为官话已经两百多年了，继续沿用下去，可以避免节外生枝，减少南北统一的障碍。这恰恰表现了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