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广东人-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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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都把天候地理，作为文化的重要条件，足以令人幡然醒悟。南方既有自己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当然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死抱着四夷宾服的心态，以北方文化作为衡量和评价一切文化的唯一标准，等于抹杀了黄土高原与冲积平原的区别，抹杀了高原气候与海洋气候的区别，抹杀了吃大米和吃高粱的区别。可以说一开始就错，结果是一步错，步步错。
在某些人看来，广东人都是土包子，土包子一夜发了大财，还是土包子。一个地方要让别人觉得你有文化，不是靠有多少茶楼食肆、多少烧腊店、多少人在炒股、多少人在买彩票，而是靠高等学府、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科学技术、卫生设施等等。
一位北方朋友很轻蔑地对我说，你说广州人有文化，无非就是什么茶文化、酒文化、虾饺文化、及第粥文化、食蛇文化、喝汤文化、逛街文化、彩票文化、拜神文化。因为广州没
有文化底蕴，所以什么都可以称为文化。你们每年举办多少场高雅音乐会？有多少大师级人物出场？你们有多少名牌大学？有多少院士、博士？真是三天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三年出不了一个贵族。莎翁这句话，说的就是你们广州人呢！
我没有与他争论，拉着他往外走。来到广州起义路，我对他说：这条马路是1930年代广州的中轴线，从越秀山中山纪念碑至起义路广州教育学院一段，都是笔直顺畅的，但就这里却突然拐了个弯，变得斗折蛇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告诉他，清代在广州起义路与北京路之间，是一片密集的书院群。广州教育学院的前身是千顷书院，名气虽不算很大，并不在广州最有名的七大书院——粤秀、应元、学海堂、广雅、越华、羊城和菊坡精舍之列，但在修筑马路时，为了避开千顷书院，市政府却宁愿让马路绕了一个弯。
什么是文化？一条马路能为一间学校让路，这个城市就是有文化的。
我又和他说了另一个故事。1920年代，海丰县修公路，刚好要从广东省长陈炯明母亲的房子前经过，为了避开这座房子，公路要拐一个小弯。陈炯明知道后，立即派人把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使公路能够拉直。这幢缺了一角的奇特楼房，至今还在海丰县城里呢。
为了一间学校，马路可以由直变弯；为了让马路由弯变直，省长可以把自己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一种文化。如果你觉得非要穿礼服坐在国家大歌剧院听帕瓦罗蒂唱《托斯卡》才叫文化，那悉听尊便。你吃你的猪肉炖粉条，我吃我的生猛海鲜，大家各吃各的好了。
我辈书生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广东人可以坦然承认深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但北方人却往往不愿意承认南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呢？即使有影响，也是坏影响：贪婪、自私、庸俗、市侩、爱钱如命、包二奶、色情泛滥等等……
事实上，文化就像地球上的水，名义上有五湖四海之分，其实是一个大的循环系统，一部分水沿地面流动，一部分渗入地下流动，互相融会，互相渗透，千回百转，经过江河汇集，终归大海作波涛，然后再蒸发成为水蒸气，聚而成云，一场大雨又回到地面。如此这般，运转不息。你能说只有黄河、长江流的才是哗啦啦的水，珠江流的全是泥沙石灰？
广东的文化有一种很强的俗化倾向，经常会运用通俗易懂的市井语言，把深奥的哲学“庸俗化”。广东人不喜欢谈论过于抽象的东西，纯逻辑的、形而上的、玄虚的话题，勾不起他们的兴致。他们关心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新鲜的鸡肉，与冰鲜鸡、急冻鸡的肉，他们一吃到嘴里就能分辨出来，但他们却分辨不出什么是美学的历史主义与理智主义。因此，“宏大叙事”的学者们，对广东难免鄙夷，认为这是一个物质至上，物欲横流的地方。
广东是不是真的只有吃喝玩乐的文化？当然不是。
以报纸出版业为例，早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广东报业在全国就享有盛名。从1884年广东创办第一份报纸《述报》开始，到今天广东公开发行的报纸有110多种，并承印国内200多种报刊，日均发行约700万份报纸。虽然还说不上很繁荣，但绝对不是“沙漠”。1987年，《广州日报》在全国地方报纸中率先实行扩版，从原来的对开4版，扩为对开8版。这一举动，对当年的中国报界，轰动一时，触发了全国报纸的扩版潮。今天的《广州日报》，平均每天出报对开40大版，周末对开48版，号称有160万份的印数。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报纸在全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有目共睹的。据说从《南方周末》出来的一位普通记者，到内地随便一家报纸，起码都是个中层的业务骨干。也许有人会不服气地说，《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大多数是北方人。不管是不是大多数，广东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外省人对广东文化的贡献。如果真是大多数，也恰恰证明了广东人并不排外，而是乐于与全国人民“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没有这些来自北方的年轻编辑记者们的努力打拼，《南方周末》固然没有今天，但如果没有广东这块平台，他们也绝对打造不出一份今天的《南方周末》来。这是相辅相成的。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人们在研究《南方周末》时，都只会把它作为一个“广东文化现象”来研究，而不会单单作为“北方人在广东”来研究的。
让我们再看看图书馆的情况。
据史书记载，广东历史上第一间图书馆是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由英德郡守王仲达所创建的涵晖书院。估计有人听了心理又会不平衡了，觉得广东人不可能有这种修为。广东历史上有很多书院，并不是每间都有能力刊刻收藏书籍，即使有也往往不肯轻易示人。而涵晖书院的藏书阁是对外开放，供人阅览的，与今天的学校图书馆类似。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广东的起步与发展，与全国文教发达地区亦基本同步。全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于1904年的湖北省图书馆；3年后，江苏省创办江南图书馆；1912年，具有国家图书馆地位的北京京师图书馆正式开放。而广东在1910年创办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廉州图书馆。1912年广东省图书馆正式对读者开放。到1930年代，全省已经建立了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65间。到2002年，广东全省县以上公共图书馆有131所，馆舍面积44。3万平方米、藏书2300。3万册。
清末民初成立的岭南大学文物馆和1928年成立的广州市博物馆，是广东省最早的博物馆。至1993年，全省博物馆、纪念馆已达108座。1993年后，又陆续新建了32座、扩建了19座博物馆。广东现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6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68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近2000处；古文化遗址2000多处；博物馆、纪念馆140座，馆藏文物54万多件。
但偏偏有些人，你要他承认广东有文化，比登天还难。你列举再多数字也没用，他撇撇嘴说：广东人除了赚钱，什么都不懂，你兴建再多博物馆，但终日门可罗雀，没人光顾，也是白搭。
这话又说错了。许多广州人都记得，2003年11月18日，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博物馆免费开放日。这天，人们空城而出，扶老携幼，争相到各大博物馆参观。仅仅一个陈家祠民间工艺博物馆，便一下涌进了4万多名游客，到处人声鼎沸，热气腾腾。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广州刺绣展厅，竟密密麻麻挤着上百名参观者。这种蔚为壮观的盛况，在国内任何一家博物馆，都是难得一见的。陈家祠工作人员说：“免费开放日，我们简直在打仗！”这里既不是购物中心，又没有游乐设施，又没有即刮即中的彩票出售，广州人争先恐后跑来干吗？你以为他们真的是闲得发慌，把陈家祠当成欢乐嘉年华吗？
如果这样想，就太看低广州人了。2004年的博物馆日，陈家祠又涌进了两万多观众。你可以嘲笑他们过于精明，为了省十几块钱门票，非得等到免费日才来；但你不能说他们不是来参观，纯粹是为了乱挤一气。
自1996年以来，广州市先后投资约20亿元，建成了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馆等一批文化基础设施。2003年至2007年，广州将继续投入107亿多元，建设包括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广东科学中心、广州图书馆新馆和广州大剧院在内的26个文化设施项目。希望这些数字能让某些人放下偏见。
我们在谈论人类文化时，往往会说，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不能以西方文化作为人类唯一终极文化和普世原则，不能奉行一元文化论。但在谈论中国文化时，许多人却又情不自禁地以中原文化为正统，陷入一元文化论中。
敢为天下先，就不要怕变成刺猬
“敢为天下先”，是广东人鲜明的性格特征之一。
广东人胆大包天，他不但敢吃第一只螃蟹，还敢吃蛇吃猫吃龙虱，所以天底下没有什么是广东人不敢吃的；广东人敢踏浪扬帆，闯荡四海，所以广东华侨最多；广东人敢做改革的排头兵，敢杀出一条血路，所以办经济特区，先行一步，非他莫属。不仅在衣食住行方面，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工艺等各个方面，广东人都敢于探索，敢走前人没有走过
的路，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历史书上说，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什么促使他开眼看世界的呢？是广东这片土地。广东人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英锐之气，鸦片战争之后，他们开始热衷于学习西方的制炮、造船、铁路、电报、电灯、电话、望远镜、钟表等工艺技术，同时有一批先觉的广东人已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不仅仅因为他们拥有这些“淫巧奇技”，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经济、教育、舆论、立法、司法等方面，都比中国优胜。
今天，我们阅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年那批忧患之士的思想脉动。郑观应是中山人，曾在上海英商宝顺洋行任职。1878年以后，受直隶总督李鸿章重用，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并正式委派为织布局总办，后来又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1882年，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晚年退隐澳门，埋头著述。1894年，写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毫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从而提出了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的方案，在经济上开展“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文化上推广西学。康有为、孙中山都深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后人甚至评价郑观应这些思想家，是第一批从树上下到地面站起来走路的猴子。
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我们看到了广东人性格中的另一面，当他们投身政治时，同样迸发出惊人的热情。
1891年，南海举人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康有为在礼山草堂读书时，已表现出“大胆创新，勇于尝试”的精神了。有一回学生们到西江参观苏东坡南贬时遇风泊舟处的古迹，康有为不愿同往。有人问他原因，他慨然回答：“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
日前《南方都市报》发表一位大学老教授的访谈录。在谈及近代岭南精英的思想渊源时，老教授说：“康、梁生于广东，但广东的维新变法最为落后；而康有为是25岁时赴京师参加顺天乡试，回粤‘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思想的源头活水也是黄浦江。值得追问的倒是为什么广东的文化环境不适应维新变法？”
我非常敬重这位老教授，但对他的这种说法却不敢苟同。
首先我不认为广东的维新变法“最为落后”。也许比起京津、两湖、两江这些地方是落后一点，但与中国大部分省份相比，她还是要活跃得多。其次，我不认为康有为是25岁经过上海时，才开始萌发维新变法思想。仅以这么一段文字来证明康有为的思想源于上海，未免轻率。如果要抠字眼的话，我亦可以从文中“益知”二字，断定康有为早就留意西学，有变革思想，上海之行只是进一步加强了他的信念而已。广东没有在戊戌变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文化传统与环境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原因亦应注意，这场变法乃由朝廷官僚为主导，而广东远离京师，一向是官僚势力较为薄弱的地方。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的分纂和校勘，为托古改制作好了舆论准备。1898年，鉴于外患日深，人心激昂，光绪皇帝被康有为的改革主张所打动，封他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推行新政。
不出百日之内，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在朝野刮起了一场改革风暴，所触及的范围包括：经济方面，鼓励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允准创立报馆、学会；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裁撤闲散重叠的机构，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军事方面，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旧军，督练新军。
许多改革举措，已扣住了国家体制的命门，而不仅仅是流于形式的皮相之谈。虽然他们的做法，近乎蛮干，最后的失败，乃势在必然，广东人亦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场维新运动，起到了千年暗室，一灯即明的作用，“开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却是悬诸日月的不刊之论。历史将永远记下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张荫桓、黄遵宪、容闳这些广东人的名字。
翻开史册，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比比皆是。
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是广东人。他在学成归国后，历任留美学生监督，驻美副公使。1872年，他又亲自带领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到美国求学；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活动，著有《西学东渐记》。他被形容为是第一个“打开窗口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制定出第一部先进的治国纲领《资政新编》的洪仁枪愣恕！蹲收卤唷肺樟宋鞣较执拿鞯哪承┚灾泄质涤泻芮康恼攵孕浴１绕稹短斐锬吨贫取罚牙胫泄质担仗浮坝刑锿蟹雇裕幸峦星埂钡奈谕邪钍澜纾蘼墼谒枷胍庖搴拖质抵傅家庖迳希家冉枚唷�
甲午战争后，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中国人冯镜如是广东人。他在日本横滨办了一家印刷店，积极支持兴中会的革命活动。孙中山也是受到他的感染，第二年在他家里把辫子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