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广东人-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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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把广东建设成文化大省的呼声愈来愈高，相关的讨论也很热烈。10年前，人们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而激动，现在又为“建设文化大省”的口号而激动。这口号确实很振奋人心，但它的潜台词似乎是：广东现在还不是文化大省。或者说，广东现在是人口大省，文化小省。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总和，不是论斤秤的，也不在乎先进与落后，只在乎有多少人买你的
账，有多少人愿意按你的方式去生活。
“文化沙漠”本来就是强加给广东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就像《西游记》里的“唵、嘛、呢、叭、咪、吽”咒语一样，压得孙悟空翻不过身来，其实揭开一看，什么也不是，破纸一张。很多时候，癞子就是这样炼成的，别人不停地说你是癞子，说啊说啊，听多了，你也开始相信自己是癞子了。
因此，建设文化大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把广东从虚构的“文化沙漠”中拯救出来，也不是为了洗脱“南蛮”的嫌疑，更不要为了建设文化大省，而把广东固有的文化毁坏了。一位头脑清醒的广东CI专家在《羊城晚报》上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认为广东没文化，或文化很少、很小，所以要建文化大省，我认为没什么意义。如果从区域竞争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文化建设来提高广东的竞争力，这我倒赞同。因为区域或地区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竞争。”
他说到了关键之处。早就有学者指出：国家、区域之间，10年比的是经济，50年比的是制度，100年比的是文化。
可是有人不同意，反驳说：这是偷换了“文明”与“文化”的概念。衣食住行、民风民俗，乃属于“文明”范畴。大家说广东没文化，通常是指狭义的“文化”，偏重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等人文学科。
文学本来就是一个颇为模糊的概念，查查《辞源》，或指文章博学，或指文献典籍，并非指以文字表达的某一类艺术形式。中国的传统文人，都是诗文书画，无所不通，艺术与学术融为一体。像张九龄、陈献章、湛若水这些大家，既做学问，也吟诗作赋、也挥毫写字，闲来也治印，画竹子，也弹琴，既可以教书，也可以做官。他们的学问通常是以优美的文章辞赋，流传于世，从老庄到孔孟，由唐宋至明清，这个传统乃一脉相承。很少有人会故意把学问做得晦涩难懂，以此标榜自己是职业的哲学家、思想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文学家。
南宋以降，广东文坛，以诗最为繁荣。广东诗风一向以沉郁雄浑为主调，大有盛唐遗风，这也与人们以为岭南文学就是市井文学的偏见，迥乎霄壤。四库全书对宋昴英有一段评语，视作对广东文学的一个概括，亦无不可：“其文质实简劲……诗间有粗俗之语，不离宋格，而骨力遒健，亦非靡靡之音。盖言为心声，其刚直之气有自然不掩者矣。”
金元入主中原，停废科举达80年之久。由于宋代儒学兴盛，儒生多如牛毛。到了元代，重武轻文，儒生大量过剩，流离失所，连衣食都成了问题。强汉盛唐的遗风，在中原早已荡然无存，惟剩下散曲杂剧当令，纤巧颓靡之作，大行其道。然而，这时的岭南诗人，依然保持着一贯雄远壮烈的气度，傲然独存。
明清数百年间，广东诗林开亘古未有的盛局，有如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又如挟五湖百渎之水赴海朝宗。前有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的“南园五先生”，后有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岭南三大家”。
在三大家中，陈恭尹与屈大均的诗，以气节自负，山川清高悠远之气，一一从胸襟中自然流出。而梁佩兰的诗文，则以酬赠咏物见长，往往情寓于物，物中见情，浑然物我，情景俱出，读来韵味无穷。郁郁乎文哉！中原虽然是诗礼传家的冠冕之乡，但面对广东一时无两的气势，亦不得不退避三舍。
这是中国古体诗最后的辉煌。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日益呈现千疮百孔的病态，古体诗词被视为“文章小技，能与不能，无足轻重”，不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到新文化运动兴起，文学界主张废弃古典语文，改取白话的语体语文。文学革命的飓风，平地而起。人人争作白话诗，广东以梁宗岱、黄药眠等人为代表的新诗，恍如一夜东风吹，为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空气。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曾称赞梁宗岱是“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
从梁启超鼓吹“新文学”、“新史学”，到黄遵宪首倡“我手写我口”的新诗革命，广东新文化异军突起，开始酝酿转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经历了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的嬗变。及至1920年代，南方弥漫着红色革命的气氛，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成为舞台主角。大动荡的年代，广东崛起以欧阳山、草明、萧殷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他们的目光与笔触，开始转向普罗大众，当时以《广州文艺》周刊为旗帜，发表了一系列粤语小说，从而揭开岭南文学的新一页。
关于岭南文学的内涵，多年来迭经争论。有人说是海洋文学，有人说是市井文学，有人说是水乡文学，也有人说是都市化文学。无论如何定义，经过“左联”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洗礼之后，以南方城乡下层人民的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已渐渐成为广东文学主流。岭南特有的乡土味、市井味和浓郁的风土人情，是其重要表象。
到了1950、1960年代，随着欧阳山的《一代风流》、黄谷柳的《虾球传》、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等长篇小说相继问世。这类型的文学，从形式到内容，均日臻成熟，登上了一个高峰。无论将来如何评价其文学价值，但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他们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是无法抹杀的。
文革以后，广东的文学创作也一度领尽风骚。《花城》作为广东最大型的文学杂志，跻身于全国“四大名旦”之列。直到今天，无数文学杂志已纷纷改换门庭，有的成了时尚杂志，有的成了生活杂志，有的索性关门大吉，但像《花城》、《广州文艺》这些广东杂志，却依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文学的阵地。
有一次，我陪一位北方朋友逛广州西关古玩城，然后在泮溪酒家饮茶。席间他忽然大发感慨：“字画作品还是外省精品多，像吴昌硕、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李苦禅、丰子恺、启功，数得出来的都是外省的，你们广东就没几个大师呀。”我嘴里的茶差点喷了一桌。我说：“你拿全中国的大师与广东一省比，不公平。你试着一个省与一个省比，广东绝对不会比别人差。苏六朋、居巢、居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黄君璧……这些可都是广东人啊！”
岭南画派兴起于20世纪初，由“岭南三杰”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所开创。主张折衷中西，融会古今；最终目的则是通过艺术的陶冶以“改造国魂”。岭南画派有四大艺术特点，一是主张创新，以岭南特有景物丰富题材；二是主张写实，引入西洋画派；三是博取诸家之长；四是发扬国画的优良传统，在绘画技术上，一反勾勒法，而用“没骨法”，用“撞水撞粉”法，以求其真。
这些纯技术的解析，大部分门外汉听了，还是一头雾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人，是那些曾经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水土上人。他们和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头上顶着同样的天空，大家都是广东人，何以他们就能够活得比许多人都有声有色得多？何以他们就能够冲破世俗的宗尚，以一己的才情与气魄，开辟岭南文化的新生机？究竟是天赋？是学养？还是奋斗的结果？实在让我等晚辈感慨万端。
岭南画派虽然是“岭南三杰”所创，但不可不追溯到他们的师承——人称“二居”的居巢和居廉。
居廉在花卉草虫画方面的成就，与顺德黎简的山水，前后辉映，同为清代广东最重要的两位画家。黎简性格耿介，一生不仕，靠卖画、卖文及教馆为生，自称“狂简”，以诗、书、画三绝，饮誉中原，作品是当时的朝贡精品。而居廉却一生潜隐治艺，足不出五岭，与中原画坛素无交往。
居巢所绘山水、花卉清雅绝俗，草虫则活灵活现。明清绘画极重人品胸次、品德修养，认为只有人品高尚，才能画得出优秀的画作。“二居”的人品与画风，对岭南画派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高剑父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广州“三。二九起义”（即黄花岗起义），是敢死队员之一。起义失败后，逃亡香港，担任“支那暗杀团”团长，专门暗杀朝廷官员。民国成立后，他功成不居，献身艺术，创办春睡画院，主教南中美专、市立美专。
高剑父是岭南画派的一代宗师，慕名来求字画的人络绎不绝，门限为穿。而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也不计较报酬，一生作画无数，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数目了。他甚至会把作品送给街边素不相识的卖牛杂小贩。他作画不仅技法不袭窠臼，内容、构图也往往出人意表，有一幅国画山水，竟然出现一架翱翔的飞机，恐怕连后来的所谓先锋艺术，也要自叹弗如了。
高奇峰是高剑父的五弟，后来和高剑父在上海出版《真相画报》和创办审美画馆，在广州又出版《时事画报》，鼓吹革命。他多年潜心研究传统四格六法，力倡新国画运动，其绘画艺术，自成一家。孙中山曾几次称赞他的《海鹰》大轴、《秋江白马》和《雄狮》等杰作，足以代表革命的精神。
陈树人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17岁就拜在居巢、居廉门下习画，后来更做了居巢的东床快婿。和“二高”一样，陈树人也是一位在民国年间很活跃的政治活动家。晚清国家内忧外患，天下沧海横流。他在日本认识了孙中山，随即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陈树人从日本返国，任广东优级师范学校、广东高等学校图画教授。
陈树人在绘画艺术方面贡献甚大，他力主推陈出新，不规范于古人，但其作品却保有一种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书卷气息。陈树人的生活相当严谨，不二色，不吸烟，不赌博，他提倡艺术家要“德成为上”，“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在他看来，诗文书画皆足以表现作者人格，可贵的艺术莫如高尚人格的表现，至于技巧熟练其次焉者耳。陈树人与高剑父、高奇峰，并称“岭南三杰”，开一代宗派，影响所及，蔚然成风。
高剑父的一脉传人，以关山月、方人定、黎雄才、李抚虹等人为代表；而高奇峰的一脉传人，则以赵少昂、周一峰、何漆园、叶少秉、张坤仪、黄幻吾等人为代表。他们始终秉承当年三杰的创新精神，入法脱法，推陈出新，使岭南画派发展成为国画中一个深具影响力的画派。
关山月与傅抱石合作在1959年创作的巨幅画卷《江山如此多娇》，长期悬挂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我第一次记住了关山月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幅气势宏大的画作开始的。关山月笔下的山水和梅花，在海内外尤享有盛名，被誉为“当今画梅第一人”。
赵少昂擅画花鸟、走兽，以艺术负当代众望，群伦所宗。徐悲鸿盛赞他“天才豪迈，有出蓝之誉……其画可爱，尤其品可慕也。”
岭南画派以“折衷中外，融会古今”为宗旨，以广东人的人文精神为依归，其艺术成就，有如大星巨耀，光照画坛。
我不知道这一番滔滔讲述，能否打消这位北方朋友的偏见。其实，不说别的，光是这个西关古玩城，号称全国“四大古玩市场”之一，如果没有一定的份量，敢在艺术品市场中呼风唤雨吗？大量珍贵的明、清官窑瓷器，还是通过西关古玩城这类民间力量，用重金从海外抢救回来的呢。
广东的艺术品市场一向十分活跃，与北京、上海可以比肩。1994年，中国嘉德广州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后，在第一场拍卖会上，就有数十件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徐悲鸿的作品是来自海外的，这是首次实现了中国艺术品从海外回流。拍卖会还创造了中国书画单场成交1500万元的国内纪录，当年轰动了整个艺术界和收藏界。有人也许会说，买家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又不全是你们广东人。说得没错。但广东能把卖方和买方都吸引来，并举办了如此成功的拍卖，本身就反映了广东艺术品市场的成熟。
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收藏·拍卖》杂志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些资料：
1994年，广州嘉德赞助《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举办的小说新人奖评选活动。
1995年，广东举办希望工程筹款艺术品拍卖会，为希望工程筹得236万元。同年，广州嘉德在华南地区首创以普罗大众为主要对象的艺术品“周日拍卖会”，使寻常百姓也能参与艺术品市场。至今“周日拍卖会”已举办了59期，成交总额达3820万元。
1996年，广州嘉德在汕头举办当地首届艺术品拍卖会，开创了省内中等城市举办拍卖会的先河。
2002年，广州举办“阳台书屋藏中国书画专场”拍卖会，以100％的成交率，再创国内书画专场拍卖的最高成交率。
有人说广东人穷得除了钱什么也没有。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广东人的“穷”。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达利作品互动展”、“毕加索版画展”、“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展览”和“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大型摄影展”一类高质量的艺术展览；可以欣赏到北京现代舞蹈团、台湾云门舞集、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青年舞团和广州实验现代舞团的精彩表演；可以看到广州芭蕾舞团的新剧《梅兰芳》；可以看到轰动一时的女性主义话剧《阴道独白》；可以观赏到俄罗斯国立芭蕾舞团的《天鹅湖》；还有维也纳童声合唱表演音乐会、德国汉堡蒙特威尔蒂合唱团的演出……
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每天都生活在不同的艺术之中。如果用“贫”、“富”来形容，广东人可以称得上“腰缠万贯”、“坐拥金山”。只不过在一些人的眼里，只容得阳春白雪，容不得下里巴人。他们只承认意大利歌剧是艺术，不承认粤曲、潮剧、客家山歌是艺术，尽管他们自己也未必懂得欣赏意大利歌剧。
我听到有一种批评广东人的意见说：“这些年，广东的通俗文化发展迅猛，也影响了内地。但在高雅文化或纯文化方面却发展缓慢。”一堆似是而非的概念，让人头晕。且不说什么叫通俗文化，什么叫高雅文化，争一百年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光是“纯文化”这个的概念，就令人笑倒在地了。据说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不知有没有一种是对“纯文化”的解释呢？
我从历史到现状，从建筑、音乐、戏曲到文学、艺术，对广东文化作了一番简略的扫描，只为说明一点：如果把全国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文化划分大、中、小的话，广东绝对可以排在“大”的前列。两千多年历史摆在这里，不是谁封的，也不是自我膨胀的虚骄之词。论虚骄，还轮不到广东。今天广东的奋斗目标，只不过为“正名”而已。
已经发了一千年，还叫暴发户？
在各种贬损广东人的言论中，除了“文化沙漠”之外，还有一个听得人耳朵起茧的，就是“暴发户”。什么叫暴发户？一个穷光蛋捡垃圾时捡了一块大金砖，这就是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