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劫难-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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趴觥罚亍睹窆蛋浮�2003年第2期。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16节 盗掘式考古之破坏
考古发掘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需要考古工作者进行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努力，通过科学发掘和对地层学、类型学等进行研究，揭示发掘对象所包含的文化面貌、特征、性质及其经济、文化特点，以及当时社会发展阶段和文明发展历程。在沦陷区，一些日本考古学者无视中国主权，对中国各地墓葬、遗址进行劫掠式考古调查和发掘。
早在日本占领大连时，东亚考古学会、满铁会社、满蒙文化协会等对大连地区的主要历史遗址，进行发掘与掠夺。1927年他们发掘了貔子窝先史遗址。1928年“调查”了汉代牧羊城址。1931年发掘了营城子汉墓，临摹了古坟壁画，收罗了许多文物。［日］春山秀夫：《满洲之文化》，1943年版，第196页。
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此次共发掘宫殿址6处、寺庙殿堂址1处、门址2处、陵墓1座，清理了禁苑的两处亭榭址、1处殿址及外城墙垣，获得了大批珍贵的渤海遗物。
1935年和1939年，日本考古队还对我国辽代遗址进行发掘，在辽祖阿保机寝陵等地发掘的珍贵文物，如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也被盗运东京。
1937年，鸟山喜一调查了吉林延吉地区的渤海时期城址和其他遗迹，包括北大古城址。同年，日本人发掘吉林珲春的八连城的3处宫殿址。1942年春、1942年7月，鸟山喜一、驹井和爱等又对八连城进行盗掘，这使保存状况不佳的八连城址遭到很大破坏。1943年，又发掘了吉林和龙的西古城。渤海国遗迹，特别是都城址，如东京城（上京）、八连城（东京）、西古城（中京）的宫殿址都被发掘了。朱国忱、朱威：《渤海遗迹》，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1936年起，原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开始对中国南北响堂山、龙门石窟进行调查。结果，他们从中国陆续取回了有关龙门、云冈的石窟资料5600件，石刻资料8000件，数量之巨，实属惊人。这些文物，现在仍保存在该所东洋文献中心。他们曾因此获得1952年日本学士院“恩赐赏”。此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中国甲骨文片3609片，大部分是从罗振玉处购买的。其中一部分是原刘铁云所藏的初期出土品，大部分是1925年与1926年的小屯出土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页。
1938年，原田淑人等调查了北魏平城遗址。1940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日本东亚文化协会在华北活动，由原田淑人主持发掘了邯郸赵王城遗址。1940至1941年，关野雄调查了齐国故城遗址及滕、薛二国故城遗址。1942年到1943年，原田淑人又发掘了曲阜汉鲁灵光遗址、商都殷墟遗址等。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井冬二等人则在北平周口店遗址发掘。一些日本人还在大同等地对古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关于山东曲阜县汉灵光殿遗址被盗掘，1949年6月23日，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电告，“关于山东曲阜县附近汉灵光殿遗址被发掘古物案，兹据驻日代表团电陈交涉归还经过情形略以准照盟总复函开，该项古物现存东京大学（即东京帝大）正研拟报告已成百分之八十，得明年12月可成。为文化事业计，拟请暂由东京帝大学保管，待报告完毕即应归还等语，查该项古物原系攫得资料理应令日方立即归还，惟鉴于各方面现实情形拟准许日方展现至明年一月归还，届时并缴纳报告50份，以备我学术界参考等情相应电请查照核复等由。”《关于日人在山东曲阜县汉灵光殿遗址盗掘之古物即应归还之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1。
这些考古发掘，是在别国土地上掠夺历史文化财富，他们只注重搜寻文物精品，对发掘工作的严肃性与科学性、文物的安全性及发掘对象（遗址）的完整性等完全不予重视，也不会严格采用国际考古发掘惯用的探方或探沟法。这些盗掘考古，不仅掠夺了中国的文物，而且也严重地破坏了遗迹。
从战后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调查所作的《战时文物损失登记分类目录（古物类）》（副本一）的部分统计，便可窥日本劫掠式考古所致损失之一斑。《战时文物损失登记分类目录（古物类）》，1939年3月13日制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910。
物主名称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数被掠经过、备考国有徐宁周妻张氏墓表延昌4年郭恩子妻解氏墓表延昌20年贾买苟妻索氏墓表延昌22年贾买苟墓表延昌26年4月郭恩子墓表延昌29年11月记崇庆墓表延昌32年闰正月残墓表延昌32年2月鞠孝嵩妻张氏墓表延昌40年闰3月续表物主名称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数被掠经过、备考侯庆伯墓表延寿11年5月侯君夫人张氏墓志仪凤□年12月17日张君夫人毛氏墓志龙翔2年11月鞠孝嵩墓表延和9年正月孙仁德等残造像年月缺康居士缮经记残石中有武后制字上14种皆太谷光瑞在高昌故址盗掘之品白鹤观残碑（行书）成残石六太谷氏在济木萨北四十里盗掘所得房山刻经残石贞观8年□月乙卯朔15日巳□太谷氏自河北省盗走居雍关刻经残字4行，存全字8，半字3太谷氏自河北省盗走司马温公告身1件民18年日本古物商人江藤涛雄盗买，现存日本侯爵细川立友汉熹平石经残石1件（400余字）由某氏盗买，现存日本国有铜盉壶商代3件，2件兽把参考日本商会中国历代太医院物铜人俞穴像宋代额题“天圣5年10月制”庚子之役被掠去，现藏日本帝室博物馆辽宁海城县三觉寺石狮1对，高丈数尺甲午之役被掠去，现立于东京博物馆前热和省文庙周铜彝器10件民24年被驻热和行宫日本司令官盗运日本清雍和宫人面蟠龙雷纹鼓（铜器）1件庚子之役后被掠去，现藏京都佳友二成氏家屋续表物主名称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数被掠经过、备考国有羊头洼先史居住址调查（民22年5月）资料现存日本京都帝大文学部考古学教室顾乡屯旧石文化遗址调查（民22年6月）资料现存日本，岩波书店出有“满蒙学术调查团报告书”6册热河省新石器文化调查（民26年8月）同上红山后石铜过渡期古墓住址调查（民23年6月）部分资料在日本京都帝大考古学教室，东考古学会曾刊“红山后”一书间岛古迹调查（民26年）石器时代资料在京都帝大文学部，伪文教部古迹“间岛省古迹调查报告书”一册热河省滦平附近古迹调查（民26年6月）主要新石器时代同上，刊“热河滦平县附近遗迹”一书延吉小营子新石古墓调查（民27年）部分资料存朝鲜京城帝大法文学部，伪满文教部古迹保存协会曾刊“延吉小营子遗迹调查报告书”一册辽永庆陵调查（民27年7月）资料在京都帝大文学部考古学教室，请与四村实造接洽收回吉林市附近古迹调查（民29年）主要渤海国物资料存京城帝大法文学部抚顺县高句丽新城调查（民29年9月）资料存京城帝大法文学部考古学教室辽阳市汉墓调查（民32年9月）资料存京城帝大法文学部考古学教室，请与负责人驹井和爱收回旅顺营城子积石古
墓调查（民33年8月）黑陶时代部分资料存京城帝大藤田亮策处续表物主名称著者及其年代（版本）件数被掠经过、备考辽阳市壁画古墓调查（民31年）资料存东京帝大法文学部考古学教室，报告书原稿请驹井和爱交还珲春半拉城（渤海东京龙泉府址）调查（民31年3月）辽阳市林产化学会社附近壁画汉墓调查（民32年3月）资料明器部分存东京帝大文学部考古学教室，请与驹井和爱交涉辽阳州城址调查（民32年5月）资料存东方文化学院岛田正郎所，又报告书原稿一并收回和龙县西古城子（渤海中京显德府址）（民34年4月）资料存京城帝大，请与岛山熹一交涉追回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17节 文化珍宝大迁徙
1筹备南迁，首迁京沪
1931年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三省以后，又虎视华北，北京已处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为了不让文物沦入日本人手中，当时的国民政府制定了周密的抢运文物计划，决定转移故宫及北平文化珍宝的决定。北平故宫博物院决定先将最珍贵的古物、文物装箱，准备南迁。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及时买来木箱、棉花、稻草、纸张、绳子、钉子等用品。经过一段装箱实践，采取以棉花垫底、隔离，用纸包好，包与包之间再用稻草、棉花隔开，四周塞严，上下垫满，最后钉好箱子加封。古物馆除留下陈列室的文物供游者参观，其余从库房内的文物装起。北平的文物、古物的挑选，历时一年多。
1933年初，长城抗战开始，日军攻占热河，平津地区面临直接威胁。2月6日，这一天揭开了人类艺术史上罕见的艺术大迁徙的序幕。深夜，首批文物装上两列火车南行，由故宫博物院秘书处秘书吴瀛为押运总负责。3月15日，故宫博物院又开始装运第二批箱子。同时帮助颐和园鉴定并代运文物。至5月15日共装运五批。故宫博物院三馆一处共计13491箱。其他各机关文物装箱数：古物陈列所5415箱，颐和园640箱，国子监（石鼓）11箱，共计6066箱。总计19557箱。这些箱子里装有242592件中国古代艺术品。其中包括自秦朝以来的6411幅书法和绘画作品，商代的4402件青铜器和3894件玉器，23780件南宋时期的瓷器。这是一批价值无法估量的稀世之宝，是中华悠久文化的精粹，是中国古代艺术的代表作。当这精选的24万多件国宝离开北京的时候，无论是计划的制订者，还是组织者、执行者都未曾料到，此一去竟是天涯海角，何止千万里，许多艺术珍品60余年仍不还。
鉴于南京没有库房，国民政府决定将南迁文物暂存上海，在南京选定地点修建库房。1934年12月，王世杰理事在故宫博物院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上，提议把南京朝天宫一地全部划归故宫博物院，作为成立南京分院及建筑仓库地点。朝天宫库房建筑延至1936年3月开工，8月竣工。
满载国宝的6列火车离开北京后，经平汉、陇海、津浦、京沪铁路运往上海，将国宝存放在上海的英、法租界里。1935年6月，曾从中精选出80箱，赴英国举办了一次中国艺术展览。1936年底，由于中日关系更趋紧张，故宫博物院遂将上海的文物珍宝陆续运存南京朝天宫地库的新库房。
2为避战祸，再迁西南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上海烽烟又起，南京的机场和军工厂连遭日军飞机的轰炸，南京危在旦夕，转移国宝又迫在眉睫。于是，来自北京的国宝，连同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馆的收藏一起，除二千九百余箱仍留南京外，其他文物分为三批，又踏上漫漫西迁路。从南京运出的文物计16699箱，其中内政部古物陈列所占5303箱，其余均属北平故宫博物院藏品。《内政部关于战区内古物文献移转情况的报告》，1940年7月。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00页。
西迁文物分水陆三路运往西南大后方。
北平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曾于1936年参加赴伦敦展览的一批文物，加上一些重要文物，共80铁皮箱运往西南。1937年8月14日，首批西迁文物80余箱由招商局“建国轮”运达汉口，此行的目的地是长沙。船先到武昌，然后转汽车抵长沙。押运人员与湖南大学商定，将文物贮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马衡院长曾计划在湖南大学图书馆附近的山边，开一个山洞来贮存文物。但不久长沙即遭空袭。国民政府认为文物不能在长沙存放，有必要再向后方迁运，故宫博物院准备将文物迁至贵阳。文物离开长沙一个月后，日军飞机便轰炸长沙，炸毁了湖南大学图书馆。
由于湘西一带时有土匪抢劫，国民政府行政院指定绕道桂林，并由湖南公路局派10辆汽车装运。到广西边境后，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到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1938年1月，车到贵阳，把文物存放在城里六广门内一个花园。为防空袭，1939年2月改运偏远的安顺，又将这批文物存入贵州安顺的华严洞，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安顺办事处。19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五箱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也移藏华严洞。对此，南京古物保存所主任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舒楚石函告，“奉令监同故宫及本所文物运湘存储，以时局关系，复由长沙经桂移黔，近因避寇机空袭，由贵阳运存贵州安顺县华严洞，此地不虞轰炸，并有滇黔绥靖主任公署派兵一连驻守”。《为奉令将经管南京古物保存所运黔物品点交贵州教育厅代为保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6。于是，这批国宝在这个山洞里沉睡了6年。
陆路文物（加上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622箱）7288箱，于11月10日分三批从南京由火车运出。行车路线是北走长江，往宝鸡，并自宝鸡，再以卡车护运，经汉中至成都。此路由故宫博物院之庄尚严、那志良协同抢运。这是三条西迁路线中最艰苦的一趟旅行。火车一出南京，就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但未造成损失。第二天到郑州后，又遭敌特放火破坏，幸亏车站人员及时让车从大火中开出。当南京陷落时，专列已驶抵宝鸡。在宝鸡火车站卸车时，由于难民潮涌，秩序混乱，撞车事故时有发生，部分文物被震毁。这批文物运四川时值早春，秦岭经常下雨，路面窄而滑，经抢修才于1938年3月12日修好路面，当时从宝鸡到汉中只能用卡车运送。以一卡车装20箱计，往返三百多次，从宝鸡到汉中，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他们却费时48天才把七千多箱文物运到汉中，暂存文庙。1938年6月28日，押车卫士随身携带的手榴弹不慎爆炸，炸毁文物4箱。在汉中立足未稳，当地的飞机场就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不久，转移的命令又传下来，要乘汽车间越秦岭山脉。运输队不敢怠慢，马不停蹄地向四川进发。四川公路局派出5辆汽车接运，5月26日开出首批车。他们走的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当年攀援入川的古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由于车辆少（后减至2辆），路基、桥梁不好，且管理不善，满载国宝的汽车队在蜿蜒崎岖的蜀道上艰难缓行，直到1939年3月，费时10个月才告完成。陆路文物运抵成都。同年7月，文物从成都运到峨眉，木箱寄放在一个古庙里。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那志良：《故宫文物疏散到后方》（一）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第3期。在峨眉曾遭遇大火，幸好化险为夷。
在陆路装运文物去西安、宝鸡的同时，也装船从水路运往汉口，然后从宜昌到重庆，最后迁至乐山。从水路入川的文物9369箱分两批西上，由杨师庚及中英文教会部分职员暨故宫吴玉璋等协同抢运。水路文物搬迁由杭立武主持。杭立武受命于危难之际，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护送这批文物至抗战大后方。杭夫人回忆道：“上船的时候，因为难民太多，他上不去，最后只好用吊绳把他吊上去。”1937年11月9日和12月2日，招商局“江安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