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劫难-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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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日军有系统的计划之一部分。
日军所欲摧毁者，已竭尽其力为之。世人如当有对日军之真实企图与坚决目的表示疑义者，可用南开大学被毁之一例释之。日军之摧毁该校，曾使用一切可能之破坏之工具，属于机械的，人工的，如炸弹，炮火及煤油等等，其残酷行为，曾经事先周密计划。7月29日清晨，日军开始炮击该校图书馆及其他部分，是日下午炮击尤密，日军并以飞机指示大炮轰炸地点，直视该校为一军事堡垒。在此继续不断之猛烈炮火下，该校图书馆及其他主要建筑物均付一炬，全校已成灰烬。次日下午，日机复前往轰炸该校中学男子部、女子部及小学。7月31日后，复派遣日鲜浪人多名，携带煤油前往该校，焚该校残留部分。在该校全毁后，复抢学校之设备品及教职员与学生之私人所有物而去。单就该校而论，其损失已达国币数百万元。南开之被毁，将使后世人常常回忆日军毁文化机关而无顾忌之一种例证，且为日军采取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方式摧毁能事之一例证。要之，日军对于南开所摧毁之范围，及所使用之方法，实行之方式，可用以衡量其他同样被毁各校之损失，倘其暴行不受抑制，并可用以衡量日军对于其他无数中国教育机关所能摧毁之程度。”
上海晏摩氏女学被日军轰炸后情形
——采自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日寇暴行实录》
教育部的报告进而剖析日军此举的真实企图与政策，“日军对于中国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所施有计划之广大摧毁，仅有一种意义，即日军指挥者意欲本其有计划之企图与政策，摧毁中国教育，使其几无救展之可能，即复兴亦须经过长久之时期。日军摧毁中国教育文化机关之暴行仅可以此解释之”。
“10月20日东京方面曾有一种因内心惶恐而发表之卑鄙报告，谓中国最高军事领袖蒋委员长，因日机轰炸，致中国军队营房感觉缺乏，拟将各学校校舍改为军用，并谓蒋委员长，经与学校当局详密会商后决定对学校学生实施军事训练。末又称，因中国学校实际上已改为军事组织，故日本军事当局可无须辨认学校与军事机关区别，而日机对于中国任何学校均可施以轰炸。此种露骨论调，并无足惊异，因日军从未承认此项区别；惟吾人所惊异者，即日军除以极幼稚之遁词狡称中国军队缺乏营房，并与学校内实施军事训练外，现已公开暴露其政策，欲使中国之教育及其他文化机关永久毁灭。
日本军人及舆论久已认为中国在进行抗日阵线之组织，并认为中国学校系此种敌忾情绪之发源地。日军之决心毁灭南开大学者，即因该校为反抗日军侵略华北之舆论中心；日军之亟欲以最迅速最周密之途径消灭中国之知识与文化生命者，其故亦在此。”
“日本政府及其侵华军队曾迭向全世界狡称，彼之军事行动乃对中国政府及其军队，非与中国人民为敌。惟自本年7月开战以来，日军行动已屡自证所言之伪诞，其尤为显著而酷烈。战争继续发展，势将更有其他多数教育机关横遭同样厄运。日本此种行为，除演成大量物质损失及人命牺牲外，其意义实超越单纯战争之性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教育部草拟中日战争中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之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2），卷581。
21938年以来，部分高校损失举要
中山大学损失。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山大学屡遭日本飞机轰炸，特别是1937年8、9、10三个月和1938年3、4、6三个月，中山大学校舍被敌机轰炸10余次，投弹50余枚，部分校舍被炸毁，死5人，伤十余人，图书仪器损失很多，学校被迫停课3周，文、法、理3学院一度迁入广州市文明路附中上课。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97页。
1943年11月6日，中山大学代理校长金曾澄报告该校财产损失统计情形，“1938年10月底广州沦陷损失校产及器材经于1940年2月20日天字第765号呈送各院部财产直接损失汇报表，其由港运回一部分器材在1939年12月底在海防沦陷敌手，亦以列具详细清单，在九龙沦陷器材并经造据清册，附同统计表于1942年4月22日汇集呈送。计本校在抗战期间直接损失共1497628305元，惟所列损失总额系照当时国币价值。”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584。
广州中山大学被日军轰炸后情形
——采自良友图画杂志社《战事画刊》第五期湖南大学被日军轰炸后起火
——采自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日寇暴行实录》1938年6月8日，广州岭南大学遭敌机轰炸，学校遂告关闭。
1938年8月11日，日机轰炸武昌华中大学，三幢教学大楼被夷为平地。死伤60余人，正在武汉参加救亡活动的中山大学教授林诚厚也殉难。
湖南大学损失。1938年4月10日，日机27架空袭长沙，在岳麓山地区投弹1000余枚，其中湖南大学被30余枚炸弹袭击，该校图书馆全部、科学馆三分之一被毁，众多珍贵书籍、标本及仪器设备等被炸毁。事发当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政治部等部委电文云：
“今日十四时半，敌机27架侵袭长沙上空，于岳麓山湖南大学投弹卅余枚（内燃烧弹十余枚），查湖大为本省最高学府，设备较善，敌人本其破坏文化机关及轰杀平民之一贯政策加以重大毁灭，此种暴行，实为文化恶魔，文（人）类公敌。”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原等问题的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322。
湖南大学自治会4月12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快邮代电”称：在中国军队台儿庄大捷之后，日人“挟其报复心理，不问设防地带与非设防地带，文化慈善机关与非文化机关，肆意轰炸，罔惜人道。本大学既非军事机关，亦无军事机关，乃本月十日下午二时卅分，突有敌机27架，窜入本大学上空……事后调查，共投烧夷弹50余枚，爆炸弹30余枚，其重者在千公斤以上。……总计此次损失，其价值当在300万元以上”。该校在这次空袭中，图书馆、第五学生宿舍全毁，科学馆仪器损坏殆尽。学生死2人，工友死1人，员生伤约40人。湖南大学旋迁湘西辰溪，又遭日机两次轰炸。校长皮宗石1939年4月21日给教育部称“本校西迁，费时九月，用款十万，在辰开课。”可谓历尽磨难。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原等问题的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322。
1941年7月17日，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于电呈教育部，报告麓山校舍1940年3次遭轰炸财产损失情形：“查本校长沙麓山校舍于去年3月3日遭受寇机轰炸损失奇重，业经呈奉钧部在去年4月高字15529号马代电饬依照院颂表式将损详情翔实填报等因，遵即转饬长沙留守员遵照办理，去后，旋据该员电报4月18日10时，又有敌机7架来山投弹30余枚，轰炸本校一院校舍，部分损失等情当即电示该员，依照前项办法迅速照报，正拟办间，复据电告，寇机9架，忽于5月7日午后分3次来袭，投重磅炸弹数十枚，一院及文庙全部被毁，损失较前两次更大等情，前来比饬，一并汇报。兹据该员造具，各次共有损失报告单列，核查3月3日损失357000元，4月18日损失118000元，5月7日损失402600元，三次共计损失财产877600元……查麓山本校校舍具有千年之历史，经过若干人之经营，始能大具规模，奠定学府宏基，一旦损毁，几无全瓦，殊堪痛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电呈本校麓山校舍去年三次遭受寇机轰炸财产损失报告清单请予备案并拨款修复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847。
1942年，湖南大学对抗战以来财产损失数目与复原经费作一统计，从中可见轰炸所造成的损失之巨：
“战时损失：本校自抗战以来，麓山方面先后被敌机轰炸5次。辰奚方面被炸两次。就战时之物价估计，两处损失，约计国币100万元左右，由长沙西迁辰奚，旅运各费，共计20余万元。以二十七、八九年物价与现时之物价相较，有超过数十倍或数百倍不等，就现值计算（照以前物价与现时物价普加20倍计算），共计损失国币2400万元之谱。
复原经费：本校麓山本部，经历次轰炸，教室宿舍及其他重要建筑，毁损三分之二，其存者百孔千疮，非大加修理，不足以资永久，而壮观瞻。关于仪器、图书、机械、材料，以及其他设备，历次损毁甚多，均须尽量补充，俾资应用。将来由长沙迁回麓山本校，公物运输，固由公款开支，而抗战期间员工学生，含辛茹苦，共维大业，复原旅费，亦应由公家负担，以示抗战普天同庆之意。查复原经费内，计分三部分，（一）建筑费共需国币二万万一千万元。（二）设备费共需国币2700万元。（三）旅运费共需国币300万元。以上战时损失，与复原经费，共需国币二万万六千四百万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抗战以来教育机关学校财产损失统计表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2），卷584。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31节 “疲劳轰炸”造成的损失（1）
“疲劳轰炸”，即日军所说的“神经轰炸”，是指1939年至1942年间，日军发动的对以重庆为重点的西南地区的轰炸。由于内迁聚集在这里的高校较多，因而损失也大。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参谋部下达了“345号大陆作战令”，要求侵华空军组织“航空进攻作战”，矛头直指中国战时的政治军事中心——重庆。作战令要求空袭重庆的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中枢机关，甚至直接袭击市民，“给敌（中国）国民千万极大的恐怖”，袭扰中国抗战后方，使军民丧失抗战意志，生产生活难以为继。1938年12月26日，22架日军重型轰炸机，在陆军航空兵团团长寺仓少将指挥下，自汉口直扑重庆，揭开了大空袭的序幕。
1939年5月3日13时17分，45架日本中型轰炸机分两批轰炸了重庆。5月3日晚6时许，又有27架飞机轰炸重庆，并投下燃烧弹。两次轰炸，共造成平民6000多人伤亡，在4日的轰炸中死亡即达2000人。
1940年春夏之交，日军发动了代号为“101”的更大规模空袭，空袭频率加快，调集300多架飞机。从1940年5月18日当年的第一次轰炸，到9月20日之间，日军飞机大规模出动有30次，平均4天就有一次大轰炸。日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出动飞机2023架次，投弹1404吨。可以推算，每次空袭，出动飞机近70架次，投弹22吨。8月19日和8月20日，轰炸达到高潮。19日出动飞机190架，第二天是170架。这年轰炸，不仅针对商业区、居民区，还对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教育设施、医院进行了轰炸。
1941年夏季，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轰炸（代号102），7月21日至8月31日共42天，对重庆轰炸14次，出动飞机2389架次，投弹1500余枚，即每3天就有一次空袭，每次出动飞机170架次，投100多枚炸弹。8月7日后的一星期，轰炸“无六小时间隔”。
现将“疲劳轰炸”，特别是1941年轰炸所造成的损失作如下介绍：
（1）重庆地区高校所受损失
1940年5月20日，日机轰炸南郑的同日，又在重庆肆虐。日机出动70架，将重庆市区变成火海，大火燃烧七八天之久。余烬尚温，日机又集中轰炸重庆的文教机构。5月29日，日机向沙坪坝重庆大学周围投弹70余枚；又炸北碚复旦大学，炸死教务长孙寒冰及职员、学生4人，伤4人。同日重庆沙磁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被炸，死学生7人，伤数人。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4。
1940年7月4日，日军飞机猛烈轰炸重庆大学和内迁的中央大学，两校主要校舍均被炸毁。
1941年7月5日，日军轰炸重庆川东师范学校，该校大部分被毁。《档案史料与研究》，1994第3期，第8页。8月23日，日军飞机再度空袭重庆沙坝学校区，各校均损失惨重。此外，西南联大、复旦大学、四川教育学院、西北农学院、云南大学等先后遭日本飞机轰炸，损失严重。
重庆大学的损失：
1941年10月31日，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洪元向教育部报告：
“案查去年8月10日及21日敌机常扰陪都师部，本校西屋被炸，公私损失惨重……兹查明8月10日敌机轰炸时，本校作育所中弹一枚，附近落弹一枚，炸毁办公室一间，并震毁全部寝室、试金石及饶家院教职员宿舍。21日再度被炸，理学院门首中弹2枚，该院一、二、三楼门窗墙壁屋瓦器具多被震毁。饶家院教职员宿舍中弹一枚，炸毁舍屋10间，余均震坏。运动场中弹两枚，试金室中弹一枚，附近落弹一枚，新生宿舍附近落弹一枚。前后中弹计有11枚之多炸毁大小房屋，震坏校舍校具按照？估计，修复校舍约需国币545000元，添置校具约需国币156800元，合计共需国币70万元。又查上述两次轰炸时，教职员遭受损害者计有蒋梅笙等12人，据报损失各物约值国币22240元。”
1943年9月9日，国立重庆大学校长张洪元呈文教育部，汇报该校抗战以来所受损失情形，“查抗战期间，本校所受损失，关于仪器及化学药品方面，计31年2月在仰光随时测量仪器，电气仪器，采矿冶金仪器，及其他化学药品36箱，当时值20余万元。此项仪器、药品系于民国26、27年间向德商兴华洋行订购，始因交通梗阻，寄存港栈，嗣因欧战发生，被港政府扣留，中经函托香港中央信托局代为交涉，始准提货，不意30年4月，经凭财政部免费内运护照，由香港运抵仰光，承运之利安公司即倒闭，致未能赓续起运，时局吃紧，本校于41年2月电请中央信托局抢运，及中央电台住腊代表张慈涵就近协助，率以抢运不及时，全部损失，估计现值2000万元。关于校舍方面，本校于29年5月29日被敌机轰炸，中弹50余枚，工学院及教员院第3号楼房均被炸毁，行字斋、气象台、绘图室、农场房屋、男女生宿舍及教员院第1、2、3单元各幢，大部均被震坍，或震毁。理学院瓦及玻璃，亦均损坏。工学院仪器各系均有损坏，尤以电机系损失最大，其他校局具损失亦多，当时约值25万，现值800万元。又30年8月10日及21日复遭轰炸，计10日体专科办公室一间全毁，课堂寝舍多被震坏。21日饶家院教职员宿舍炸毁10余间，余均震坏。理学院第一二三楼门窗墙壁屋瓦校具，亦多被震坏，当时估计约75万，现值1200万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现值约4000万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584。
国立中央大学损失：
1941年10月29日，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呈文教育部，并附损失清册七本，统计了1940年8月两次被炸所受损失，“案查本校于去年8月2日及8月4日两次被敌机狂炸，损毁情形已经于8月29日及9月4日发电呈报在案，关于全校两次被炸之损失，当即分别从事调查，兹将已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