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劫难-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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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统计，八一三战争以前，上海有公共图书馆一百余所，战后尚存的较大图书馆仅十余所，共劫走并烧毁图书290441册，其中私人书籍25726册。
南京的图书馆损失：
战前南京比较有规模的图书馆有中央图书馆、国学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南京市立图书馆，以及国民政府、中央党部所属部会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西撤时留有大量图书多遭损毁劫掠。战后统计，图书损失初步调查就有书籍类，公共图书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家53118册另1790种840部59箱。具体情况如下：
中央图书馆于1933年筹建，抗战初期尚在筹备期间，至1937年已有藏书15万册，由于日军的侵略，本来选择的263箱重要图书，只运出130箱，1938年开始西迁，途经汉口、长沙、岳阳到四川重庆，初在重庆设办事处，翌年3月又迁至江津白沙镇，西迁时仅带走图书120箱计一万多册，其中存放朝天宫库房的有4万册，战后封存时只有3万册。王长喜：《抗战胜利后金陵文物的封存与清理》，载《南京档案》1994年第3期。存馆本部的也多为敌劫。中央图书馆存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善本典籍35万余册，日军占领香港后，为日人竹藤峰治劫运日本，分藏于东京上野公园帝国图书馆及伊势原等处（1946年追回）。该馆所有国学书局刻片、版片150余种七万余件全部遗失。
国学图书馆损失。该馆位与南京清凉山麓的虎踞路龙蟠里，最初为清道光两江总督陶澍的惜阴书院。“惜阴”二字，原出自东晋陶侃“大禹圣人，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陶侃以此自勉，也以此励人。光绪年间，两江总督端方就在南京龙蟠里的“惜阴书院”的旧址，建造了前后二幢古式藏书楼，成为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里面有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藏书以及其他许多的珍贵版本。辛亥革命后，改为江南图书馆，1937年已有藏书24万余册，日机轰炸时，仓促“选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藏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地库。地库隐匿，日伪多次悬赏发掘，1940年2月敌伪冲破地库，将该馆善本移竺桥伪图书馆专门委员会开辟专库贮藏，战后封存接受，缺少善本书184部1643册”。《省（江苏）立国学图书馆呈报该馆善本书损失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5。该馆存清代江南各公署档案6484宗及尚未整理者六十余大篓，装订成册的各种日报1894大册又19束，被日军作旧纸出售或焚毁。丛书及地方志，舟运苏北兴化的罗汉寺及北门外观音阁，计3万余册。兴化藏书大部为日军焚毁、劫掠，小部散失。战后调查，该馆损失图书167923册。被日军劫走中国古文献141种，其中元刊本30种，具体为：严绍：《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
四书通义大成周易本义尚书集传仪礼图（残本）春秋左传补注春秋师说汉隶分韵续资治通鉴松漠纪闻陆宣公奏仪扬子法言中说（元刊二种）伤寒百问歌图绘宝鉴石屋和尚语录颂风俗通义古今源流至论冲虚至德真经纂图南华真经骆宾王文集王摩诘诗集王荆文公诗注范览良文集白玉蟾上清集宋雪斋文集范德机诗集居稿古文苑唐诗鼓吹古乐府
邻近夫子庙的南京市立图书馆毁于战火，损失无算。
金陵大学图书馆以藏地方志著名，中国古代农业与动植物书籍独有珍奇。其中有日本、朝鲜刊本，也有元、明刊本、宋代殿本。这部分古籍被盗去不少。
此外，科研文化单位的藏书损失也十分惊人：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损失中文书籍33319册，西文书籍7923册；
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损失书籍40571册；
中山文化教育馆（总理陵园内）损失中日文书籍58735册，西文书2654册；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战前馆藏中西文图书十万余册，战时除带出数千册外，均为日伪所掠，战后收回2万多册。被抢的重要图书就有1700册，包括湖北官书局版之十三经注疏毛边纸本王应腴玉海、古香斋本史记、汲古阁本汉书、竹简斋本三国志、扫叶山房本资治通鉴正续编、扫叶山房本子书33种，汉碑30种；
金陵大学图书馆战时损失中文图书21353册，西文图书4373册，中西文杂志合订本73928册。
国民政府文官处及各部会的图书损失，估计不下60万册。如1946年11月1日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处函件指出，“查本院图书馆抗战前收藏图书在10万册以上，二十六年政府西迁，因交通关系所有图书并未迁移，本年复原，曾由南京区清理文物委员会发回图书若干，但截至最近综合仍不及原数五分之一，即收回图书亦多残缺不完，损失之巨概可想见”。如此考试院一处就损失8万册以上。内政部图书馆也损失图书92146册。国立编译馆图书，“因前后二者相距之数目太远，原始清册或遭破坏，或遭销毁，已无从查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11685。然抗战胜利后该馆回迁时，因“怡康轮”于长江中失事，所载运之精要图书37箱全遭损失。
南京的图书损失究竟有多少？这恐怕已成为历史之谜。其实，上述统计是极不完全的，统计在册的公方损失为四十余万册，但本文所列举的中央图书馆、省立国学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中山陵园、内政部、考试院所损失图书的翔实可考数51万册，再加上南京各高校、国民政府部会、南京市立图书馆的损失数，结果必定惊人。
1937年10月12日，江阴县南菁中学图书馆被炸，馆藏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的大量宋版珍贵图书一万多卷全部被焚毁。《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13卷，第4期，第20页。
苏州图书馆的损失，战后检点发现，图书损失3038种，12798册；杂志期刊927种，15136册；报纸合订本26种1747册；版本损失22种，18179片。此外，苏州东吴大学校舍破坏严重，图书散佚甚多。
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原有图书8万册，战时损失过半。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940年5月，日本中支那派遣军胜字第4218部队长田清清郎陆军少佐在江苏省嘉定县外冈镇，劫走地方志535种、《图书集成》及殿版《二十四史》各一部。《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浙江省立图书馆藏书有清朝文澜阁四库全书及许多善本书籍。1937年至1945年，该馆为保存四库全书，历尽艰辛，迁徙于浙江、贵州、四川等省。因馆舍被毁不能使用，藏于龙泉的善本、方志，以及留在杭州的报纸、合订本杂志等，多被盗卖，或散落于外省。该馆损失国学书局版片十余万片。
国立浙江大学战时先后六次迁移，损失图书31880册，期刊1000种3500卷。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战时图书损失过半，1946年迁回杭州时只存7394册。浙江省图书馆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图书馆志》，中国图书出版社1994版。
私立之江文理学院图书馆，战前中文图书34354册，西文图书9248册，战时只运出西文图书约1500册，其余图书落入日军手中。沦陷期间日军将部分图书移藏于上海亚洲文会图书馆，战后学校才得以领回，其余则不知下落。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浙江省嘉兴图书馆规模不大，也被劫走古文献274种，该馆所藏稿本13种全被夺去。13种稿本名为：半间偶录、石经阁日钞、会同县乡土志、芷村手记、冯柳东诗稿、官同苏馆遗集、疑症汇纂、关岳事迹考、愫庵遗著五种、骈体通义、小暴书亭吟稿附焚余稿、古瓶小草、花土苴附小种字林柱铭。《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
安徽省立图书馆1935年已有藏书17657种，94515册，包括本省方志八十多部以及春秋楚器718件。抗战军兴，该馆首将馆藏善本图书及线装古籍三万多册运藏桐城罗家岭，普通图书四万多册运六安，拨给第一临时中学使用。1938年6月，临中遭日本飞机轰炸，图书散毁殆尽。1940年安徽省立图书馆在立煌恢复，搜集皖北各地残余图书，又从桐城罗家岭藏书中选运一批善本及版本较好的图书，馆藏已达四万多册。1943年元旦，日军入侵立煌，全部藏书毁于日军之火。
第一部分 中国公私文物损失第5节 中国文化受灾区范围（4）
4华南地区
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广东，并占领广州。广东省被日本劫持或毁于战火的书籍，公藏624008册，私藏13865册。
广州仲元图书馆藏书新旧藏书四万余册，损失不少。景堂图书馆1934年藏书达42143册，抗战爆发，该馆古籍迁运香港。香港沦陷，经费中断，于1943年停馆，图书星散。惠阳丰湖图书馆，有藏书三万余册。抗战时该馆被炸，惠州沦陷，藏书损失惨重。
抗战开始，广州中山图书馆预先将善本及重要资料四万余册，疏散市郊龙归镇，后又运至广西象县。未运走的一般书刊近10万册被日军囊括而去。馆舍被日本海军武官府霸占。战后，追回被日军劫运香港图书840册。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战前是国内藏书最多的大学图书馆，1938年有藏书35万余册，其中有善本82639册，另碑帖三万余幅。战时图书在搬迁中被劫，损失图书杂志二十多万册。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1927—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私立岭南大学图书馆，战前藏书162693册，有期刊4050种，报纸182种，广州沦陷后迁香港、曲江、梅县。战后，图书损失约3/10，香港沦陷后，该校贮存于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室的书刊约11000册，包括《大清实录》及地方志等，全部散佚，寄存在香港岭南分校的善本书也失去6箱。
私立广州大学图书馆，1935年有图书40054册，战时只运出部分，其余被敌伪掠夺，另有一部分万余册图书，在曲江沦陷时也散失殆尽。广东省立图书馆运船被炸沉，损失15639册。
1938年7月1日，汕头遭敌机轰炸，市立图书馆损失40000余册。
1938年8月，广西大学梧州校区被炸，损失书刊四万多册。
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1937年有藏书20多万册，1944年日军侵入桂林，该馆仅保存了重要的图书70000余册，其余20万册书刊均遭损失，馆舍全部被焚毁。谢灼华：《中国的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第289页。
香港的图书损失。日军侵华之时，人们认为香港安全，纷纷将贵重物品移入，图书也在其中。1942年2月2日，日军南支那派遣军特别调查班在日本谍报人员竹藤峰治指导下，查抄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班长肥田木指挥劫走该馆所存图书：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书、岭南大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香港遭劫夺的文献中，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1946年2月，在东京国会图书馆（原帝国图书馆）发现从香港劫来的图书25000册，在伊势原乡下一村长家中发现10000余册。
中山大学图书馆“总馆香港存书凡25708册，其中善本及志书各占半数，另有碑帖3万张为希世珍品。自离粤后，曾经数次电请运回内地，但以时间及经费关系，当局一再延误，至香港沦陷后，遂遭损失”。《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888。1949年3月1日，从日本运回在港被劫书籍两批，计刘文典教授之书籍646册分装3箱，岭南大学书籍278册、手册400册装6箱。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5（2），卷915。1949年6月28日，兴安轮从日本运回中山大学之归还书籍594箱。《关于兴安轮运回中山大学之归还书籍缺少情形函请查照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7。
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1938年4月10日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该馆所藏包括岳麓书院之宋元版本在内的图书四万八千余册一并被毁，其中有珍善本21000余册。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略（自清末至抗战胜利）》，台湾枫城出版社1983年版。
1938年10月19日，湖南省立图书馆定王台馆舍被炸起火，馆藏5万余册书刊和三十多种版本全部被毁。
在华中的武汉，国立武汉大学42080册图书杂志于1940年3月4日遭日军掠夺；武汉大学图书西运宜昌时，木船被炸，141箱图书沉入江底，在巴县三峡触礁，又损失20000余册；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战前图书十余万册，西迁时仅携出万余册，留武昌者悉为敌伪攫取；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学校西迁时留在汉口的22000多册图书全部散失；
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战前图书四万五千余册，战时只运走十之一二，余者后毁于盟军的空袭炸弹。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1944年10月，福州第二次沦陷时图书遭敌军洗劫，无一幸存，另有文物3600余件被劫，损失达三十多万美元。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938年5月22日，厦门集美学校图书馆因敌机轰炸，书刊被焚30000余册。
5西南地区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于重庆。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纷纷内迁，散居于川、滇者数以百计。由于日军旷日持久的战略轰炸，许多高校遭日本法西斯的破坏。
1940年6月24日，清华大学寄存在重庆北一山洞内的224箱珍贵善本图书被日机投下的炸弹击中烧毁，只抢得残卷一千余册。黄建国主编：《中国古代民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8页。
1940年7月4日，重庆大学图书馆馆舍被炸，图书大半毁损。1941年8月的两次轰炸，中央大学损失图书10万余册。1941年8月14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被炸，损失不少书刊。此外，云南大学、浙江大学、武昌文华图书馆专修学校等已内迁的高校都遭到日机轰炸。
由于日军狂掠中国图书，一时间中国教育用书都感困难，中国政府不得不吁请国际援助，对这类图书日军也予以拦截。1940年，日军就在印度支那拦获作为美国“援蒋物资”的图书6000册。
此外，1939年10月，甘肃省立图书馆被炸，损失图书8000余册，期刊22万册，日报67万份，珍贵的宋版《五经》、《四书》及明刻《甘肃通志》版片被焚85块。
1938年7月，开封河南省立图书馆遭敌机轰炸，损失书刊15000册、挂图5000张、档案300卷。《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年20卷1—3合期，第6页。
6图书西迁中的损失
战时中国图书西迁转移中，因种种困难，途中损失不少。1937年，山东大学图书在青岛沦陷前西迁四川万县，因途中火车被炸，损失古籍善本10000册以上；复旦大学图书馆西迁重庆时运出图书365箱，遗失34箱；1938年春，厦门大学图书迁移中，在汀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