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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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大型波音747货机缓缓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身上赫然标志着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几个大字。飞机在宽阔的跑道上停稳，机门打开，机长王锡爵从舷梯上走了下来。刚刚得到消息的当地有关负责人正好赶到，心情激动的王锡爵一见到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说：“我要和家人团聚，我要求到祖国大陆定居。”这便是当时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然而，这一举动的意义，还远远不限于驾机到大陆本身及一家骨肉的团聚；而是由此之后，在两岸沟通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永载祖国和平统一史册的“华航模式”。曾经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至今仍常常让人想起，而这一重大事件是如何处理的呢？双方具体的谈判经过怎样？恐怕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个“谜”。为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抖落其厚厚的尘埃，我挖掘了大量的珍贵史实，并多次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他向我介绍了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并回忆自己亲自参与处理“华航事件”谈判的这段历史。 老兵想家驾机回大陆 王锡爵是四川遂宁人，1949年国民党撤退时，离开大陆。刚刚18岁的王锡爵也随国民党的空军幼校迁往台湾。王锡爵毕业后，先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当驾驶员；1967年，王锡爵转业到了中华航空公司，在那里担任飞行职务。从大陆到台湾一晃就是37年！ 童年的美好记忆，家乡的故土亲人，无时不在他眼前萦绕。他太想家了，想生养自己的父母，想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 王锡爵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从事飞行事业以来，他的飞行时间多达2万小时以上，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王锡爵在台湾成家，生活上比较优越；但是，舒适的生活却难以弥补他思乡的忧愁。每每夜深人静，他常常不能入眠，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深深刺着他的心。有时，他刚刚入睡，却又被噩梦惊醒。躺在床上，他盘算着，父母若还在世，也该有80来岁了。他是不是还安康？他们是不是也在呼唤着这个远离家乡的、不孝的儿子？人生是这样的短暂，看目前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两岸是那样的僵持，“三通”又是那样的遥遥无期。有生之年，他还能不能见到高堂？年迈的双亲还能不能等到那天？一想到这里，他的心情便久久不能平静。 一个大胆的想法闪现在他的心头。 1986年5月3日，56岁的王锡爵执行飞行任务。此次的飞行路线是从泰国曼谷经香港飞往台湾，王锡爵任机长，与他同行的还有副驾驶董光兴及机械师邱明志。他们3人以前常在一个机组执行飞行任务，互相之间配合得都不错。 中午12点53分，载有10万公斤货物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B198货机从曼谷起飞了。飞机在湛蓝的高空沿着A901航线平稳地飞行。 王锡爵坐在驾驶座位上，把握操纵杆，改变航向，向广州飞去。在距离广州不远的上空，王锡爵主动与地面的白云机场联系；得到许可后，飞机安全降落。 当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在广州珠岛宾馆会见并宴请王锡爵，欢迎他驾机飞到祖国大陆。王锡爵激动地说：“我很想念大陆的山河和亲人，现在见到你们很高兴。台湾同胞都盼望两岸能够通商、通邮、通航。” 王锡爵驾机到祖国大陆的消息传到海峡对岸，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台湾当局既恼怒，又无奈。 大陆方面对于这一事件相当重视，立即作出了反应。 5月3日当天，一封电报从北京发到台北： 台北 中华航空公司 你公司的波音747货机一架于5月3日15时10分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我局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同我局协商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 中国民用航空局 派人去北京，这怎么敢呢？这岂不违反了台湾当局坚持了几十年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中华航空公司作不了主，请示最高当局。最高当局的调子，仍旧是：不正面接触。 5月4日，台湾“交通部政务次长”朱登皋表示：这个事件应由“华航”通过第三者处理，与“政府”无关。5日，台湾“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将通过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英国保险公司和国际红十字会三个途径同大陆交涉华航货机问题。” 然而，大陆方面一再申明：“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无须经过“第三者处理”。华航事件陷入僵持状态。 田纪云：“顺乎历史潮流之举” 5月6日，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王锡爵驾驶着他从台湾驾来的这架波音747飞机，飞越多年来只能在梦中相见的长江、黄河，抵达北京的首都机场。当身着“华航”短袖制服的王锡爵走下飞机时，前来迎接他的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和他亲切握手，欢迎的人群向他献上生长在首都土地上的鲜花。 王锡爵对前来迎接他的人们及100多名记者说：“回到祖国大陆是我多年的心愿。今天我回来了，感到非常高兴！”神情激动的王锡爵，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祖国提倡大陆和台湾实现通商、通邮、通航，今天可以说是大陆与台湾的首航。我希望海峡两岸今后常往来，大家可以回来看望自己的亲人朋友。” 得到消息专程从四川老家赶来的82岁的王伯熙老人，也到机场迎接37年未曾见过面的儿子。鬓发花白的王锡爵，看到满面沧桑的老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父子相抱而泣，久久不能自己。在场的许多人都潸然流下了热泪。王锡爵的二弟王明安、四弟王平安和五弟王锡寿，也到机场迎接了大哥。
第一部分：震惊两岸的“华航事件” 第2节：“不让第三者插手”
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接见了王锡爵及王锡爵的父亲、弟弟等家人。田纪云副总理说：“王先生的行动，表达了炎黄子孙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共同愿望，是顺乎历史潮流之举。王先生这次回来定居，还实现了多年分离的家人团聚的宿愿，对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田纪云副总理指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实现通航、通邮、通商，进一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我们愿意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多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为和平统一祖国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关于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二人的何去何从问题，田纪云副总理公开表明了态度。他说：“我们主张海峡两岸实行‘三通’，有来有往，来去自由。我们将充分尊重他们本人的意愿。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是言行一致的。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光明磊落的，是合情合理的。” 大陆：冷静、平和、主动 一个星期过去了，台北这边仍旧保持缄默，未作任何反应。 5月11日，中国民航再次致电华航： 台北 中华航空公司 5月3日我局曾致电贵公司，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商谈波音747货机的处理问题，但至今未见答复，海峡两岸对此深表关切。 贵公司这架飞机的机长王锡爵先生希望在祖国大陆定居，董光兴、邱明志两位先生表示愿望回台湾。我们的态度十分明确：飞机、货物及愿回台湾的董光兴、邱明志两人都交回台湾，请贵公司派人来商谈并办理具体交接事宜。 我们早已申明，这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既然是交接，就应由当事双方直接地、负责地办妥交接事宜，以确保飞机和愿回台湾的人员安全返回台湾。 因此，请你们还是派人来商谈解决为好。不必经过第三者，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那么，你们认为什么地方合适，也可以提出来商量。 我们这一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是对贵公司的处境和困难作了充分考虑后提出的。如果贵公司仍不愿意来办理接收事宜，则人和货机之所以不能迅速返回台湾，责不在我，请贵公司三思。我们再次吁请贵公司速做出决断，并尽快答复我们。 中国民用航空局 大陆方面对这次事件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冷静、平和、主动；不利用这次事件刻意作政治宣传，但却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两岸人民盼望多年的“三通”的尝试；并希望借此打破“三不”僵局，从而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其实对华航来说，此事是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华航是民营的自负盈亏的公司，经济状况并不景气。华航仅有两架巨型货机，王锡爵驾走的这架是1980年以6000万美元从卢森堡航空公司购买的；再加上机上的货物，华航的经济损失也是相当大的。然而，这次大陆方面姿态高，愿意主动将机、货、人交回，华航公司当然很想要。无奈，台湾当局迟迟不发话，他们只能在心里暗暗焦急。 “不让第三者插手” “华航事件”发生后，我们可以说是做到了仁至义尽，把话说到家了。事件发生后，我们及时表明了立场和态度。飞机着陆的当天即以我民航名义，致电华航，阐明事件性质，邀请他们尽快派人来北京商谈有关人、机、货的处理。台湾方面极力避免与我正面接触，提出委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或国际红十字会等与我交涉。中央毫不含糊地坚持“不让第三者插手”。 5月11日，我方再次以民航局名义致电华航，重申这是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还明确表示，如果对方觉得不方便，也可以提出他们认为方便的地方来商量。 台湾方面对此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被迫于5月13日，通过香港太古集团常务董事姚刚先生向我方传话，表示愿意派人与我方在香港商谈。 中央指示，由杨斯德、中国民航总局局长胡逸洲、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许光建4位同志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在香港的谈判工作，并委杨斯德以最后决定权。 杨斯德，1921年10月出生，山东滕州市人。历任华东野战军13纵队联络部部长，陆军、空军师政委，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部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十三大、十四大代表。杨斯德有着丰富的谈判经验，曾在莱芜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有力地配合了我军作战，并取得胜利。1947年；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遭到严重挫折之后转为重点进攻。在华东战场上；蒋介石命欧震率5个军由南线沿陇海铁路向我华东首府临沂进攻；在北线命王耀武、李仙洲率3个军由胶济线向新泰莱芜方向进攻；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妄图与我决战；消灭我军。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采取“声南击北”的方针；决定在南面阻击敌人；声言要与敌人决战；同时隐蔽地运动部队至北线莱芜地区；利用内线工作策应我军作战；消灭敌李仙洲集团。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杨斯德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被秘密派至敌46军；任该军军长韩练成的秘书；在工作中利用这一内线关系；千方百计地策应我军作战；坚定灵活地完成了陈毅司令员交给的重要使命。
第一部分：震惊两岸的“华航事件” 第3节：穿过该部防区
早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初期，蒋介石就把李宗仁、白崇禧的46军由海南岛调至青岛待命。随后该军调至淄博，在李仙洲的统一指挥下向我鲁中解放区进攻。该军军长韩练成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与我党建立了联系，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当时为蒋介石所赏识，亦为李、白所接受，实际上是代表李宗仁、自崇禧利益的人物。该部队从进攻解放区开始就惧怕被我军消灭，极力保存实力，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一直不满，但对我了解不够，有一定戒心。杨斯德根据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及时向我方提供情报，作战中尽量迟滞、约束敌军的行动，干扰敌作战计划的实施，在我军包围了敌军后；促使韩练成放弃指挥，造成敌军大乱，策应我军彻底消灭敌人，取得莱芜战役大捷。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举行著名的淮海战役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这一战役中，我军共歼敌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使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暴露在我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为了夺取这一大决战的胜利；要求争取驻守在运河一线的国民党第3绥靖区原西北军冯治安部两个军起义。为此；华东军区领导派杨斯德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深入该部；以国民党少将高参的名义做掩护；协助爱国将领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策动该部的起义工作。在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 杨斯德在该部长期建立的工作关系和地下党员经过周密的部署；积极开展活动；克服各种困难；终于按照华野首长的意和规定的时间胜利地举行起义。 1948年11月8日，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国民党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该部1个军部3个半师共2。3万余人于徐州东北贾汪地区起义，让出了运河防守阵地，使我军得以迅速穿过该部防区，直下徐州以东包围黄伯韬兵团，切断正在西撤中的黄伯韬兵团与徐州之敌的联系，继而包围并歼灭了该兵团，顺利实现了我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企图。这次起义的成功，是我党对该部长期工作的结果，是华野领导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在强大的军事形势配合下，依靠政治争取取得的胜利，它对赢得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曾在致该部的贺电中称这次起义“极有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说它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 杨斯德一行于5月14日离京，15日上午抵达香港，旋即同先期抵港的张瑞普同志（中国民航香港公司经理）一道，向港澳工委的领导同志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同时迅速了解并掌握已得到的情况和反映，初步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当晚，参加会谈的中国民航另两名代表卢瑞龄、刘远落同志也赶到香港。 对于这次谈判的详细情况，杨斯德说： 鉴于台方迟迟不予答复，我们遂于15日下午，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明我方代表已抵港，随时准备与华航会晤，现正等待台方正式答复。 15日下午，姚刚再次以私人身份向我方传话，台湾方面同意会谈，不再通过电报或文件正式答复，并称华航有给“国泰”的委托信。为慎重起见，我方要了委托信复印件，让姚刚转告华航可以着手商谈，并提出会谈前，双方进行一次非正式接触的建议，被台方婉拒。相反，他们提出，会谈时可否让“国泰”派1人参加旁听，作为公证人。另外，请1名香港律师到场。这两项建议均被我方以不要第三者参与之理由拒绝，只答应会谈前可由“国泰”1名先生引见一下。 在会谈时间问题上，台方一度有意放风，说我方准备不足，欲拖延至19日开始。我们按照中央部署，认为我方代表已先期抵港，并且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拖延时间反而不利，遂断然决定17日为谈判日，迫台方接受。 至于会谈地点，台方建议在太古大厦举行。我们认为该地点第三者背景太浓，后协商改为深水湾乡村俱乐部。谈判双方各派3名代表、1名记录。双方同意对会谈地点保密。 5月16日，我们做了一天的准备工作：向中央发请示电；汇报会谈时间、地点的安排；台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