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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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联系，其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在与张学良分手25年之后，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仍然通过香港的种种关系设法为张学良隔海捎书。其中曲折还颇有神秘色彩。 1961 年 12 月 12 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旧部袍泽及亲友出席的宴会，以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在这次宴会上，周恩来回想起当年他在延安两次会晤张学良将军的往事，同时即席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席间许多和张学良一起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旧部和中共重要人士，听到周恩来的讲演都无不潸然泪下。特别是张学铭和张学思，对他们阔别多年的兄长张学良的怀念之情，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席间响起一片哭声。面对此情此景，更让周恩来思念仍在台湾秘密幽禁的张学良。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回想起张学良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该是1946 年春天。当时，张学良手书的密信系由东北元老莫德惠，奉蒋之命前往贵州息烽监狱探访张学良的时候，偷偷避开戴笠的耳目搞出来的。张学良在写给周恩来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余不尽一。弟良 于四月十九日。” 周恩来尽管国事繁重，日理万机，但他只要回想起当年在延安与西安时期和这位东北军少 帅的短暂接触，特别是想起囹圄中度日如年的张学良和写给他的信，仍然常常怅然落泪。思念之情， 与日俱增。张学良从息烽写出的最后一封信，正值周恩来为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奔走在重庆和延安之间。接到张学良的信后，周恩来曾多次利用公开场合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早日释放张、杨的严正吁请。可是，让周恩来深感难过的是，他纵然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殚精竭虑，然而由于蒋介石心如铁坚的囚张政策，时至今天， “西安事变”已然25个春秋，当年在延安和西安为抗日大计喋血共奋的张学良将军，却仍然幽居在天涯水陬，甚至与世隔绝。周恩来抚今追昔，一腔悲愤之情，无法控制。于是，周恩来总理决定亲笔给失去联系多年的张学良再写一封信。 可是 ，1961 年的海峡两岸虽然近在咫尺，给张学良捎信却比登天还难。这封重要的信件由谁才能送过国民党军队密封禁锢的台湾海峡，安全送到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张学良手中呢？这位信使就是朱湄筠。 朱湄筠何许人也，为何选中她呢？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读者，可能对“九一八事变”之初，广西诗人马君武先生所写的两首七律印象犹在。诗云：“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在马君武这首当年风行一时的打油诗中，无意中伤害了几个无辜的人，其中除电影演员蝴蝶外，就有赵四小姐和朱五小姐。赵四早为世人所知，她就是后来与张学良相伴50 多年的红粉知己赵一荻女士；而朱五则鲜为人知。所谓朱五，即朱湄筠女士。 关于朱湄筠和当年在报刊上发表此诗的马君武，在张学良生前对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的时候，曾有如下说法，他说：“我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了，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这个朱五是谁呢？朱五就是朱启钤的五小姐，她是我秘书朱光沐的太太。他俩结婚的时候，是我给他们主婚。她小的时候，我就认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她的四姐还嫁给了我的一位副官。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朱五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有跟她开过一句玩笑。” 张学良的这番话，意在为他和朱湄筠没有马君武在诗中所指的暧昧关东作出澄清。但是，同时他也证实了与朱湄筠女士的正常交往和亲族关系。张学良在口述中直言了对朱湄筠的好感，特别欣赏的是朱湄筠果敢和泼辣的性格。张学良说：“朱五跟我现在的太太（指赵一荻）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们都是天津女子中学的学生。朱五调皮得很，有一回在香港的宴会上，马君武也坐在那里，朱五就拿着个酒杯走了过去，说：‘马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我谢谢你了，你把我变成名人了！´；马君武抬头一看，朱五就站在自己面前，惊得他拔腿就走。”张学良的一席话，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出身豪门，又心地豁达的女人。 朱湄筠出生在天津，从小喜欢英文，学业斐然。其父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部长和国务院总理。朱湄筠是朱氏家族的第五位姑娘，所以人称朱五小姐。抗菌素战胜利前，她和丈夫朱光沐一直在香港从事营救张学良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她们的营救毫无效果。应该说明的是， 朱湄筠与张学良素有家族渊源，首先是她的姐姐朱洛筠，后来便成为了张学良同父异母胞弟张学铭的妻子（全国政协委员），而她本人青年时期在天津华西女中就读时，又是张学良夫人赵一荻的同班学友。正由于朱湄筠和张学良有上述诸种因缘，所以，她后来才成为周恩来及中央有关部门重点考虑的传信入选。
第七部分：邓颖超当“对台小组组长”的日子第33节：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中央有关部门把朱湄筠女士在香港定居的近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遂同意直接派人去香港，设法与朱湄筠取得联系。 行前，朱启钤先生（前北洋政府高官，时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朱湄筠的生父），已向有关部门提供了他的亲笔信和朱湄筠女士在港地址。当朱湄筠获悉周恩来总理有与张学良通信的动念后， 十分感动。她虽然身居香港，却对祖国大陆寄予深情，特别是乃父朱启钤晚年在京多受周恩来和政府的厚遇，尤让朱湄筠感激不已，这时朱光沐已经病故，但朱湄筠的许多亲友仍在台湾，所以她当即答应一定遵照周总理指示，亲自前往台湾转交密信。这时，周恩来才动笔写了一封经过深思熟虑的信件。信的内容很简单，只有16个字，但饱含深意。即“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在这封既无收信人名号，也没有地址的信上，周恩来总理鉴于当时台湾当局对张学良严加监禁的情势，他本人也没有任何署名，但是，由于张学良从前多次和周恩来有过书函往来，所以他肯定熟悉周恩来那风格特殊的毛笔字。经过周恩来反复思考推敲写下的16个字，其深切含意相信定会让幽禁中的张学良既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本人对他的关怀，同时也会鼓舞张学良在艰难环境中的斗志。 周恩来考虑到张氏家族在大陆的成员，数十年来也无时不思念在台羁押的张学良，尤其是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和虽不同母但感情至深的海军副司令员张学思，也都对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哥日思夜想。于是周恩来决定张学铭和张学思也可给大哥各写信一封，一并通过在香港的朱湄筠女士秘密送往台湾。 朱湄筠接到这三封信件以后，把它们小心密封在一只精致糖果盒的底层。然后正式向台湾方面申请赴台探亲。当时台湾当局对香港居民赴台探亲也同样采取了严格的审查制度，意在担心有少数“匪谍”潜入台岛。由于进岛的人数控制严格，申请探亲者至少要有两人以上作保，方可办理手续。尽管如此， 朱湄筠仍在台湾亲友们的鼎力相助下，于1962 年4月，得以从香港飞入台岛。 她到台北后，才发现蒋介石那时尽管在名义上给张学良以“自由”，可是，如果她想走进张学良在北投复兴岗70号的住宅，关卡重重，特务密布，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她发现张学良的自由十分有限，身边至少有一个连的便衣担任“保护”。如果一位从香港到台的女客去面见张学良，事先必须得到台湾情治部门的批准才可放行。至于张学良每周必去台北士林教堂做礼拜的传闻，经朱湄筠到台后的了解，确认乃是实情。但士林地区历来为蒋氏家族居住地，平日去凯歌教堂听《圣经》的，除蒋家人外便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像朱湄筠这样从香港来台探亲的人是决然不得随便进入士林地区的，更休想利用听经的机会，把周恩来和两位弟弟的信函转交给张氏本人。朱湄筠知道如果万一发生意外，必然凶多吉少，弄不好甚至会危及张学良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朱湄筠女士没有气馁，她决心在台北住下来，慢慢等待时机。 一直到当年10月，深秋已至，朱湄筠等盼得心焦火急，因她知道如继续在台湾久留，必然会引起台湾情治机关的注意。幸好当年10月10日张学良有一次公开活动，朱湄筠即通过从前在天津结识的黄仁霖（张学良至友、宋美龄的大管家），把她从香港带至台北的一盒糖果，转交给当时住在董显光（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基督老师，国民党前驻美国大使）家里的张学良夫妇。黄仁霖不知这盒高级糖果内的玄机，不费吹灰之力就安全送到董家。至此，周恩来总理和张学铭、张学思的三封信才辗转送到张学良手里。 周恩来自这三封信送至朱湄筠手中后，始终挂念转信的情况。当年年底，中央有关部门才把朱湄筠女士转信的具体情况上报，上报材料这样写道： “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这里指我方之意，亦即周恩来的信件）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在望，后会可期’几句话亦已带到。张现住董显光家中，仅获有限度的自由……” 自此，周恩来的心愿通过朱湄筠的努力得以实现了，为公为私，朱湄筠女士都功不可没。晚年的朱湄筠从香港随子女移居加拿大，张学良1991年飞往美国夏威夷定居以后，她才得以与张学良及夫人赵一荻见面。
第七部分：邓颖超当“对台小组组长”的日子第34节：数十年海天遥隔 想望之情
第八部分： 特赦战犯始末第35节：“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特赦”，曾经一度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名词，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引起过巨大反响。到了1975年，所有战犯，包括美蒋特务和特务船船员全部被特赦释放，至此，中国再无战犯。原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刘小萍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令人难以释怀，耐人回味。 刘小萍，1930年1月生，山东日照人。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南下，先后在上海市贸易总公司接收科、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人事处工作。1950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市商业局和中央华东统战部工作。1955年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处秘书、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92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特邀顾问。曾经是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刘小萍拿出历次特赦战犯的名册，小心翼翼地翻看着每一本，详细地介绍每次特赦战犯的具体情况： 从1959年到1975年，共分7批特赦战犯。全部战犯共为856名，“文化大革命”前特赦了6批，共296名，其中蒋帮战犯263名（将级：113名，校级：119名，党政：23名，特务：8名；）伪蒙战犯5名；伪满战犯28名。占战犯总数856名的34。5％，除1960年和1965年没有特赦外，基本上是每年特赦1批。第7批是1975年，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共293名。这样，7批特赦战犯共589名。还有267名战犯是刑满释放、到了年龄而自然死亡和25名弄错了的起义投诚人员。 第1批是1959年12月，特赦了33名。其中蒋帮战犯30名（将级：16名，校级：9名，党政：4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2名。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陈长捷等。 第2批是1960年11月，特赦了50名。其中蒋帮战犯45名（将级：13名，校级：26名，党政：5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李仙洲、范汉杰、罗历戎等。 第3批是1961年11月，特赦了68名。其中蒋帮战犯61名（将级：27名，校级：28名，党政：4名，特务：2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7名。包括廖耀湘、林伟俦、何文鼎、孙楚等。 第4批是1963年4月，特赦了35名。其中蒋帮战犯30名（将级：17名，校级：11名，党政：1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康泽、孙渡、严翊等。 第5批是1964年12月，特赦了53名。其中蒋帮战犯45名（将级：20名，校级：23名，党政：2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7名。包括王陵基、王靖宇等。 第6批是1966年4月，特赦了57名。其中蒋帮战犯52名（将级：20名，校级：22名，党政：7名，特务：3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方靖、孔庆桂等。 第7批是1975年3月，特赦了293名。其中蒋帮战犯219名，党政21名，特务50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2名。 “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争罪犯；当时正在全国各地监狱关押和改造。 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发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作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初步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已提前完成；政治、经济出现空前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看；他们虽多是有过重大罪恶；但一般高高在上；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那样；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再说；经过几年的关押改造；他们之中的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将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反动分子；同时有助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将会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中共中央在向党、政、军、群等系统征求意见的同时也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进行政治协商。3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政协常委二届十九次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作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题报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发言；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说：“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第八部分： 特赦战犯始末第36节：“改恶从善”，一视同仁
会议对这个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