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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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廖承志致蒋经国信的幕后故事 第7节： 蒋经国：“时代在变，潮流在变”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廖承志之母何香凝出任第一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员。“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７８年，华侨事务委员会恢复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廖承志受中央之命出任主任。 由这层家族关系，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的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与蒋经国同时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同学中，还有一批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林祖涵、乌兰夫等。此时，廖承志站出来写信，从个人角度，显示了廖家的大度，杀父之仇是上辈人的事，可以暂时不论，民族大义却是不可隐藏的，此情此意多么宏阔啊！廖承志此信写得是文采焕然，古风扑面，温润感人，措辞遣句丝丝入扣，滴水不漏，确实令人印象极深。在新中国成立30多年，白话文一统天下之时，廖承志的这篇文言文公开信，对于还屡屡使用文言文的台湾，无异有着较强的亲和力，成为特殊年代沟通海峡两岸的特殊文字力量。不仅如此，廖承志的行文不仅展现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以同窗兄长的口吻对蒋经国鼓励和劝慰，甚至训斥，有相当的不可替代的私谊力量。 当然，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虽是以个人名义，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共中央。国家统一，是中国历代政府的大要，是中国百姓的恒愿。现今，大陆进入规整时期，台湾问题便摆上桌面了。是时，廖承志负责台港澳事务，深感责任重大。听了邓颖超的意见，他感到现在出面，利用自己与蒋家的世交，采取各种形式先与台湾当局沟通，为日后两党坐下来商讨统一之事创造条件是切实可行的。 邓颖超与廖承志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的“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极为感人，又道理铿锵，这都是邓颖超的妙笔。正是在邓颖超领导的有情有义的对台工作步骤之下，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终于放弃了“三不”政策，开放了对祖国大陆的探亲旅游，迈出了打破两岸阻隔的第一步。 蒋经国：“时代在变，潮流在变” 蒋经国主政的台湾当局，在与祖国大陆的沟通上立场极为顽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统战的诡秘伎俩”，一心一意地推行“三不政策”。 廖承志的公开封信转到了蒋经国手中，蒋经国戴着老花镜，读着廖承志这封言真意切，感人肺腑的信。蒋经国读了此信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他是否也受到感动？或是内心深处受到了某种触动，也不得而知。不过，据说，蒋经国看毕默不作声，不置可否。尽管如此，蒋经国还是思考着怎样回复这封信。“来而不往非礼也”，蒋经国不能默不作声，他要公开表明台湾当局坚硬的立场，以表明台湾当局对中共“统战阴谋”的一贯回绝态度。于是，经蒋经国授意，台湾当局搬出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说，“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这封信自然是纠葛在国民党失败情绪中难以自拔，并借机恶毒攻击祖国大陆。 宋美龄的回信可以说是恶气充盈，但尽管表面上如此，实际上蒋经国在考虑着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了，他认识到“时代在变，潮流在变”，他的密使已经启程赶赴北京了。尽管联系松松淡淡，交流言不及义，迟迟不入正题。但到了１９８５年，蒋经国已是满身病痛，与隔绝大陆的联系就更急迫了。当时，由于发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台湾的国际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陆方面，由于邓小平复出后坚决推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热浪逼人，吸引了世界的资金向大陆迸流，邓小平本人也连续两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在台湾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由此，蒋经国认识到，不能不加快台湾的改革步伐。于是就有了１９８６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包括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国会”全面改造，党务革新，加强社会治安等多项重大决策。 自廖承志公开信之后，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这个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黄埔第17期毕业生，已经三度北上。沈诚在国民党得势大陆的年代，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担任蒋经国随从参谋，是一位退役少将，他奉蒋经国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义，进出祖国大陆，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特别是最后一次，他得到了蒋经国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的沟通。因此，他得到了会晤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宝贵机会。1987年3月19日，他返回台北，将一封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信函亲手交到蒋经国手上。6天之后，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蒋经国对杨尚昆的信一番反复研读之后，在慈湖书房召见沈诚时说，他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也就是在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宣布开放对大陆探亲以及解除戒严。12月7日，蒋经国对沈诚说，一月初将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
第二部分：廖承志致蒋经国信的幕后故事 第8节： 走一条统一之路
从廖承志的公开信，到杨尚昆的密信，再到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开始了国共两党的重新走向接近，然而，历史往往在出乎人们设想的轨道上拐弯，意料之外的事不幸发生了。1988年1月8日，蒋经国突然咯血逝世，蒋经国准备与大陆联系沟通的计划也就随蒋经国的去世而无法实施了。 在蒋经国去世之前，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他有四点计划，可谓有功有过，但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的思路是，要稳定台湾，就不可回避地必须与大陆开始接触，建立走向统一的态势。第一点是民主化，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全面选举，包括直选所谓的“总统”；第二点是本土化，为了减少与台湾本土居民的矛盾，他考虑到外省人垄断“政权”的时代必将结束，他的想法是对的，但在选人上他看走了眼，扶植了一个后来搞分裂出卖了国民党的土生土长的农经专家李登辉来担任“副总统”，成为他的接班人；第三点是作为“完成前两点的关键”，必须继续提倡民生主义，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他清楚，不提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国民党就无法继续掌握政权；第四点也是震撼性的，要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可见，前三点是为了稳定台湾，而稳定台湾的最后结果是第四点，也是目的。 蒋氏父子不管如何顽固，对于一个中国，他们没有丝毫动摇过，他们只承认国共兄弟之争，尽管血雨腥风，也决不允许国家分裂。蒋经国也许在生命最后的晕迷中已经回光返照地明白，台湾与大陆的隔断，必将断送国民党本身在台湾的应有生命力和法统合理性。所以，必须最终与大陆走在一起，走一条统一之路。 然而，政治走向与领导人的生老病死竟是如此关系重大，蒋经国回应大陆毕竟太迟缓了，最后的决策也太晚了。他的死来得非常突然，但并非出乎意料之外。他身患严重的糖尿病，数次眼底出血失明，晕厥倒地，但他非常好吃，对糖尿病来说是足以致命的食品，他无所顾忌地照吃不误，还喜欢开怀畅饮，他对劝阻的医生说，“吃不吃是我的事，把血糖降下来是你们医生的事。”就这样，他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了，但蒋经国本人毫无知觉，自以为身体完全可以撑得下去，在病逝之前，他一方面马不停蹄地准备国民党十三全会的人事案；另一方面与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密商对大陆政策的改变。 廖承志公开信发表之后5年，一个突出的回应是蒋经国终于开放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这是蒋经国晚年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在岛内，大陆籍人士大都是国民党1949年退缩台湾的军政人员，他们一代而亡的危险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的后代不得回大陆，就只有向四海走散，留在台湾的并不多，就是留在台湾的，也日渐本土化，失去了与大陆的气息相应，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传统势力日渐凋零，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已不可避免；晚年的蒋经国，在大陆发出的强有力统一声音和台湾岛内党外运动的呼声及在“台独”声浪的夹击之下，感到形势严峻，不能不考虑与大陆的联系了。因为对于一贯坚持“中国必须统一”的蒋经国和去台的老一代国民党统治集团来说，台湾今后将往何处去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严肃课题，蒋经国作出了有限度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重大决策。分两步实行，第一步是自1987年7月28日起，解除赴港澳观光限制，允许台湾民众以港澳为出境第一站；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许民众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外，凡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从而迈出了台湾当局调整大陆政策的可喜步伐。此后，台湾当局又逐渐开放大陆非政治性出版物的进口和翻印，有限度开放大陆中药材和农产品的进口，放宽对两岸通邮和经贸往来的限制。 海峡毕竟有了春水涌动。作为对台湾当局的善意回应，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部门立即发表谈话表示欢迎，保证台胞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和照顾，并进一步敦促台湾当局取消不合理的限制，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布了对台胞来大陆的接待办法。祖国大陆各地相继建立了台胞接待站。 这样，以廖承志公开信为切入点，在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政策的推动下，经过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海峡两岸持续了38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了。
第三部分： 贾亦斌与蒋经国的恩怨情仇 第9节： 蒋经国为贾亦斌主持婚礼
蒋经国曾主动为贾亦斌与谭吟瑞的婚事操劳，为他们当证婚人，并负责主持他们的婚礼。 谭吟瑞还是名人之后，她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孙女儿。贾亦斌是经同事徐思贤的介绍认识她的。蒋经国知道贾亦斌要与他素来敬仰的谭嗣同烈士的后代结婚，很是高兴。本来贾亦斌准备婚事简办，并没有把举行婚礼的事告诉他。后来，蒋经国主动找到贾亦斌，在办公室当着众人面对贾亦斌说：“你们结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接着又说：“这样吧，我来为你们作证婚人，你们的婚礼事宜，也一应由我们机关来筹办，不用你们自己操心了。”这话一出，简直就是命令，同事们都很热情地为他们操办婚礼而忙碌起来。 贾亦斌回忆道：婚礼那天，蒋经国、徐思贤、郑果、徐恒瀛等和青年军管理处的全体人员百余人全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蒋经国以主婚人的身份发表了讲话，态度亲切而又极为幽默，博得全场的阵阵掌声和欢笑声。我当时比较兴奋而又紧张，事隔多年，竟然怎么也回想不起他当晚讲话的内容，只是当时欢乐、热闹的情景还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像昨天一样鲜活生动。这样的婚礼，可真是别有情趣，在当时的条件下也算不容易了。 婚后，蒋经国又派了一辆吉普车将贾亦斌夫妇俩送到北碚温泉度蜜月。第二天，重庆的《大公报》、《和平日报》还报道了贾亦斌结婚的事。同事们都认为，贾亦斌的婚礼得到了蒋经国如此重视，是难得的荣耀，因而表现出对贾亦斌异乎寻常的尊重。贾亦斌也觉得蒋经国确实对他厚爱，也因此对蒋经国非常感激。 一个月的蜜月刚过了一星期，彭位仁就派司机接贾亦斌夫妇俩回重庆。原来，国民政府要还都南京，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正筹备改组工作，事务非常繁忙。贾亦斌一回重庆，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并筹建国防部。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裁撤军事委员会及其下属各部，并在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6月1日，国防部在南京正式成立，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此时亦奉命撤销，该处的三位副处长各自承担不同任务：彭位仁负责筹建国防部监察局；邓文仪负责筹建国防部新闻局（仿美国体制，后改为政工局）；蒋经国负责筹建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后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要贾亦斌帮他筹建，同时要求贾亦斌对青年军的复员工作做一次全面检讨，以总结经验。就这样，中断了贾亦斌度蜜月。1946年7月，贾亦斌先飞南京。 一个月后，贾亦斌夫人谭吟瑞也随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办公厅主任戴奇之等人同机来南京。第二年（1947年）6月1日，贾亦斌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蒋经国知道后，当即向贾亦斌道喜，并特派人送来50元礼券，以示祝贺。 没过多久，贾亦斌接母亲来南京带孩子。那时，南京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贾亦斌一家人的生活始终很清苦。贾亦斌的一个堂哥贾肇先曾来他家住了几个星期，当时贾亦斌的生活很艰苦，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他。他回家后常对人说，在亦斌那里简直饿得发慌，没有东西吃，菜里放几片肉，薄得像纸一样，风都吹得起来。可见贾亦斌的生活之清苦。 蒋经国见贾亦斌生活太拮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