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常蝗∠舜舐轿巴耆角钡木龆ǎ欢粤桨蹲诿骋资敌小安桓缮妗闭摺６庖荒辍盎绞录钡脑猜饩觯挚袅肆桨豆俜教概械南壤！ 〉搅�1987年，蒋经国更是排除种种阻力，采取了开放探亲、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等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之举，显示出他在晚年力图“对历史和民族作一番交代”的祈求。 贾亦斌看到蒋经国做出一系列缓和两岸对立，有利民族统一的举措，由衷欣喜。贾回想起自己与蒋经国的恩恩怨怨，更企盼能在统一的民族大旗下，和蒋经国再度携手于一途。 就在同年5月，贾亦斌陪同台湾访美学者陈学明博士，游览溪口蒋氏故里。在蒋介石母亲王采玉、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墓地，贾亦斌不无感慨地对陈博士说：“希望经国先生回家祭扫祖墓，以尽人子之情。”贾亦斌还特意在起义前同蒋经国见面的丰镐房会客室，在蒋经国手书的“以血洗血”石碑前留影，并赋诗一首：“喜逢旧地又重游，浮想联翩夜不休。共赏京昆武岭校，同商调遣丰镐楼。后凋松柏干犹盛，洗血石碑泪直流。但愿妙高台再会，私情公谊话从头。” 照片和诗作，都由陈博士带回美国，并通过关系转交给了蒋经国。后有人传来话说：蒋经国看到了照片和诗作时，心情颇佳。 蒋经国派人北京见贾亦斌 此后不久，一位受蒋经国之托的人秘密来大陆。他既是蒋经国的部下，同时也是贾亦斌的部下。他找到贾亦斌，问了贾亦斌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陆对和谈有没有诚意？第二个问题是你可不可以沟通？ 对于第一个问题，贾亦斌回答说：“确有诚意。”并请来人回去后转告蒋经国。贾亦斌还分析原因有三：第一，50年代初，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很明显是要以武力解决。后来，讲祖国统一有两种方式，一是武力，还有一种就是和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政策，和平统一放在了前面，而且申明武力只在万不得已如“台湾独立”或外国入侵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 第二，你也许注意到了，大陆明确了今后要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我们一直在为争取一个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而努力，怎么会在自家海峡两岸搞冲突呢？我们怎么可能一边打仗，一边搞建设呢？ 第三，如果我们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那就要渡海作战。现代的渡海作战，必定要动用现代化的、杀伤力极强的武器。不仅台湾变成一片焦土，而且临近台湾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是大陆经济发达区域，一旦台海战争爆发，这一带必然要遭到严重破坏。虽然统一了，但代价巨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实为上策。 至于第二个问题，贾亦斌明白来人说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贾亦斌与蒋经国原本感情很好，可以说是相当好的朋友。但贾亦斌起义后，蒋经国欲去贾亦斌而后快，所以怕贾亦斌记仇；二是不知道贾有没有这个能力跟上层传话。因此，贾亦斌说：“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大局，我会从大局出发，不会计较个人恩怨，何况经国先生对我还是恩大于怨。”至于有没有条件去沟通，我说：“我这个人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老实、不讲假话，因而有一些朋友，应该可以沟通。” 贾亦斌也反问来人，“经国先生有没有诚意”？来人回答：“经国先生有诚意。”贾亦斌再问，“诚意表现在什么地方”？来人说：“一是美国人在压经国先生，想把他换掉。美国人觉得他不太听话，美国“抑蒋换马”的念头长年不散，蒋经国与美国的矛盾始终不得缓解。近几年，美国一直暗助台湾党外势力围攻国民党，逼蒋经国放权。二是台湾内部也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如老兵要求返回大陆探亲的呼声越来越高，台北、台中闹得很凶，老兵们上街游行。蒋先生说：‘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离乡背井那么多年，我怎好强压他们的请求呢？’这些都需要同大陆接触，所以蒋先生确有诚意，是认真的。”
第三部分： 贾亦斌与蒋经国的恩怨情仇 第16节：“尚有余篇惜未成”
贾亦斌将这些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中央领导同志还请来人带去一封给蒋经国的信，信中表示希望“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可惜就在蒋经国准备派重要代表再谈判时，却不幸于1988年1月14日在台北病逝。噩耗传来，在大陆的原经国先生部属和旧友，无不为之震惊和悲痛。贾亦斌于次日致电蒋经国治丧委员会，表示深切哀悼。唁电中写道： “惊闻经国仁兄不幸逝世，悲痛莫名。回首当年，辱承吾兄知遇，屡委重任，是所难忘。抗战期间，吾兄深怀国恨家仇，毅然带头参加青年军，主持政治工作，竭尽心力。去台以后，吾兄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近又作出开放台胞到大陆探亲之决策，此皆国人所称道者也。而今统一大业尚待海峡两岸共同努力完成之时，不意吾兄与世长辞。溪口一别，竟成永诀，于公于私，均甚痛惜。特电悼唁，尚望方良女士和其他家属节哀。” 贾亦斌感叹道：“蒋经国的去世很可惜，他为推进祖国统一做出了实际努力，突破了昔日蒋介石设置的禁忌，这是非常难得的。”贾亦斌始终怀疑，为什么一切正朝着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时，蒋经国却突然“病故”，而此前他的身体状况基本稳定，没有一点征兆，而且死的时候七孔流血。当时有人对蒋经国的死因可疑，台湾曾出过一本小册子——《蒋经国死亡之谜》，贾亦斌也有同感。蒋经国的猝然去世，对原本发展势头较好的两岸关系是非常不利的。贾亦斌深为痛惜。回顾贾亦斌与蒋经国将近40多年的交往，始以反帝御侮而合，中以政见不同而分，终以和平统一而合。分合之际，演绎出贾亦斌与蒋经国一生的恩怨情仇。贾亦斌与经国先生，公谊为重，私情难忘，曾殷切希望他能在晚年为祖国统一作出历史性的贡献。然而天不遂人愿，经国先生在两岸关系出现重大转折时不幸去世，怎能不为之痛惜！悲痛之中，贾亦斌当时写下了《哭经国兄》一诗，表达了他对蒋经国的深切怀念和哀思。诗云：“萍水相逢知遇深，骤闻噩耗泪沾襟。难忘报国从军志，时忆轸民建设心。开放探亲赢盛誉，严防‘台独’最伤神。知兄此去留遗憾，尚有余篇惜未成！”
第四部分： 何振梁见证两岸体育交往的台前幕后第17节：来之不易的名古屋决议
何振梁，一个注定与奥林匹克结缘的人。他曾经积极争取国际奥委会支持、了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宣传中国，经过中国人民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终于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他曾经为台湾参加北京举办的亚运会而与台北奥委会进行谈判，并签订两岸体育界的第一个书面协议，使两岸交流从此更加热络起来；他曾经为北京两次申奥而殚精竭虑，深受人们称赞。还有曾被媒体一度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一票之谜”，更是被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个中曲折，且看何振梁娓娓道来。 何振梁，原国家体委副主任；曾经是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现为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国际奥委会执委及国际奥委会文化与奥林匹克教育委员会主席。 来之不易的名古屋决议 1954年5月，国际奥委会第50次雅典全会上，以23票对21票通过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中国奥委会。同时，台湾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但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却未经全会讨论，悄悄地把台湾的奥委会以“中华民国”名义列入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里，力图在国际体育组织中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此后，我们为恢复中国的合法地位、反对国际体育组织的错误做法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于1958年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根据《告台湾同胞书》的基本精神，中央批准了在国际组织中对台湾的新方针，把蒋帮的提法改为台湾当局，驱蒋的提法改为撤销台湾当局会籍或会员资格。在一些非政府性国际机构内，除了全国性席位由我有关部门机构占有外，根据有关国际组织章程的不同规定，可以允许台湾非政府机构作为我有关机构的分支参加，或允许其作为非全国性机构参加，名称可以是“中国X机构台湾分会”或“中国台湾X机构”，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冠以“ROC”（中华民国）或单独用台湾名义。 新的方针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打开长期未能解决的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的僵局开辟了道路。在过去多年的工作基础上，在国际奥委会内一些朋友的热心帮助下，经过会内外的大量工作，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并通过了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即名古屋决议。其内容如下：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委会决议（1979年10月25日于名古屋）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名称：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歌和旗。提交并经执委会批准的会徽。 章程：符合规定。 位于台北的委员会： 名称：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并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 章程：须于1980年1月1日前进行修改，以符合国际奥委会章程。 国际奥委会将执委会名古屋决议交委员们通讯表决，获绝大多数同意。中国终于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台湾方面在经过1年多的抗拒之后，最终不得不接受决议中规定的条件。1982年，台湾方面申请加入亚奥理事会。但是他们既想进去，又不想按名古屋决议办。亚奥理事会没有同意他们的申请。 1986年，台湾又提出参加亚奥理事会的申请，并表示同意按奥林匹克模式入会。我们认为只要台湾严格遵守国际奥委会的名古屋决议，就可以同意台湾加入亚奥理事会，并欢迎台湾地区派出运动员参加北京的亚运会。后来，台湾的入会申请顺利通过。 萨马兰奇的倡议 对国际体育领域里的政治问题有着特殊嗅觉和兴趣的萨马兰奇，1987年5月突然倡议，由他出面邀请海峡两岸的运动员共同参加由他提供奖杯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杯”比赛，地点可首先在中国大陆，第二届在台湾。当年，萨马兰奇是在国际奥委会伊斯坦布尔全会期间向何振梁提出这个倡议的。他说，提这个倡议的目的是推动海峡两岸的体育交往，以此作为台湾运动员去北京参加亚运会的第一步。萨马兰奇征求何振梁的意见。由于这事突然又特别重要，何振梁只原则性地回答说：“倡议如能实现，将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体委同意萨马兰奇的倡议，有关部门也认为是件好事，应大力促成。于是，中国奥委会答复萨：“支持你的倡议，比赛地点可以同意轮流在海峡两岸进行，比赛项目可以进一步商议。” 对于台湾来说，这个倡议却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他们既不能拒绝，又不便接受。他们认为，目前两岸运动员直接比赛尚不具备条件，但同意在第三地并有第三队的情况下进行此赛。萨马兰奇于是建议1988年5月在香港进行有我们和中国台北及香港队参加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杯”乒乓球比赛。我们立即表示同意。 1988年2月15日，萨马兰奇邀请何振梁、台湾的徐亨和刚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吴经国商谈“主席杯”比赛事，徐亨借口已去外地而不来参加。会上，萨马兰奇开门见山，建议“主席杯”比赛在香港举行，时间定在6、7月间，项目为男子排球及乒乓球男、女单打，分两天赛完。萨马兰奇除自己出席外，还邀请国际排联和国际乒联的主席及祖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奥委会出席，三地均用国际奥委会批准的名称和旗、歌。何振梁表示赞成，吴经国则希望7月以后再作商议。萨坚持原议，并指出：“如果比赛成功，将更有利于台湾方面参加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为了台湾加入亚奥理事会，国际奥委会帮了不少忙，如果台湾方面不参加，抵制1990年亚运会，将很不好。”
第四部分： 何振梁见证两岸体育交往的台前幕后第18节：签订两岸第一个书面协议
同年12月，何振梁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地区）奥委会大会，台湾的徐亨和吴经国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应徐、吴二人的要求，何振梁同他们会晤。会晤时吴经国提出，希望澳门和新加坡也参加“主席杯”比赛。显然，台湾方面的这个意见是想改变“主席杯”原来为海峡两岸的特殊情况而举办的宗旨。何振梁说“对澳门来参加，我们没有异议，但从体育上讲，澳门没有可以跟海峡两岸相等水平进行竞争的项目。但请新加坡参加就不妥了，虽然新加坡是由华人为主组成的社会，但它是个独立国家，不宜邀请。”何振梁当场就把新加坡问题给否了。 第二天，应萨马兰奇主席的邀请，何振梁和屠铭德、台湾的徐亨和吴经国、香港的沙理士和杨骏骧在萨马兰奇住处商谈“主席杯”事宜。萨马兰奇同意何振梁关于不邀请新加坡的意见。大家商定于1989年4月7日至10日在香港举行。只举行乒乓球比赛，设哪几个小项目待与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商定。原拟排球比赛暂缓。第二年4月比赛结束时宣布第二届比赛在何地何时举行。原则上是每两年一次，轮流在三地举行。后来，由于1989年4月6日，中国奥委会与中国台北奥委会已经谈妥并签署了书面协议，台湾地区将正式派团来北京参加亚洲运动会，“主席杯赛”已无必要，就此搁置了下来。 签订两岸第一个书面协议 1989年4月6日，何振梁作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同中国台北奥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庆华，签署了关于台湾地区体育团队来大陆参加国际比赛的协议，这是海峡两岸体育界之间的第一个书面协议。 根据国际奥委会名古屋决议，会址在台北的奥委会只能是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用英文写的），旗和歌都与他们过去使用的不同。 对于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的中文译文，我们习惯于译成中国台北奥委会，这也顺理成章，台湾却把它译成中华台北奥委会。长期以来，对这个中文名称一直是各说各的。在第三国参加国际比赛时，因只用英文名称，不存在中文译名问题，而在用汉字表达地名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则使用这些国家本身的字母，将Chinese Taipei的发音拼写出来，代替汉字译名问题，但是在北京举办亚运会，无法避开中文名称问题。于是，如何翻译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这一名称，成为双方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1988年9月，第24届奥运会在韩国汉城举行。我们和台湾地区的体育代表团都参加了。来自台湾的一些记者围住何振梁问，“大陆是否可以同意台方以‘中华台北’名义参加北京亚运会？”何振梁回答说：“我们欢迎台湾同胞按国际奥委会的决议规定来北京参加第十一届亚运会，为什么台湾方面要以‘中华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