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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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说：“我们欢迎台湾同胞按国际奥委会的决议规定来北京参加第十一届亚运会，为什么台湾方面要以‘中华台北’这一名称作为前提条件？”何振梁反问记者：“你们能否告诉我‘中华’和‘中国’的区别何在？”台湾记者语塞。显然，台方是通过记者来试探我们的态度。　　　　12月，在维也纳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和各国奥委会大会期间，国际奥委会台北名誉委员徐亨和委员吴经国向何振梁提出，希望私下谈一谈。过去同他们见面时，只是寒暄一下，没有认真交谈过。12月7日晚，双方举行了第一次面对面的单独会晤。　　　　寒暄后，吴经国提出，他们愿意派队参加北京亚运会，但要用“中华台北”的名称。何振梁指出，“‘中国台北’的译法是顺理成章的。我不理解为什么台湾有些人反对用‘中国台北’，究竟‘中国台北’和‘中华台北’区别何在？”双方争论不下，并商定于1989年1月18日在香港会面。　　　　1月18日，何振梁和屠铭德与徐亨和吴经国在香港再次会晤。这期间，由于台湾当局着意进行所谓“弹性外交”。我们决定先看一看再说，暂不松口。这次是两岸奥委会代表正式会晤，吴经国等因为怕台湾情况多变，日后变卦不好说，专门拿了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的书面委托书。会晤在文华酒店何振梁的住房进行。　　　　何振梁主动把话题转入1988年12月在维也纳双方谈及的台方使用什么译名参加亚运会问题。何振梁指出，由于台方不断有政界要人强调以接受“中华台北”名称为前来北京参加亚运会等国际比赛的前提条件，使问题复杂化。目前已不是如何翻译Chinese　　TaiPei的技术问题，而变成了政治问题了。尤其是近来台湾当局推行“弹性外交”，更使我们对台方坚持以此为前提条件的意图提出疑问。所以，现在不能同意他们用“中华台北”。　　　　关于何振梁的这番话，徐亨和吴经国一再表示可惜，说他们将难以派队来大陆。徐亨还表示，他多次告诫那些人不要乱说话，言多必有失，这类事双方悄悄地谈，容易解决得多。　　　　这以后，双方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各自不断地进行研究。台湾方面的分歧很大，有坚持原来意见的，也有认为可以不坚持“中华台北”的名称的。他们传话过来说，大陆是老大哥，照顾一下小弟弟的困难。　　　　３月８日，我们向报界透露，“在严格遵守国际奥委会的前提下，有关参赛的技术性问题，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经过磋商，不难解决。相信两岸之间的体育交往，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年将有新的突破。”　　　　台湾方面立即理解了这一信息，认为有可能达成某种协议。这时，台湾方面传来消息说，如果在台湾队参赛的名称上能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台北奥委会的秘书长李庆华愿意来同我们正式会谈。当时，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来回传递消息的人是当过台湾体育总会的副秘书长齐剑洪的儿子齐伟超。齐伟超在香港做生意，来往大陆和台湾，所以两边都接得上话。


第四部分：　何振梁见证两岸体育交往的台前幕后第19节：哪有先承诺再商谈的

　　　　３月９日，何振梁约见齐氏父子，约李庆华同吴经国一起来香港商谈。齐伟超问何振梁能否承诺同意台方的要求。何振梁说：“哪有先承诺再商谈的？承诺了就不必再商谈了。谈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３月１５日，何振梁与中国奥委会的正副秘书长魏纪中、屠铭德到了香港。１６日晚，齐伟超通报李庆华已到香港，希望马上就谈。何振梁考虑当晚的谈话可以不作为正式会谈，决定由魏纪中、屠铭德先与他初步接触。双方相互有所了解，对正式会谈有好处。于是，魏、屠与李见面。通过接触，得知李庆华对我们的底牌已摸清楚。何振梁考虑再三，决定明天不能拍板定案。在我们同意用“中华台北”的名义的同时，要让台方对我们去台湾参加国际性比赛应按国际奥委会决议作出一定的承诺，并且要台湾撤销对两岸交往所设置的种种人为障碍。　　　　１７日上午，何振梁同李庆华会谈。李庆华强调，各说各的方案会带来不少问题。他希望我们从更大的范围着眼，同意台方用“中华台北”的名称。他还表示“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的得会大于失。”何振梁于是不再与他继续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讨论，而是提出这次会谈，是两岸奥委会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不仅要讲台湾地区体育队伍来大陆参赛的条件，也应把大陆的体育队伍到台湾地区参加国际性比赛的条件作为统一的内容进行考虑。既然双方都已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决议，那么大陆的体育队伍到台湾参加国际性比赛时就应该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决议进行，名称是中国队，打五星红旗，奏《义勇军进行曲》。　　　　对何振梁提出的问题，看起来李庆华并没有思想准备。他表示，你们用中国的名称是合乎情理的，但他对旗、歌没有表态。何振梁再次强调了名、旗、歌问题，并提出，两岸的体育交往中，台队已来大陆。但台湾当局对大陆入台设置障碍，这样难以实现双向交往。李表示同意何振梁的意见。　　　　何振梁表示相信他的话，但是为了避免今后出现问题，希望李庆华取得有关方面的正式认可，并和何振梁签订协议，希望尽快在双方认为合适的地点进行。　　　　4月4日，海峡两岸的奥委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会谈。我方仍然是何振梁和魏纪中、屠德铭。看来台湾方面已经请示了最高当局，愿意有所承诺。会谈时，何振梁直截了当地提出，不管是台湾的体育队来大陆，还是大陆的体育队去台湾参加国际比赛，都应该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决议办。至于Chinese　　Taipei的中文译法，我们可以尊重台湾方面的习惯用法，在比赛以及会议等正式场合，主办单位都称台湾方面为“中华台北奥委会”。至于大陆的体育队伍去台湾参加国际比赛，如果台湾方面一时做不到按国际奥委会的决议办，唯一的办法是台湾不申办国际正式比赛。考虑到李庆华先生目前的处境，会谈如果达成协议，双方可以做口头承诺，而不以书面形式签字。如台方不便，我们也可以承诺不向外界透露这次会晤。但是台湾应承诺体育队伍来亚运会及其他在大陆举行的亚洲国际比赛，也承诺不以这次协议作不利于两岸交往的宣传。　　　　李庆华看见我们的态度明朗，表示，如果大陆的体育队伍去台湾参赛，名称无问题，但旗、歌目前还有困难。他还说，大陆杰出人士访台的条件，正努力解决，“既然请客人来访，就不应对客人附加任何条件。”他还说，这次会晤可以公开。于是商定4月7日上午10时，两岸奥委会分别在北京和台北同时向新闻界公布这次会晤结果。　　　　次日中午，何振梁请李庆华和齐伟超夫妇吃饭。出乎何振梁的意料，李庆华提出，最好有一个书面协议，何振梁当然同意。于是李庆华拿出事先拟好的草稿。大意是：“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赴大陆参加比赛、会议及活动时，大会（即主办单位）在文件、手册、名牌及所作的广播以中文指称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时，均须称呼其为‘中华台北’”。何振梁作了两点改动：一是在台方赴大陆参加比赛的一句前，增加“将按国际奥委会决议”；二是把最后一句“均须称呼其为……”中的“须”字册去，改为“均称之为……”。李庆华同意。于是双方共同签署了两岸第一个书面协议。最后的书面协议是：“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赴大陆参加比赛、会议或活动，将按国际奥委会有关规定办理，大会（即举办单位）所编印之文件、手册、寄发之信函、制作之名牌以及所做的广播等等，凡以中文指称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时，均称之为‘中华台北’”。下面则是何振梁同李庆华两人的签字。　　　　协议签订以来，台湾同胞回祖国大陆参加国际比赛和其他比赛的人次已数以千计。大陆地区的体育队多次访台。两岸奥委会领导人也往来海峡之间。隔绝了40年之久的两岸体育界从此架起了交往与沟通的桥梁。


第五部分：童小鹏在周恩来身边见证两岸风云第20节：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

　　童小鹏真正参加对台工作是在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后，他作为其中的成员之一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当然，这以前童小鹏也一直关心台湾问题。　　童小鹏，福建长汀人。１９３０年，他１６岁时投身革命。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直随周恩来在西安、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秘书、机要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处长、秘书长，中共代表团副秘书长。1947年3月，他回延安后，先后任中央城工部、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秘书长。1958年至1966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初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干校。1973年回中央统战部，1977年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82年退居二线，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　　童小鹏对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的演变十分清楚，回忆起来如数家珍。他先向我介绍50年代的对台形势：　　　　１９５６年以前，我们的对台基本方针主要是武力解决。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中央军委就积极进行军事部署，苏联政府也准备为我提供解放台湾的渡海设备。中央以朱总司令的名义，郑重宣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还成立了由粟裕任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积极筹划军事解决台湾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以武力阻挠我解放台湾，插手干涉中国内政，使台湾问题复杂化，解放台湾的日程因此被推延。1954年12月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与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我们对此予以严厉谴责。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自己祖国完全统一。1955年1、2月间，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海战役，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　　毛主席在考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也在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毛主席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使台湾政局趋于稳定，解放台湾面临客观上的困难；二是党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三是美蒋在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上的矛盾突出，使和平解放台湾存在可能性。　　1955年４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行前毛泽东和党中央确定“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决台湾的可能”。会后，经过苏联、英国、印度等国的斡旋，1955年８月１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正式举行了大使级会谈，中美之间开始有了外交上的接触。这为我们和平解放台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　　毛主席和周总理还在不同场合进一步阐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其主要内容有：省亲会友，来去自由；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和平解放，互不破坏；留蒋军队，由蒋治台。　　为了进一步让全党了解中央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1955年7月30日，周总理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再次指出，解放台湾有战争与和平两种方式，我们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到了１９５６年，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又有新的发展。１月２５日，毛泽东在第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根据这一精神，１月３０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基本方针，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而奋斗”。　　周恩来总理还身体力行，亲自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李济深的前卫士长马坤时说，如果你到了台湾，请你向蒋介石和你的其他朋友转达几句话。你可以向他们说，蒋介石是我的老朋友，他认识毛泽东，也认识我。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最后一次谈判是在南京。那次谈判破裂后，打了3年内战，至今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是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总理还说，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这件事也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载人历史。　　毛主席也进一步指出，台湾必须回到祖国怀抱，以实现祖国统一。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可以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总理对此进一步进行说明，他说：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


第五部分：童小鹏在周恩来身边见证两岸风云第21节：陪同总理接见特赦战犯

　　童小鹏说，为了加强对台工作，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周恩来直接领导对台工作。小组的工作由李克农、罗瑞卿负责，徐冰参加，罗青长、凌云和我做具体工作。建立了对台工作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那时我还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当秘书长，先前就已经接触了对台工作。1958年4月，我调到总理办公室后，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继续参加对台工作。　　　　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和平解放台湾的措施并取得了成效，逐步影响到台湾内部，引起了美国的不安。毛泽东指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强大，继续插手台湾问题，企图制造“划峡而治”的事实。在美国的唆使下，台湾当局也坚持抱着“反攻大陆”的幻想，不断出动军队，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活动。　　1958年7月，美英相继出兵侵略黎巴嫩、约旦，中东局势骤然紧张。蒋介石则以“中东地区当前的爆炸性局势”为由，在台湾发布特别戒严令，美国也下令第七舰队处下战备状态。平静几年的台湾海峡又出现了危机。　　童小鹏说：“当时我正随周恩来在上海视察工作，接到黄河花园口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周恩来立即中断视察工作，7月18日亲赴黄河岸边现场指挥抢险，一直工作18个小时没有休息。随后，他立刻赶到北京，同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研究处理台湾海峡危机。”　　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３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周恩来亲自组织了炮打金门的重大军事行动。用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的态势，利用金门、马祖这个包袱，拖住美蒋，粉碎美蒋达到“划峡而治”的计划。毛泽东在炮打金门的前几天还接见了香港知名记者曹聚仁，让他把我们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　　虽然海峡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