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球游戏 作者:未知-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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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被称为“副刊文字”的年代，人们固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觉得难以忍受。因为每个人虽然完全摆脱了教会的监督，也部分摆脱了国家的管束，但是还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乐意遵守的真正准则——～种真正崭新的权威和合法性。切根豪斯向我们叙述了那个时代里无数精神堕落、腐败与自我侮辱的实例，其中若于例子着实令人咋舌。
我们必须承认，对于那个所谓“副刊文字”时代的精神产品，我们不能作出明确的解释。它们显然是每日报纸版面上最受欢迎的部分，拥有上百万读者，是那些受教育较少读者的主要精神食粮来源。它们所描述的或者毋宁说是“漫谈”的知识项目超过了千种。这类副刊文字作者中较聪明者常常嘲弄自己的作品，切根豪斯在接触了许多这类著作后至少承认，尽管它们确乎难以理解，却显示出作家们的自我椰榆倾向。很可能在这些粗制滥造的产品里确实包含有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自我椰榆的内容，因而首先得找到理解它们的钥匙。这些琐碎文字的著作者一部分来自编辑部，一部分是“自由”作家，甚至常常被人称为“诗人”，其中也不乏学者，甚至是著名的大学教授。
这类文章最热衷写的题材是：关于著名男人和女人的奇闻逸事或者他们书信所反映的私生活，文章的题目五花八门，如：《尼采和1870年的妇女时尚》，《作曲家罗西尼最爱吃的菜肴》，《小狗在红妓女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等等。人们爱写的另一类内容侧重于历史，也正是当今富人们聊天时经常涉及的话题，譬如：《几世纪以来的人造黄金梦》或者《论化学一物理试验对气候的影响》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数量超过了百位数。倘若我们读过切根豪斯所开列的这类无聊文章的目录，会对人们竟以它们作为每日精神食粮而惊讶万分，更有甚者，居然有许多颇有声望的作者，也曾为这种无多大价值的庞大消费出力“服务”，说来奇怪，当年这同一名词还常被用于形容人类同机器之间的关系。
某些时期里特别流行访问名人谈论热门话题，切根豪斯还为此辟了一个专栏，记载了诸如此类的访问记，例如请化学家或钢琴家谈政治，请走红演员、舞蹈家、体操明星、飞行员，甚至诗人议论独身主义的利弊、经济危机的可能成因以及其他日常问题。所有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把一个热门话题与一个名人扯在一起，切根豪斯举了上百个例子，其中部分文章读后令人瞠目结舌。如前所述，很可能这些匆忙赶写出来的文章里也存在着讽刺性内容，也许甚至是一种恶魔般的、垂死挣扎似的讽刺，我们唯有在设身处地地着想之后才可能稍有体会。而当年大多数似乎颇爱读报的读者，却显然老老实实囫囵吞枣地全盘吞下了一切荒谬的东西。譬如一幅名画换了主人，一份宝贵的手稿被拍卖，一座古城堡惨遭回禄之灾，或者一位古老贵族家庭的成员卷进了一场丑闻等等事件，读者们不仅在数以万计的报道里读到了具体事实，而且还会在这一天或者下一天出版的其他文字材料里读到了一大堆从传奇、历史、心理和性欲等等角度撰写的时髦东西，任何细枝末节都不会被这股洪水般汹涌而来的急流所遗漏，而所有匆匆忙忙问世的急就章，不论在遣词造句上，还是在分类构思上全都烙刻着不负责任地大批量生产的印记。
此外，还有一种游戏也可算是与“副刊文字”同类的文化活动。在这类游戏中，读者成为发起人，充分运用每个人的知识材料，切根豪斯曾针对这一奇异现象写了一篇题为《纵横字谜游戏》的长文，报道十分详尽。当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大都是工作劳累而且生活艰辛的人，在工余空闲时俯身于这些字母拼成的条条块块上，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填充着其中的缝隙。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可只见其悖理或者古怪的方面，更不得持讥讽态度。因为每个人玩这类孩子气的猜谜和填字游戏既非出自天真稚气，更非由于游手好闲，而是因为他们处身在政治、经济和道德的震荡和混乱中感到恐惧，还因为他们参与了很多次可怕的世界大战与民族战争。他们玩耍这类小小的文字游戏自然不只是无意识的玩耍，而完全符合一种深藏的内心需要，闭上眼睛不去正视那些难解的疑问和骇人的没落景象，以便尽力逃入一个清白无辜的假象世界。他们坚毅地学习驾驶汽车，玩耍最难的纸牌游戏以及沉湎于纵横字谜之中，——因为他们面对着死亡、恐怖、痛苦、饥饿，几乎是毫无保护的，他们已不再能够从宗教获得慰藉，从理智求取忠告。他们已读过太多的文章和听过太多的报告，他们没有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自我强大上，以致无力对抗外界的恐怖和畏死心理，他们只能够胆战心凉地挨日子，不相信有任何明天存在。
另外还有许多演说辞也是这种副刊文字的较为重要的变体，我们也必得在此略加叙述。那时，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从事文化行当的各式人等，都曾向依然强烈留恋业已丧失意义的往昔文化观念的中产阶级市民发表过大量演说辞，不仅有节庆祝贺意义的特殊场合上的讲话，而且还有相互间的热烈交往的讲话，演说数量之多几乎令人难以理解。当年一个中等城市的市民或者他的妻子每周至少可参加一场报告会，而在大城市里则几乎天天晚上都可聆听到形形式式主题的演讲，对艺术作品，对诗人、学者、研究人员，对环球旅行等等发表种种理论见解，而听众大都持纯粹被动态度，尽管演讲的内容与听众间总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却因他们缺乏一定程度的相关知识、心理准备和感受能力而不得不缄默无语。当然也有轻松有趣或者机智诙谐的演说，譬如讲述歌德如何身穿青色燕尾服走下驿站马车，如何勾弓嘶特拉斯堡或者魏茨拉尔的美貌少女，又或者大谈特谈阿拉伯文化，演说中不断冒出一串串聪明的时髦话，好似往骰子盘里一把把掷骰子，引得一个个听众兴高采烈，每当这个听众大致领会了某句俏皮话的时候。人们还聆听了许多介绍作家的报告，其实他们并未读过或者准备阅读这位作家的作品，他们只是听着，还看着银幕上放映的作家相片，就像他们阅读报刊上难读的副刊文字一样，吃力地穿越着由一个个他们全不理解其意义的互不相关的知识断片所组成的汪洋大海。总之，人们已面临怀疑文字的这一可怕的阶段，一种崇尚苦行主义的反运动开始酝酿成熟，最初还很秘密，只在极小的圈子里活动，很快就日益强大而公开活动了，并且成为一种培育新人和人类尊严的运动。
那时的精神生活其实在许多方面都是生气勃勃和庄严崇高的，至于同时存在的诸多不稳定与虚假现象，我们现代人将其解释为一种恐惧感的症状，因为人们在一个似乎很成功很繁荣的时代将要结束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绝望境地：物质极端匮乏，政治和军事危机四伏，日甚一日增长的自我怀疑，怀疑人的力量与尊严，是的，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然而，与那个时代表示衰亡的迹象并存的还有许多高水平的精神成就，其中令我们深深感谢的遗产便是音乐科学的诞生。
但是，人们虽然能够轻松容易地把以往任何历史片断纳入世界历史，编得又巧妙又动人，但要让他们安排自己在当代现实中的地位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当年恰恰就在知识分子中间——目睹精神文化需求和成就迅速下降到了极其微弱的水平——产生了可怕的怀疑与绝望感。也即是他们刚刚发现（自从尼采哲学诞生以来就无处不在的发现），我们文化的青春期和创造性年华业已过去，迟暮已经来临。猛然间，人人都意识到了这点，许多人便以直率的观点分析了那个时代为何出现如此大量令人惊恐的征象：冷漠的机械主义生活，严重的道德堕落，国际间的缺乏互相信赖，艺术的虚假不真诚。情况就像那篇惊人的中国童话里所描写的，“下沉的音乐”已经奏过，好似一架管风琴的隆隆低音振荡回响了几十年后终于逐渐停息，然而它早已进入过学校、报刊和各类研究所散发出的腐败气息，早已袭击过许多大体上还算严肃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令他们忧郁或者疯狂，它在一切艺术领域泛滥成灾。
对付这个业已入侵而且无法加以驱逐的敌人有种种不同的办法。有些人采取默认其存在并且恬静地忍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这恐怕是最正确的态度。有些人试图否认其存在，却在这些文学理论家提供其文化衰落论点时显示出站不住脚的弱点。此外，凡是反对上述文学理论家观点的人，都会在广大市民中产生影响和获得响应，因为对广大市民而言，把他们昨天还牢固拥有并引以为豪的文化，说成是已经死去的东西，把他们曾如此珍惜的知识和艺术，说成是全然不真实和虚假的东西，那就像突然发生了通货膨胀和爆发了威胁其财产的暴力革命一样，简直太狂妄太难以容忍了。
另一种对付这种巨大的衰亡气氛的方法是玩世不恭的讥讽态度。他们以跳舞解愁，声称为未来担忧是老朽们的蠢事。他们撰写音调铿镪的副刊文章，谈论迫在眉睫的艺术末日、科学末日、语言末日。他们在自己用报刊建立起来的副刊文字世界里，怀着某种类似自杀的狂热谈论人类精神的彻底堕落，观念的完全破产，并且摆出玩世不恭或者冷漠的姿态，似乎不仅是艺术、文化、道德以及诚实正直等等，就连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已趋于衰亡。因而，凡是健康的人们便多少染上了忧郁症，而原本有病的人则更恶化为悲观主义重症。想要推倒过时老朽，想要凭借政治和战争改建世界及其道德，唯有文化本身先具有真正自我审视能力和纳入新的宇宙次序的能力才行。
这一文化在数十年过渡时期间其实并未处于休眠状态，而恰恰在衰落过程中，在貌似被艺术家、学者和专栏作家带头抛弃的境况下，它却达到了具有敏锐警觉和自我批判能力的阶段，这纯属少数个别人的良知所起的作用。早在副刊文字的繁荣时期便普遍存在着决心继续忠于良知的个人与小团体，并且竭尽全力为未来而拯救优秀的传统、秩序、方法以及智慧的核心内容。当年的发展情况如何，根据我们今天的认识，从人们为防御颓势而作的自我批判、反省和自觉斗争的过程来看，大致可分成两大组。学者们的文化良知在音乐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获得了庇护，因为这一学科当时正处在高峰，即使在副刊文字世界的中心也组成了两个后来非常著名的神学院，以栽培人才的方法细致认真而著称。好似上苍也非常乐意对这一小群勇敢者的奋斗施加恩泽一般，在那无比忧郁时期里竟然出现了一个幸运奇迹，虽然事出偶然，但确实具有神谕效果：巴赫的十一份手稿从他儿子弗利德曼的产业里又再度被人发现了。
为抵御蜕化而斗争的第二部分力量是东方旅行者的联盟，盟员们重视灵魂教育运过于知识教育，他们培植东方式的虔诚和敬畏心理——我们目前的精神教育形式和玻璃球游戏方法，尤其是静观冥想方法全都得自东方。东方旅游者们的另一份贡献便是运用新观点审视我们文化的性质及其延续的可能性，他们不完全运用学者们惯用的科学分析法，而是通过古老的东方密法，也就是让他们的本能与遥远的时代及其文化神秘地联结在一起。例如他们中间有些音乐家和歌手被称为能以纯粹古法表演几世纪以前乐曲的高手，并说他们可以精确地演奏和歌唱一首1600年或者1650年的乐曲，似乎他们全然不知道后来不断添加的种种时髦音乐、改良变化和后辈大师们的精湛技艺。这在那样的时代——人们一味追求能够控制一切音乐演奏的动力学和比较级，一味探究指挥的“构思”和指挥方法而几乎完全忘却了音乐本身——确实是惊人之举。当东方旅行者联盟的一个交响乐团首次公开演出了享德尔诞生之前时期的一组舞曲时，他们以完全另一种时代与世界的单纯朴实精神不加任何增强或减弱的技艺进行演奏，据后来的报道说，一部分观众觉得难以理解，而另一部分观众却听懂了并且认为自己好像有生以来第一次欣赏音乐。东方旅行者联盟的某位成员还在位于勃兰姆加登和莫尔比奥之间的联盟会议大厅里制造了一架巴赫式的管风琴，管风琴制作得十分完美，简直就像巴赫亲手所制，倘若他当年有机会有材料去做的话。这位管风琴制作者遵守当时流行的联盟原则隐藏了自己的真名实姓，而采用了十八世纪一位先辈的名字：西勃曼。
我们的话题已逐渐接近了现代文化概念诞生的源头。这些文化概念中最重要之一就是新出现的学科：音乐史和音乐美学，然后就是突飞猛进的数学，东方旅行者们的智慧又替它们增添了若干光彩，而同音乐的新构思与新阐释之诞生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业已老化的文化所持的勇敢态度——既开明又屈从。种种具体事实无需在此多说，因为大家都已十分熟知。人们对文化的这种新态度，可以说是在文化发展历程中调整了从属关系，所产生的最重大后果便是大家逐渐放弃创造艺术著作，精神工作者们逐渐逃离熙熙攘攘的尘世。最后，重要的情况便是玻璃球游戏的兴起与繁荣。
早在1900年初，副刊文字还处在顶峰时期，音乐科学之日臻深化对玻璃球游戏的开创无疑具有巨大影响。我们作为音乐科学的继承人，相信自己对以往伟大创造性世纪的音乐，尤其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音乐，不仅知道得较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识得也较深。当然，我们作为后来人与古典音乐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创造性时代的人。我们对常常令灵魂忧郁的真正古典音乐所怀有的敬意，与我们对当时那些自然纯朴音乐演奏的喜爱欣赏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们常常在羡慕欣赏之际，却忘却了其诞生的处境和命运之艰辛。几乎整个二十世纪都把哲学或者文学视作从中世纪迄今伟大文化纪元留存下来的不朽成就。然而，我们看到，后来的几代人让数学与音乐取代了它们的位置。自从我们（大体而言）放弃与后来几代人进行创造性竞争以来，自从我们不再崇拜音乐创作中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和谐与纯粹的动力学感觉以来——那却是从贝多芬以及浪漫主义初期开始便支配音乐创作整整两个世纪之久的狂热崇拜，我们相信——当然只是按照我们缺乏创造性、却值得尊敬的方法——，我们这才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所继承的那个文化的大致面貌。如今我们已不再有以往那些时代的旺盛的创造欲望。十五、十六世纪的音乐风格竟能毫无变化地长久保持至今，简直让我们难以置信，为什么那时候创作的大量音乐作品里几乎没有丝毫卑劣气息呢，为什么十八世纪开始蜕化变质，冒出那么多五花八门的风格、时髦的和流派的，尽管大都昙花一现，却充满了自信。但是我们深信，我们已领悟了今天称之谓古典音乐的秘密，了解了那几代人的精神、道德和虔诚，并且把这一切都视为自己的典范。譬如我们今天对十八世纪的神学和教会文化，或者对启蒙时代的哲学，都已很少关注，甚至全不重视，但是我们在巴赫创作的合唱曲、基督受难曲和前奏曲里却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令人精神升华的力量。
此外，我们的文化对音乐的态度还有一个古老而值得崇敬的范例，这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