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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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喝我们在这里请人酿造的酒。
问：这种酒是用什么原料酿造的？
答：我们用葡萄酿酒。欧洲所有的酒都是用葡萄酿造的。
问：葡萄酒比此地用谷物酿造的酒更利于健康吗？
答：对于不适应葡萄酒的人来说，这种酒对他可能不像对我们那么有益。然而，由于欧洲人每餐都要喝一点葡萄酒，我们的胃对此早就习惯了，所以，不管我们酿的酒口味如何，能让我们每人于席间喝上一盅子（tchongtse），我们就很满意了。我们先在酒中按各自所需或多或少兑一点水，然后再喝。
问：怎么！你们往酒里兑水？
答：欧洲的酒与此地的酒不同：这里的酒是温热后喝的，往里兑了水就无法饮用；但欧洲的酒可以冷饮，在我所在的王国，人们惯于在酒中兑水饮用，喝酒前每人按各自所愿往里加一定量的水。
皇帝还就我们的饮食、斋戒、祈祷、我们不去宫里时在教堂所做的工作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提了一大堆问题，其兴趣正如他对前述问题一样。我向他详细说明了我们如何祈祷，如何根据专人发出的信号于规定时间一起用餐等等。他询问我们每天上午的祷告课（l’heure d’oraison）是怎么回事，我们每天晚饭前及临睡前如何作反省，饭前饭后如何作祈祷，歌唱性祈祷（prière vocale）的目的何在……陛下随之又问我：“所有这些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都是要你们在某些规定时间里完成的，那么，如果你当了修会会长或在宫中办事，又该如何处置？你会被迫省略这些活动吗？”
答：我们每天早晨照例要履行宗教义务，如有必要，我们会提早起床以便有时间履行义务。白天，在工作场所，如果我们能一人独处片刻进行默思，我们就这么做；如没有这种机会，我们就设想无处不在的上帝能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于是祈求他帮助我们，同时加倍努力完成工作，因为我们相信，认真而尽力地完成我们的工作是会让上帝高兴的。这样想着上帝，也就代替了我们当时无法做的祈祷；此外，晚上回到教堂后我们还要予以弥补。
仅这一细节（我们那些所谓的自由思想者就此可能会开玩笑），甚至不必多说任何别的，就很合皇帝的意思。皇帝就各种题材向我提了那么多问题，而且跟我说话时神情坦率，这让人感到他乐于听我回答。
说罢我与皇帝的这些谈话后，我要告诉您圆明园中发生的事了，皇帝及其随从已去那里居住。
皇帝一年中在北京只住三个月左右。他通常于冬至（这个季节总在农历十一月间）前几天去北京住一阵子。春分总在（次年）农历二月间。Le premier degré de pisces se trouve dans la 1ère lune此句为法文，其中pisces所指不详，意义不明，待译。——中译注；而在正月十五日前，皇帝及其随从就要去位于北京西北2法里处的别宫圆明园了。在北京度过的三个月时间里，皇帝要忙于许多需要他到场的礼仪活动。一年中的其余时间，除了去鞑靼地区狩猎外，他都在圆明园中；若遇某个礼仪活动需要他前往北京，他便从圆明园赶过去，事毕又立即返回。王致诚修士以前给法国寄去过关于这座别宫的准确而详细的描述，见本书（中译本）第四卷第91信。——中译注大家读得兴趣盎然；如今，除王致诚修士描述过的以外，这里不仅美化了原有的宫殿，还兴建了许多新的宫殿，它们一座比一座宏伟，都是陛下降旨建造的。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蒋友仁神父的第三封信（3）
人们简直可以说这座别宫是个市镇，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位于一个拥有一百余万人口的市镇群之中，它有多个名称。其中一个市镇叫海淀，我们法国教会在此有一幢不大的住所，供在陛下宫中效力的法国传教士居住。皇帝的别宫叫圆明园（完美明净的花园）。皇太后的别宫离陛下别宫很近，叫畅春园（Tchangtchunyven，洋溢着令人舒畅的春光的花园）。另一座距此不远的别宫叫万寿山（Ouancheouchan，长寿山）。还有一座离这里有点远的别宫叫静明园（TsingMingyven，绝妙的静谧的花园）。这些皇家别宫之间有一座山叫玉泉山（有珍贵泉水的山）。此处的泉水的确为我刚说过的各座别宫提供了水源，而且还汇成了直达北京的一条水渠；但自当今皇帝下令在这座山上盖起了一些宏伟建筑后，这里的泉水虽说依然丰富，流量却不及从前的一半了。
在（圆明园）这座别宫的花园入口处有一座如意馆（TouyKoan前文中曾出现过“JouyKoan”，是中外画家和其他艺匠工作之处；此处原文写成“TouyKoan”，Tou应是Jou之讹。——中译注），它是中国和欧洲画家、制造自动装置或其他各种机器的欧洲钟表匠及加工宝石和象牙的工匠们工作的地方。除了这个皇帝不时会光顾的内部工场外，皇宫周围还有许多各种类型的工场，大批工匠为了装饰宫殿而经常在这里工作。
2月8日（农历正月十七）是如意馆里的艺匠们回馆工作的日子。潘廷璋修士去了那里并奉皇帝之命被带到后者一座宫殿中修饰他先前绘制的第二位年轻人的肖像。汪达洪（de Ventavon）神父为他担任翻译，同时等我前去；我奉陛下特旨很快到了那里，不过没呆多久，因为我必须返回北京。
农历二月初，皇帝要亲赴天坛举行重大献祭。因此，他要回到北京的斋宫中静修以度过献祭前的三天日子。我本人几天前就被召进宫里，负责奉皇帝之命在法国雕刻的几幅《得胜图》版画的试印工作。陛下很久前就下令绘制其帝国及邻国的各种尺寸（每个纬度间隔1法寸、2法寸和2法寸半等几种规格）的新地图，我受托领导了这项工作。此事完成后，皇帝命将这些地图中的两种样本予以木刻，其中尺寸最大的（即每个纬度间隔2法寸半者）地图要刻成铜版。中国人雕刻木版十分精巧，在此类雕刻中他们无需请教欧洲人。然而在铜版雕刻方面，虽说以前曾有欧洲人在这里做过这项工作，而且还传授过有关技艺和印刷方法；虽说当初也有人做过铜版雕刻而且印刷过我们先前的传教士绘制的帝国全图帝国全图，即康熙时传教士测绘的《皇舆全览图》。——中译注，但由于自那时以来再也没有使用过这种雕刻法，所以找不到对此稍有了解的任何中国人——甚至欧洲人也没有。因此，大家强烈敦促我领导这项工作。我徒劳地申明自己对此一窍不通，但最终只得答应把我从我们有关书籍中看到的这方面的知识以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告诉他们。
需要雕刻的样本共有一百零四块铜版即《乾隆内府舆图》，由一百零四张组成。——中译注，每块宽2法尺2法寸；由于每张地图包含5个纬度，因此每块铜版的高度是12法寸半，即合中国度量1尺2寸半。人们挑选了最能干的雕刻匠雕刻这些铜版：我原本希望这些铜版的厚度与欧洲通常使用的一样，以便在印刷时它们能略有伸缩性，但中国人说他们要把活儿做得牢固一点，所以他们使用的铜足足是欧洲的五至六倍。尽管如此，铜版雕刻得倒非常清楚。为将其付梓，我提供了我们采用的印刷式样、配制油墨及准备纸张的方法以及操作所必需的一切。经多次试验和一段时间的训练，人们终于印出了一份样品，即一百零四张地图，于是送皇帝御览。陛下感到满意，并令将其印一百份，即一万零四百张地图。
正当人们忙于印刷这些地图时，在广州的几位法国人给我寄来了一份函件（陈情书，mémoire），科香（Cochin）先生于其中提出，由于这些雕刻十分精致，再加上他详细列出的其他原因，在这里指在北京。——中译注印刷《得胜图》（planches des victoires）将是困难的。因此，他建议在法国印刷这些图，印的数量可比皇帝要求的多，然后再把欧洲的纸、配制油墨所需的原料、为印刷成功所必需的详细说明、连同铜版及印好的铜版画一起寄到中国。我马上把这份函件（陈情书）译成中文并带到圆明园以便送呈皇帝，因为皇帝照例在鞑靼地区狩猎作乐后已回到了圆明园。然而正如我料想的那样，官员和太监们认为，把这份函件（陈情书）和我所附的奏章呈递给皇帝是不合适的。他们告诉我，我应给广州的几位（法国）先生写信，让他们去找总督或海关关长，因为皇帝已委托他们两人办理这些雕刻版画的事，所以只有他们才能把科香先生提出的理由转告皇帝。而实际上，（在广州的）法国人不等我答复他们就已经找总督和海关关长帮忙了。因此，军机处（tribunal des ministres）才把我和钱德明神父叫去翻译广州寄来的快信。皇帝的批复是，将每块雕版各印二百份，印毕立即与铜版一起寄到北京，纸张及油墨配料则不必从欧洲寄来；皇帝还命我们将这些旨意译成我们的语言。
皇帝这一答复以及我们根据人们在军机处对我们所说的话而作的详细翻译立即以急件形式寄往广州，用了十二天时间便寄到了。两年后，即1772年12月初，这些铜版中的七块连同陛下要求的铜版画寄到了北京，陛下看后十分满意，下令在北京印刷这七块铜版。有人立即受陛下委托派人通知我进宫，商议采取适当的办法以便努力完成这项如此棘手和困难的工作。先前印刷地图的工作曾获得了成功，然而这一作品指地图。——中译注的雕刻技法与科香先生这样一位如此能干的艺匠领导完成的七块铜版的精巧的雕刻技法相比就显得粗糙多了。若想指望成功，必须采取比印刷那些地图时更多的其他预防措施。我就此写了一份陈情书，于其中阐明了印刷像《得胜图》这样精巧的雕刻版画所会遇到的困难以及必须采取的预防措施，（并指出）如若不然，便会损害雕版、使之报废；（我还指出）当时天气严寒，无法开始这项工作，需待气候暖和后再作考虑，在此期间，人们可以准备新的印刷机及其他应用之物。官员们立即将这份陈情书上奏陛下，后者同意陈情书中所述各项应予执行。皇帝在献祭仪式后立即返回了圆明园，我也随之回到了那里。
皇帝指定学习抽气机使用方法的四名太监已经掌握了一点操作技能。三名从事钟表工作的传教士，（罗马教廷）圣部（sacrée Congrégation）传教士、赤脚穿云鞋的加尔默罗会修士阿尔尚日（Archange）神父及耶稣会士汪达洪神父和李俊贤（Méricour）神父，曾展示过这架机器的各种零件。这几名太监和被他们叫来帮忙的另外几个人正等着我，他们对我说，皇帝急着想看各种实验并将于3月10日来如意馆。这一天我一早就去了那里，我让太监们做关于空气的压缩、膨胀及其他性能的实验。皇帝下午到了那里，让我解释每一种实验，还希望知道机器内部是如何运作的。为了展示只有把机器拆卸后才能看到的所有零件，我已让人画了示意图，我利用这些示意图尽力向他作了解释。他吩咐第二天仍安排实验，而且要保持我在呈递给他的一份报告中所提出的同样顺序。回到寝宫后，皇帝吩咐太监把抽气机送到他那里，还让他们重复人们在如意馆为他做过的所有实验。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蒋友仁神父的第三封信（4）
第二天，3月11日，当我到达如意馆时，太监们向我讲述了头天晚上发生在皇帝寝宫中的事，还谈了陛下就此向他们所提而他们未能回答的几个问题。由于陛下曾吩咐准备新的实验，我出于多种原因，认为让他们拆卸机器是适当的。机器拆卸后，我又让他们重新安装并进行了试验，看到机器状态良好。的确，当陛下下午驾临时，我向他解释了各种阀门、活塞、开关等等的作用。这位君主很快就明白，提升活塞时，上面的气门阀是如何挤压活塞并阻止外界的空气进入泵体内部的；相反，原先在容器里的空气因膨胀而要从容器中排出，从而打开了下面的气门阀并扩张到了因活塞提升而在泵体内部所造成的真空之中。同样，降低活塞时，上面的气门阀便会稍稍抬起，以便使从容器里进入泵体内部的空气排出来；相反，下面的气门阀则阻止了空气，使之不能回到容器之中。皇帝了解了机器所有零件的用途后问道，是否能把机器准备妥当以便进行实验。我答道，只需把泵安装上去就行了（正是为了让陛下能看清所有内部结构，我才让人把泵卸下来的），不过还需采取某些预防措施，这不免会占用些时间。君主道，不要紧，朕等着。当大家安装机器时，他就在大厅里溜达，看（画师们）作画以消遣，而且照例提各种问题。
机器准备好后，我们开始了实验。我在上呈皇帝的报告中解释了二十一种实验，这是我从可用抽气机所做的大量实验中筛选出来的。前六项实验是为了证明空气的压力，我们逐一做了这些实验；皇帝听罢对前几项实验的解释后便自行解释后面的实验以自娱。我把气压计和温度计带到了大厅。皇帝就空气的力量是如何在气压计内支撑起水银（柱）并在吸入泵中使水上升以及空气力量的变化（这种变化可通过水银柱不同的高度而得知）的原因问了我许多问题。我把人们通常对这些变化所作的解释告诉了他；不过我承认，虽然实验证明了空气的重量因天气好坏不同而有所变化，但人们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不充分的。我们随之又做了证明空气弹性和膨胀性的实验。这一连串实验很中皇帝的意，在长时间的实验过程中他始终站在离机器很近的地方。实验结束后，他回到了自己房中并命人把机器送到那里。
我曾给这架机器起名为“验气筒”（NienKitung），意为进行空气实验的泵。但是，当我第二天到达如意馆时，我在那里见到了一道圣旨，陛下通过这道圣旨把我（为机器）所起的名称改成了“活气筒”（HeouKytung）。皇帝认为，他用“活”这个字取代我使用的“验”字，是因为前者更为典雅，因为古籍中是用这个字来表达天体观测和用以根据不同季节确定不同农活的其他观测的。这样，抽气机如今在中文里有了一个确定的名称，因为这是陛下亲自为它起的。
皇帝曾赐妃嫔及宫中其他贵妇以恩典，让她们观看实验。这些实验必须重复地做，因为陛下继续乐此不疲，而且总让我详细解释。最后，他问我是否还有其他实验可做，我回答说还能做其他许多，但为了不滥用陛下的耐心，我选择了认为最能使他高兴的实验，〖=Z（〗464〖=〗至于其他实验，则可以用解释已做过的实验的相同原理进行解释。听了这些话，皇帝仍让人把机器送到他房中，随后又送到一幢西洋楼内，以便与集中于此的许多欧洲珍奇物品一起保管。次日，这位君主为了表示他对初次见到的这架抽气机的满意，又给了李俊贤神父和潘廷璋修士（这架机器是以他们两人的名义进献的）三大匹丝绸——他们每人一匹，另一匹是给我的。
先生，我在第一封信中曾答应要对您谈谈皇帝的饮食，但我发觉我对此还只字未提。陛下总是单独用膳，从未有任何人与他同席进餐，只有太监们在伺候他。他的早餐原文作dner，意为晚餐、正餐，因与时间不合改译为早餐。——中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