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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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了迦南人（Ｃｈａｎａａｍ）的历史；在他们罪恶的凶暴行为中，这些苗子准是仿效了迦南人。报应落到了他们头上，他们便从被他们长期玷污的土地上消失了。我为某些地区感到担心。但愿已被它们遗忘的上帝仅以特别的慈悲忆及它们。
尽管我们去年未收到你们的信，我们对欧洲状况还不算一无所知。我们获悉了波兰的灾难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中译注和俄国人惊人的胜利，还知道路易十五（Ｌｏｕｉｓ ⅩⅤ）和克莱芒十四世（Ｃｌｍｅｎｔ ）已去世……
此外，亲爱的先生，如果说你们有苦难，那么请相信，在大洋彼岸，我们同样有许多苦难。当这些苦难开始使人难以忍受时，我就重新阅读欧洲好朋友们的来信。由于我和朋友们之间只因为相信上帝和为了上帝才相互投缘，所以从他们信中我通常能得到一种可大大减轻我痛苦的情趣。我越是贫困，就越是请求您在我们仁慈的主面前不要把我遗忘。我尤其祈求您弥撒圣祭的保佑并荣幸地与您一起祭拜……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几位在华传教士多封信件之摘要
广袤的中华帝国如今正享受着太平安宁。以其威严和睿智统治帝国的皇帝虽已六十七岁，却依旧康健。他刚失去八十六岁高龄的皇太后。必须用一卷书才能描述皇太后下葬前后的种种仪式，但因其中多数都夹杂着迷信，所以传教士都未能参加：我们颇担心在此情况下会受到打扰（我们信奉基督教的官员们也一样），不过这种情况并未出现，谢天谢地。
在欧洲流传的出版物上（其中一些传到了我们这里），有人散布说皇帝对我们冷淡了。这是谣言，他始终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位君主是如此公正、开明，不可能效法他人之行为。他是根据我们在这里的行为方式来决定他（对我们）的态度的。只要我们表现出色，任何外力都不能损害我们。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使出浑身解数把对我们最可怕的诬蔑传到他耳边；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取得任何进展，而且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永远不会成功。
应我的请求，皇帝已准许在华传教的教廷传信部管理财务的教士公开居住在广州。为对付某些葡萄牙人的追踪，后者曾被迫在广州寻找一个隐避处，因为这些葡萄牙人一心只想阻止其他国家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也是去年，我们还使另一名法国传教士（外方传教会的艾若望先生［Ｍ．Ｇｌａｙｏｔ］）获释。
您可能知道，原先的圣绪尔比斯（Ｓｕｌｐｉｃｉｅｎ）修道会修士、已在中国传教多年的艾若望先生自1769年起一直被关在狱中。他被迫躺在一个肮脏狭小的地方，身上系着三条锁链：脖子上一条、双手上一条、双脚上一条。尽管痛苦万分，他对自己的境遇却心满意足。以下是他在1775年6月8日一封信中表达的想法，我眼前就有此信之原件：丝毫不必为我担心，除非是为我祈祷。请您相信，在索多姆以色列地名。古巴勒斯坦城市，靠近死海。——中译注（Ｓｏｄｏｍ）帮助过洛特（Ｌｏｔｈ）并在关狮子的坑中救助过达尼埃尔（Ｄａｎｉｅｌ）的上帝在这里是和我——它可怜的信徒同在的，圣母玛利亚也在庇护我。恳求您切莫为让我出狱而做任何尝试，据我所知，这将是徒劳的。把我交给耶稣基督和圣母吧，它从已经下达的死亡判决中拯救了我，难道还不能因其神圣的荣光而把我救出牢房吗？“父给我的爵，我能不饮吗？”（拉丁文：Ｃａｌｉｃｅｍ ｑｕｅｍ ｄｅｄｉｔ ｍｉｈｉ Ｐａｔｅｒ，ｎｏｎ ｂｉｂａｍｉｌｌｕｍ？——《若望福音》第18章11节）他的猜测应验了；一位传教士向皇帝谈到了他，于是，官员们立即让他返回了传教会。
我们这里还有另一个具备种种美德的榜样，他就是南京主教先生（Ｍ．ｌ′ｖêｑｕｅ ｄｅ Ｎａｎｋｉｎ）。他身上一切都是高贵的：贵族出身、学识渊博、虔诚的热忱，他样样具备。看到一位主教，一个已年届七旬的南怀仁此前在华传教士中汉名南怀仁者有二人，一为比利时人，清顺治十六年（1659）来华，康熙二十七年逝世于北京；此处之南怀仁为奥地利人，于乾隆三年（1738）来华，时年三十一岁，到七十岁时应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故知此信写于此时。又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三五二南怀仁传引晁俊秀1776年7月31日信述南怀仁事，与此处同，故知此信为晁俊秀所写。——中译注（Ｌａｍｂｅｃｋｈｏｖｅｎ）拖着病弱的身子，不停地奔走于比整个意大利还大的一个教区之中，犹如普通农民一样头上仅一顶草帽，身上仅一件粗布衣服，在难以忍受的大热天里被迫躲藏在一条小渔船上，冒着接连不断的风险，希望以殉教者身份结束其一生，这是一幅真正传教士画像！有了这样的榜样，人们还能懈怠下来而不感到力量倍增吗？
今年我失去了两位善良的保护人：一位是约四十岁的皇长子即定安亲王永璜，死于乾隆十五年。故此信应写于1750年。——中译注，他真是一位仁慈又和蔼可亲的亲王，从他那里我获得过最大的照应；第二位是内阁大学士按原文直译是首相、宰相、丞相、总理、首席大臣等；但清制无上述职位，故译为内阁大学士。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中死于乾隆十五年者为张廷玉。——中译注（ｐｒｅｍｉｅ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在一切多少有点棘手的问题上，他都曾是我的依靠和顾问。这两大损失是难以弥补的；然而，靠了上帝佑护，我完全放心。
我们希望罗马和葡萄牙的宫廷尽快下达恢复和睦与协调的命令，它对这些传教会的发展是如此必需，而且还将铲除某些传教士之间因不适当的民族性而引起的不和。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1）
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
（1778年7月31日于北京）先生：
我们这里刚刚发生过一次（对基督徒的）迫害，而且可以说就发生在北京门口：即在距此仅12至15法里的霸州（Ｐａｔｃｈｅoｕ）。一些年来，该地基督徒数量明显增加，宗教信仰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而且到处赢得成功。光是在叶家庄（ＹｅＫｉａＴｃｈｏｕａｎｇ）一地就有三十户人家新近信奉了宗教。刚入教的新信徒们热情而且受过教育。节日期间，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北京。他们的加盟增添了节日的隆重。这些事情引起的哄动或许太大了些，当地官员对宗教的发展感到震惊，因此想予以制止。
为借机给基督徒制造麻烦，这位官员下令基督徒捐资重建一座寺庙。众基督徒答道，他们不能做这件事，但乐意捐助其他公共开支：例如修桥补路之类。官员期待的正是这一答复；他不像其他许多与他一样崇拜偶像的官员们那样就此罢手，而是给基督教徒戴上锁链送进了牢房。入狱者共有约二十人。
三天后（1778年3月5日），他把他们传唤到衙门的大堂上，想尽办法诱惑他们。他不断重复帝国律令并反复声称中国人信奉西洋人（Ｓｉｙａｎｇｇｉｎ）的外国宗教是蒙受耻辱的。
被捕者中有一人名叫苏·玛蒂亚斯（ＳｏｕＭａｔｔｈｉａｓ），他接受洗礼仅一个月时间。他回了官员的话，而且答得如此恰当，如此合情合理，致使官员无言辩驳。官员勃然大怒，为进行报复，他立即给他上刑，中文里称这种刑罚为“夹棍”（ＫｉａＫｏａｎ），是一种酷刑。人们把受刑者的脚置于两块木板之间，两块木板一端紧密相连，另一端则由两条大汉用绳子将木板一阵阵地夹紧。夹第一阵时，最强壮的人也会昏厥过去。
苏·玛蒂亚斯勇敢地经受了好几阵这样的刑罚：官员被他的坚忍弄得很是气馁而且觉得没了面子，于是把他撂在一边。然后，他对一个初学教理者动了手，心想此人还不是基督徒，在他身上较易获得成功。他命人打了他无数记耳光；这位初学教理者始终答道，既然有幸认识了真正的上帝，良心就不允许再离开它，（还说）他肯定会信奉基督教，因为只有入了基督教，人们才能归还欠上帝的东西并拯救自己的灵魂。官员又让人打第三个人，随之将其统统重新送回牢房。
如果首次审讯便可决定基督徒们的命运，那中国就会像其他地方一样产生自己的殉教者了；然而无法想像人们会耍弄多少阴谋诡计来欺骗和动摇他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拥有超乎寻常的技巧。不管以多大代价，官员必须占上风，因为这事关他们的体面，他们是决不让步的。
当霸州官员获悉手下人通过诡计已成功地欺骗了数名新信徒时，便令他们全部到庭第二次接受审问。苏·玛蒂亚斯再次被掌嘴和打板子（ｐａｎｔｓ），其他所有基督徒也挨了打。于是，官员道：“把他们重新带回牢房并让他们签字画押。”有些人说道：“我们从命。”另一些人则沉默不语。为了使人听不到可能提出抗议者的声音，衙役们弄出了许多噪音并将他们推出了大堂。同样的事情大概在Ｓｉｎｔｃｈａｎｇｈｉｅｎ也发生了，这是离霸州不远的一个小地方，但属另一个县。十一名基督徒在上刑时显得很顽强，但后来几乎所有人都向歪理和不得体的怜悯让步了。
我绝非鼓吹神奇之事，但真实的事是应当说的。霸州就发生了两件奇特的事。
苏·玛蒂亚斯经受了“夹棍”刑后动了动身子准备站起来。衙役们笑了；其中两人走到他跟前准备把他抬走，同时对他道：“等一等，你休想动！一百天之内你都不能动弹。”苏·玛蒂亚斯克制着自己，听任他们去说，随之独自站立起来，既不觉得疼痛，也不要人搀扶便回到了牢房，在牢房里马上为其他囚犯准备吃的东西。十天后，他步行到了北京。基督徒们向我们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以及他们亲眼目睹的一切。我试图解释这件奇事。我想可能官员只想吓唬他一下，因此，当人们在另一端夹紧木板以便挤压他的脚和小腿时，在一端连接木板的绳子却相应松开了。方守义（Ｄｏｌｌｉèｒｅｓ）神父很想弄清此事。当他单独与苏·玛蒂亚斯在房间里时，他让他脱下长袜，亲眼看到他脚踝骨上下有因血液外渗形成的大块黑斑；苏·玛蒂亚斯把手放在上面磨擦却丝毫不觉得疼痛。脚踝骨未受损伤，因为有人在木板上放置脚踝骨的部位挖了个洞，若没有这个洞，受这种刑罚的人在余生中就无法走路了。尽管如此，苏·玛蒂亚斯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人们甚至不敢拿出弃教保证书让他签字。
周玛窦（ＴｃｈｅｏｕＭａｔｅｏｕ）就没那么幸运，也没那么忠贞了；尽管他承认上帝赐予了他一种他尚未体验够的恩典。以下便是我听他讲述的关于他自己的事。方守义神父当时在场。周玛窦说道：“官员问我是不是基督徒，我答道，是的；他问我圣名，我说叫‘玛窦’；他命我改掉这个名字，我说这不可能。他马上叫人把镣铐放在我面前的地上，有人褪下了我的长袜并要我跪下。起初我感到很痛，便作了这个简短的祈祷：‘我的上帝，可怜我、支持我吧。’疼痛当即止住了。人们让我在镣铐上跪了约一个小时，我从容不迫地应对着一切。官员让人在我腿上压了一块板，并令两个人站在板上，以便把我的腿更紧地挤压在镣铐上；但一切都无济于事。然后，他们让我伸开双臂作十字状，有人从背后把我双臂绑在一根长五六法尺的粗棍子上，两个人奉命摁着这根棍子把我用力往下压。所有这些均属徒劳，我什么都感觉不到，而且被这样折腾了一小时后当我站起来时并不疼痛：我为保全了自己的信仰而高兴。然而他们在牢房中却让我晕头转向了，我不幸背弃了信仰，我是来赎罪的。”
我不禁对他说道：“不幸的人，你说的这些话谴责了你。怎么？在你最初的斗争中给了你如此有力支持的主难道还不能支持你经受其他斗争吗？在得到它如此巨大的恩典后你该这么快就忘记它、背弃它吗？”他答道：“我心里并未背弃它，我是在牢房中昏了头。”
周玛窦是个善良人，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他曾不幸堕落过，但我不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他存心骗我们。此外，在讲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时，他似乎并未意识到上帝给过他的特殊恩典。他脸上露着羞愧，有一种人们可在《殉教者言行录》中的背教者们脸上看到的神情，它与耶稣基督勇敢的精修圣人们的神情大相径庭。我们接受了他的赎罪。
此类迫害总是由白莲教这个可悲的宗派或是其某个分支所引起的。霸州这次迫害便是在陕西省出现的一件麻烦事之后发生的；这件麻烦事出现于离该省首府西安府几天路程的地方，离我们这里指北京。——中译注约300法里。此事被写进了邸报（ｇａｚｅｔｔｅ），下面是其摘要：
“臣，陕西总督勒尔谨（ＣｕｌＫｉｎ）按1773—1781年陕甘总督为勒尔谨，此法文拼写有误。——中译注，向陛下恭呈此奏章。臣以600里加急寄出（每天走60法里的一种急件）。事情涉及Ｈｏｔｃｈｅｏｕ一个有害的宗派。有人告知臣这个宗派正在集会并在背诵某种经文，地方官派弓箭手去制止混乱局面，但派出人员受到了粗暴对待。臣觉得事关重大，遂亲赴Ｈｏｔｃｈｅｏｕ并令武官们率众多兵士由不同道路同时前往该地。这一谨慎之举是必要的。叛乱的宗派信徒有两千余人，装备精良。农历十一月十三日（1777年12月12日），我们到了望得见Ｈｏｔｃｈｅｏｕ的地方。叛乱者摆开了作战队形。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2）
其首领Ｏｕａｎｇｆｏｕｌｉｎｇ两侧有两名狂热的女子，她们披头散发，一手持出鞘之剑，另一手拿着令旗。她们乞灵于歹毒的鬼魅并正在作可怕的诅咒。我们用火枪多次对着叛乱者齐射，他们疯狂地战斗。最后，我们举着军刀向他们猛扑过去。战斗延续了五个小时，自下午3点直至8点。我们杀死他们一千五百人，余者成了俘虏。打扫战场时，臣发现他们的首领已被杀死躺在地上；他身穿一件大黑袍，胸前有一面镜子。他身边两名女子也在战斗中被杀死了；一名女子有一面白色令旗，另一女子是黑色令旗。臣命人砍下了这些罪魁祸首的首级，将其置于笼中示众。臣带着五百五十二名俘虏。百姓们兴高采烈。一位名叫杨华禄（Yａｎｇｈｏａｌｏｕ）的军官表现出众，他前额挨了一刀。臣向陛下恭呈此奏章，并期待着陛下旨意。”
皇帝立即下诏，简述了勒尔谨奏章中所言之事后，陛下补充道：“总督颇有头脑，堪受褒扬；军官和兵士们作战也很勇敢。朕意由各部评议该如何奖赏他们。至于作战骁勇、前额挨了一刀的杨华禄，着好生疗养伤口，一俟其康复，尔等应将其引见于朕，朕要见他并亲自予以奖赏。若他因伤死去，亦应报知于朕，朕将降旨向他致以军礼，这是人们给战斗中死去的人的荣誉。手持武器被擒之人则应予以审判并依律严惩。钦此，谨遵为要。”
陕西总督在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