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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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中死去的人的荣誉。手持武器被擒之人则应予以审判并依律严惩。钦此，谨遵为要。”
陕西总督在侦讯叛乱的宗派时获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于上年圣诞节曾经集会而且一起祈祷了大半夜。他知道圣诞节是基督教重大节日之一，众基督徒（当年）可能还要集会庆祝。事情果然发生了。圣诞节前一天的傍晚时分，毫不疑心任何事情的基督徒们相当公开地来到了住房宽敞的一个新信徒家中。等夜已较深时，他们开始祈祷，即有点像我们在欧洲唱晚祷那样唱了起来。突然，整幢房屋被士兵们围了起来。二十八名基督徒（甚至还有那些好奇地前来观看基督徒们是如何祈祷的非基督徒）都被带走并送往离他们仅10至12法里的西安府。在那里，总督用所有时间审查他们，但他白费了力气：无论从他们教义还是从他们品行中，他都挑不出任何毛病。在他两个月后就此向皇帝所作的汇报中，他承认他们的祈祷不同于叛乱宗派的祈祷，基督徒们只是追求真正的幸福而且努力通过正当的生活获得这种幸福。他多次承认（基督教）这一性质；然而，作为一个十足的异教徒，这不妨碍他作出了如下结论：鉴于基督教是旁门左道，因此必须用板子和枷锁惩治其信奉者。至于吸引了多人入教的赵庆正（ＴｃｈａｏＫｉｎｔｃｈｅｎｇ）以及被他点了名的另一位基督徒，鉴于他们冥顽不化、不可救药，因此须予以流放。
我们直至1778年3月中旬才得到这份指控。起初，钦天监监正及与他一样是前耶稣会士1773年，教皇克莱芒十四世解散了耶稣会。耶稣会在1778年作为一个组织已不存在，所以此处称“前耶稣会士”。——中译注的他的同道们发觉有些异常：官员中平素对他们最友好的那些人开始冷淡和疏远他们；这使他们向刑部（ｔｓｉｎｇｐｏｕ）的朋友们打听是否发生了什么新的反宗教的事情。于是，有人把（陕西）总督的诉状交给了他们。
所有重要的起诉状首先要奏报皇帝。皇帝（在陕西总督的诉状上）批了四个字：“该部议奏。”（ｋａｉｐｏｕｙｔｓｅｏｕ）刑部须在月内向皇帝汇报。皇帝有时会减轻判决；更多的时候则仅以如下几个字完全批准判决：“朕知道了，同意。”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月底。没有丝毫消息透露出来。我们问刑部官员，他们装聋作哑。直到两个月后我才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刘（Ｌｉｅｏｕ）姓太监那里得知了这件事情。这名太监当时有病，因此曾请求回家治疗。病情好转后，他回宫重操旧业。一名高级别的太监对他道：“你曾为陕西的事情感到害怕，放心吧，皇帝下了一道非常有利的圣旨，我亲眼见过这道圣旨，真是再好不过了。”但他并未明确说皇帝的批复对哪方面有利，信基督教的太监也没敢问。看样子希望人们通过官方渠道（获取信息）的刑部（ｈｉｎｇｐｏｕ同是刑部，法文原文中前面拼写为“ｔｓｉｎｇｐｏｕ”。——中译注）对此并不怎么满意。不管怎样，刑部什么也没有说，而且邸报上对此也一字未提。
今年初这里发生的一件事是（官方）严厉举措的一个可怕例证。这不大符合我们的习俗，但因它能让人了解鞑靼人和中国（汉）人的习俗，我便就此说两句引自《邸报》上的话。
江西有个名叫王锡侯（Ｏｕａｎｇｓｉｈｅｏｕ）的文人在家乡过着哲学家的生活，他远离宫廷，不担任官职，仅以思考和写作自娱。为润色其著作并使之在某些文人中流行，他使这些作品充斥着应受指摘的观念。他六十岁时，其作品给他带来了某种名声。他有个仇人，更确切地说是个嫉妒者，后者告发了他。王锡侯立即被捕，一支人数众多的押送队把他押解到了北京刑部。他是农历十一月廿三日（1777年12月22日）到刑部的。亲王、大臣及高级官员们会同帝国九卿（ｎｅｕｆ ｇｒａｎｄｓ ｔｒｉｂｕｎａｕｘ ｄｅ ｌ′Ｅｍｐｉｒｅ）奉旨在那里会审他。下面是他们预审的结果及向皇帝汇报的简要内容：
臣等皇族成员、封爵大臣及高级官员们奉陛下敕令会同帝国九卿审判文人王锡侯。臣等首先命人展示了在他家中扣押的所有书籍；书有十种，臣等非常仔细严格地进行了审查。
臣等注意到：一、他竟敢改动《康熙字典》，将其删成了一个节本，而且于其中某些地方竟敢反驳这部如此应受尊重、如此正确可靠的辞书。二、在其节本卷首序言中，他居然放肆地写上了孔子、陛下显赫的先祖和陛下本人的名讳，臣等见了惊恐万分。此等冒失轻率有失恭敬的做法令臣等战栗。三、在其家谱中，他写了他是经由周（Ｔｃｈｅｏｕ）朝传下来的黄帝（Ｈｏａｎｇｔｉ）的后裔。四、他在诗文中使用应受指摘的词语，再次暗示他这个所谓的血统。看来他在这方面居心叵测。
臣等传讯了王锡侯以便批驳这些不法行为。
问他为何胆敢改动《康熙字典》；他答道，这部字典卷帙浩繁，不方便，我编了其节本，价格低廉，又便于使用。
问他为何在其节本序言中放肆地写了孔子、陛下显赫的先祖和陛下本人的名讳；他答道，是为了让读这个节本的年轻人知道这些名讳，以免他们不留神而有使用它们的危险，何况我本人已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因此在重印该字典（节本）时已注意删除不妥之处。
臣等反驳道，列位皇帝和孔子的名讳是全国皆知的；他则声称他本人就有很长时间不知道，直到约三十岁时在文人们为取得学衔而做作文的大堂中才首次见到它指应当避讳的列位皇帝及孔子的名讳。举子们考试的地方张榜公布这些名讳是为提醒考生们避讳。——中译注。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3）
问他为何竟敢在家谱中写他是经由周朝传下来的黄帝的后裔；他答道，这是我头脑中一闪而过的一种虚荣心，别人若认为我了不起，我就很得意。
最后，问他为何在其诗句中使用某些词语暗示其所谓的血统；他答道，是因为诗兴所至，未注意到这些词语会有不妥之处。
作为您忠实的臣子，臣等提出，王锡侯作为一个有二等学衔王锡侯是举人。——中译注之文人，熟知我国法律和习俗，不能视作一介草民百姓，后者或许会因粗野无知而犯罪，而他所做和所写的则是冒犯皇上，事关叛乱谋逆，实属头等亵渎君主罪。臣等研究了帝国法律，此等罪行应以凌迟惩处。罪犯应被碎尸，其财产应被抄没，其十六岁以上之亲属处死，其妻妾及十六岁以下之孩子发配流放并送与帝国某大员为奴。
作为您忠实的臣子，臣等向陛下恭呈此奏章并期待陛下最终圣裁。
皇帝敕令
朕在刑罚方式上宽恕王锡侯，免其凌迟，处以斩首。朕宽恕其亲属，其诸子留待秋季大刑（ｌａ ｇｒａｎｄｅ ｅｘｃｕ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ｕｔｏｍｎｅ）期间执行死刑。其余诸项依律执行。钦此，谨遵。此令。
人们有理由希望皇帝还会宽恕，至少是给王锡侯的孩子们留一条命。
在这里，说一句反抗政府的话就会遭到死刑的惩罚，甚至读一本说政府坏话的书也是死罪。不过这不妨碍帝国监察官（谏官）们可以向皇帝提出他们认为适当的劝诫；但他们的陈情书必须盖封印而且必须是恭敬的。皇帝通常会公布陈情书并予以正确对待。
皇帝目前正忙于一项重大的计划。几年前，他向全国宣布，他要把中国最上乘的书汇编一套丛书即《四库全书》。——中译注。他下令凡拥有值得重视的手稿的人均应将其寄给宫廷，并声明，一俟挑选定当，宫廷将如数寄还。
皇帝收到了无数书籍。他决定丛书将编为六十万卷。他把称为翰林（ｈａｎｌｉｎ）的帝国中最有名望的文人们及最能干的印刷工匠们召至北京，给他们配备了无数助手，让他们住在高大华丽的屋宇之中。他让多名ｒｅｇｕｌｏ甚至还有他第六位皇子即永瑢，任《四库全书》正总裁。——中译注来领导这项工程，他们须对哪怕最小的错误负责，在最为复杂的文字中即便缺了一个小点也要扣除他们部分俸禄。皇家印刷所出的书籍应是无误的。这部宏大的丛书中尤其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皇帝命人于其中编入了我们宗教的三种书，它们是先前由耶稣会传教士撰写的。第一种是以利玛窦之名行世的著名的利子神父（ｐèｒｅ Ｒｉｃｃｉ）的书。这是一部杰作，有些文人反复阅读它以便模仿其文笔。该书名为《天主实义》。人们简直无法想像，一个只在游历中学习神学的人是如何能使这部著作变得如此具有说服力、如此清晰和如此优美的。
进入这部大丛书的第二种书是《七克》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Ｐａｎｔｏｊａ）著。——中译注（ＴｒｉＫ）。它同样写得极好而且内容丰富。它探讨的是克服人心中七种主要情感指傲、妒、贪、忿、饕、淫和怠。——中译注的问题。
第三种是生活于康熙时期的南怀仁（Ｖｅｒｂｉｅｓｔ）神父的书，书名为《教要序论》（Ｋｉａｏｙａoｓｕｌｕｎ）（宗教基本原理概论）。它不是为文人们写的，看来作者希望让所有人都能理解它。读过这本书的康熙皇帝曾拿该书的文笔打趣过；但该书对问题的分析及行文条理之清晰使它被认为足堪跻身于最佳书之列。中国人把我们圣教的一些书籍列入他们的最佳书之中，却又迫害基督教徒，这便是他们的不合逻辑之处。
在明朝末代皇帝时期，耶稣会传教士斗胆让人画了索多姆（Ｓｏｄｏｍｅ）和戈莫尔古巴勒斯坦地名，与索多姆同时被天火所烧毁。相传该两地皆因风俗放荡而遭天遣。——中译注（Ｇｏｍｏｒｒｅ）大火的画，而且加了说明一起呈递给这位极端放荡的皇帝，目的是触动他。皇帝觉得这幅画在此类作品中堪称佳作，便命人刻印编入了当时一本艺术珍品集子之中指明末程大约刻的《墨苑》，其中收入利玛窦所赠宗教画四幅，每幅均有拉丁文注音的汉字说明，又称《西字奇迹》。——中译注——这就是他把这幅画派的全部用场。在这本集子中他还让人刻印了手持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像。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4）
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
（1778年于北京）先生：
去年11月5日，我荣幸地给您写了最后一封信，主要想向您表示我们对艾若望先生（Ｍ．Ｇｌａｙｏｔ）这位外方传教会可敬的〖=Z（〗521〖＝〗传教士的即将获释抱有希望。当时我们颇为自信；然而，倘不是上帝动用了其他手段，艾若望先生可能仍会在狱中。
钦天监监正傅作霖（Ｆｌｉｘ ｄ′Ａｒｏｃｈａ）神父长期以来与四川总督交情甚笃，他决定坦率地给后者写信以维护扣押在他省里的传教士的利益。正如您所知道的，中国人总是说漂亮话。总督回信说他很高兴有这个小小的机会为朋友效力，他将下达命令，艾若望先生即刻就会获释，人们可把事情看成已了结云云。
然而，乾隆四十二年，总督手下人因农历新年开始而来京时，有关此事的消息却音讯全无。又过了很长时间，仍听不到任何说法。总督许诺过的事都落了空；这时，皇帝却想再次派傅作霖神父去金川（Ｋｉｎｃｈｏｕｅｎ）测绘地图。看到上帝这一举措，我们大家都说，艾若望先生即将获释了；皇帝有他的想法，上帝则另有想法。
这里距金川600法里，傅作霖神父虽已六十五岁，路上却走得极快，每天走20多法里不会使他害怕。人们在四川省会成都府等他。这个大城市毗邻苗子聚居区金川。
他的朋友，（四川）总督当时四川总督为文绶。——中译注率当地所有重要官员前来迎接。傅作霖神父不与他计较，寒暄过后，他把总督拉到一边问艾若望神父是否已经获释。总督并不慌张，回答说事情如果可能，他早就获释了，（还说）他了解过他的情况，是如此这般，所以无法出狱。
傅作霖神父并不上当，他要知道艾若望怎么了。总督被问得没有办法，只得对他道：“他疯了。”傅作霖神父早已习惯了中国的表达方式，因此立即答道：“他疯了，正如您和我一样。这是您手下的人欺骗了您，别相信他们。要想真相大白很容易，请您下令让他到这里来，让我们见见他，跟他说说话。”
艾若望先生在离省会八天路程的地方，已在狱中被关了九年。从最初几年起，有人就想用毒药来摆脱他；但狱卒天良未泯，或更因为害怕北京的传教士，因此拒绝顺从官员们的罪恶。
无法想像耶稣基督这位勇敢的精修圣人在狱中受了多大的罪。与同在狱中的那些卑鄙下流的恶棍给他造成的恐怖相比，饥、渴、酷热、缺少睡眠及其他种种不适都是不足挂齿的事了。这些厚颜无耻的偶像崇拜者偏偏喜欢在他眼前犯下最可恶的罪行。若要摆脱这种地方，他原本只要扯个小小的谎，甚至只需说句模棱两可的话就可以了。然而人们永远无法动摇他的坚贞。官员们多次对他道：“承认你是广东人吧，我们就放你出去。”艾若望先生始终答道：“我不能骗人，我是欧洲人，我来中国是为宣传我们圣教；我是传教士，不是广东人。”官员被他的坚贞激怒了，命人打了他二十板子；这是两年前的事了。在新的一年里，人们差不多是用更严酷的方式对待他的。
其时，总督的命令到了。人们帮传教士脱下了破衣服；傅作霖神父关切地给他寄来了衣服以便使他能体面地露面。他在自己以钦差身份占用的一座公馆里接待他。会面是令人感动的，双方都忍不住掉了泪。两人久久开怀畅谈。为了不分开，傅作霖神父让艾若望住在他隔壁屋子里，艾若望先生从那里可以看到和听见不时前来拜访钦差的总督及其他重要官员，而自己则不被人看见。人们着手处理释放事宜了。总督不想于其中出面，便命令一位下级官员办理，还嘱咐他按傅作霖先生的意思办。
事情比人们想像的要棘手，而且好几次几乎就要失败了。首先谈的方案是，在两名兵士监护下把艾若望先生送往澳门，这是惯例；但傅作霖神父不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它太讲排场又太危险。兵士们沿途必须将（监护的）囚犯向当地官员们介绍；然而有时某个地方的官员正值情绪不佳，便会做出虐待囚犯的事来。人们还记得Ｃａｓａｂｒａｕｃａ发生的事，这是离澳门仅半法里的一个小城。您所认识的杨若望法国传教士，1746年9月26日在湖北沙市被捕，后放逐澳门，1747年4月18日死于该地。——中译注（Ｂｅｕｔｈ）神父由两名兵士押解从湖广（Ｈｏｕｑｕａｎｇ）到了这里；当地官员既不喜欢基督徒，也不喜欢欧洲人，因此命人将神父狠狠打了一顿，致使他一周后便死去了。经多次争议，傅作霖神父争得了以下处理办法：艾若望先生与一名信奉基督教的商人先回到广州，然后从那里去澳门。
阿加主教（ｖêｑｕｅ ｄ′Ａｇａｔ）、四川代牧主教波蒂埃（Ｐｏｔｉｅｒ）先生当时正在成都府。傅作霖先生通过几位基督徒的帮助终于找到了他的住地，便秘密地派了一名心腹侍从前去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