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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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加主教（ｖêｑｕｅ ｄ′Ａｇａｔ）、四川代牧主教波蒂埃（Ｐｏｔｉｅｒ）先生当时正在成都府。傅作霖先生通过几位基督徒的帮助终于找到了他的住地，便秘密地派了一名心腹侍从前去见他。人们无法描述这位神圣的主教对于（傅作霖）神父为其教友之一所做的一切是多么感动。在他写给神父的几封信中（我欣慰地读过这些信件），他以令人感动的情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完全赞同人们所作的最终安排。问题只在于让艾若望先生同意这一安排了；然而事情与人们原先估计的有很大差距：他始终申明自己不能决定返回欧洲，因此要么把他送回传教区，要么重新把他送进监狱，两者必居其一。（他还表示）他仍是传教士，在有生之年哪怕归信一个中国人他也会觉得高兴。
这一回答使傅作霖神父深受感动，但也让他很是为难。不过他毫不气馁，他再次把事情的成功托付于上帝而且马上动真格儿地力促其成功。官员们很愿意满足他，但不敢过于背离判决的常规形式，因为他们担心有朝一日自己受到追究：要是艾若望先生获释后在本地再次被捕，他们就必然会受到追究。这些官员不管怎么做也是枉然，傅作霖神父使他们同意了他的主张。艾若望先生不必再被迫返回欧洲；但官员们要求有一名担保人。找一名保人不难，这次大家以为事情了结了。但不屈不挠的艾若望先生声明，他不愿意有人因为他而遭受危险：他的保人可能会焦虑不安，或许会使别人担忧。总之，他要完全自由，或是重返狱中。人们终于对这位坚定的基督徒作出了让步，官员们认可了一切并听凭傅作霖神父依其认为合适的方式作出安排。傅作霖神父不慌不忙而又秘密地把艾若望先生送到了（阿加）主教先生住地，后者再也不知道该希望什么了。最近，有人在该省某些地方拘捕了一些基督徒，当获悉省城里发生的这些事后，官员们主动释放了他们而未作任何惩罚，也未要求他们放弃我们圣教。他们说，虐待与傅作霖先生持相同想法的人是不恰当的，敬重神父而惩罚其信徒们，这是矛盾的。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5）
1777年8月底，傅作霖神父回到了北京，身体很好。他给皇帝带回来一幅后者新征服地的漂亮地图，使皇帝很是喜欢。但与其说神父因此而高兴，不如说他更因解救了一名传教士及可怜的新信徒们而感到高兴。
这里应当为汪达洪（Ｖｅｎｔａｖｏｎ）神父说句公道话，正是他应了外方传教会在澳门管理财务的教士先生之请求，如此强烈地使其朋友傅作霖神父对艾若望先生的事情产生了关注；他做这件事情的热忱，人们怎么夸奖都是不过分的。
1777年8月末，皇帝产生了重赏传教士的想法。他命令前德国耶稣会士艾启蒙波希米亚人，1745年抵京，本人为画家，郎世宁之学生，前第103信已述到他与郎世宁、王致诚为皇帝作画，1777年被封为三品官，1780年10月6日卒于北京。——中译注（Ｉｇｎａｃｅ Ｓｉｋｅｌｐａｒｔ）先生于某日到他行宫里去。表面上看这只是为了修饰一幅画。他一到那里，就有人通报皇帝驾到。皇帝和蔼可亲地走了进来，这种神情，他在愿意的时候表现得比任何人都更好。他向正在作画的艾启蒙神父走去，装作第一次发现他的手在抖的样子，对神父道：“你的手在抖。”“不要紧，皇上，我还能画。”“你多大年纪了？”艾启蒙神父答道：“我七十岁了。”“你为何不对朕说呢？你不知道郎世宁七十岁时朕为他做了什么吗？朕想为你做同样的事。哪天是你生日？”“皇上，”艾启蒙神父答道，“是农历八月廿日（1777年9月21日）。”于是，皇帝便离开了。
一位官员马上奉命前往南堂（Nantang，前葡萄牙耶稣会士的教堂），了解在郎世宁那个时候事情是怎么做的，以及皇帝赏了他哪些礼品。
按当地习惯，赏给艾启蒙神父的恩典涉及所有欧洲人，因此，主持南堂的高慎思（d′Espinha）神父自9月18日起就邀集了各个教堂的人。
21日早晨，南堂兼管理财务的传教士索神父（père So）可能是索德超神父（ｐère ＪｏｓｅｐｈＢｅrｎａrｄ ｄ′Ａｌｍｅｉｄａ），葡萄牙人，1759年抵京。自耶稣会废止后，他是留华最后之耶稣会士，住在南堂，治历算工作，1783年任钦天监正，1805年去世。——中译注前往海淀宫中。礼品及为仪式所需的一切应用之物均已备妥。索神父进宫时遇见了皇长子，后者与他交谈并向他作了友好的表示。这属于那种看似偶然却往往是精心安排的会面。索神父接受了皇帝的赠品：它是六匹头等丝绸、一件官袍、一串硕大的玛瑙项链及其他各种物品，但其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皇帝亲书的褒奖艾启蒙神父的四个字。传教士恭敬地高高托着这些赠品进了殿。皇帝第八子正好经过那里。陪同索神父的官员们对他道，由于他拿着皇帝赠品，所以他不必理会阿哥（Ago），而他们则照例向他行了礼。
宫殿门口备有一个华盖（dais），这是一个四周畅开的如同圣体柜上的活动华盖（niche）状的物件。人们恭敬地将（皇帝）赠品放在一张铺着黄缎的桌子上。那里有二十四名吹鼓手正演奏着喧闹的乐曲，还有八名轿夫，他们都穿着丝绸绣花的宽袖长外套，就像他们伴随或抬着皇帝时一样。
大家上路了：二十四名吹鼓手走在最前面，随之是四名骑马的官员，再后面是由八名轿夫抬的华盖，负责传达皇帝命令的一名官员跟在华盖后面，传教士（索神父）在官员旁边。
从圆明园至北京西直门（即从海淀那里过来进城的门）有11
4法里。皇帝侍从们穿的号衣一出现，（把守城门的）警卫队便进入戒备状态，并派出兵士在城里为之鸣锣开道：这是此地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
通往西直门的街道是笔直的，而且特别宽阔。人们在街道两侧搭了帐篷，但尽管它占了些地方，余下部分仍足以辟为三条街道。这条街道径直自西向东走向，延续1/4法里后到达了另一条自北城墙通往南门的大街；南门被称为顺成门（Tchunchimen）明代及清初作顺成门，又作顺城门。乾隆以后改为宣武门；法文名中之chi为误写。——中译注，我们会团（Colléｇｅ）就在其旁边。后一条街道长1法里，和第一条一样是笔直的而且至少同样宽。
当皇帝的赠品经由这条街道从赶来观看这一景象的成群结队的百姓中通过时，我们从各个教堂赶到了南堂。我第一个到达那里。我从容不迫地观看着那些布置起来的装饰，而且乐意说说自己的看法：这些装饰不像欧洲装饰，它只是漂亮而已。人们从会团至街的另一侧围起了一块场地（parvis）parvis；此字法文原意指教堂前的广场，教堂前围栏的空地；中文无确切对应词，故只能如此意译。——中译注，所有入口处都装饰了花彩。第一个院子中搭了一个供随从人员使用的小棚屋。
进入第二个院子，人们看到一排有四个会客场所组成的临时建筑。第一个会客处是为吹鼓手准备的，它由席子围成，但被如此漂亮地披上了丝绸和花彩，因此看上去非常悦目。从这个会客处走到另一会客处，那里备有四桌饭菜。
随后，人们可进入另一个场所，这是把两大主体建筑物分开的一个院子，人们把它变成了一个户外接待处，其左右两侧可看到高大的紫杉，这里的装饰品本身并无什么了不起，但布置的式样却使它讨人喜欢。人们终于可进入会团中最后一个也是最漂亮的一个厅堂了；郎世宁先前用两幅巨大华丽的油画美化了这个厅堂，它展现了即将获胜的君士坦丁大帝（le grand Constantin）和作为战胜者与凯旋者的君士坦丁大帝。厅堂旁侧还可看到两幅使人产生错觉的远景画，装饰天花板的画极美。厅堂中央有一个华盖或曰如同圣体柜上的活动华盖状的物件，（皇帝）赠品将放置于其中。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6）
随时都有信使向我们通报（运送赠品的）队列离我们还有多远。将近9时许，来人告诉我们该出去迎接了。我们身穿朝服，犹如要面见皇帝一样。大家成一排站在围起来的场地前，在那里等了片刻。我们看到士兵们大声吆喝着从街上走来，百姓也成群结队涌了过来。随之到达的是未排列成队也未穿制服的射击手（fusiliers），这是来做护卫的。我们终于听到了大号和铃鼓的声音。警卫队在栅栏边控制着人群，街上的士兵走在最前面而且叫人们让路。喧闹的乐队走过了栅栏，随后是四位骑马的官员，接着是会团派去迎接赠品的一支相当讨人喜欢的乐队，后面是华盖，再后面是皇帝指定前来主持仪式的佟（Tong）姓官员——这是一位六旬男子，胯下一匹骏马，其举止让人很容易看出他代表一位伟大的君主。于是，我们按中国礼仪屈膝跪下；当皇帝给予男性皇族和外邦国王这样的恩典时，他们都会下跪。我感动地看到，华盖上有一个十字架。当华盖到达面前时，我们站起身来跟着它前行。它一直被抬到（会团中）最后一个厅堂的门口。于是，佟姓官员从桌子上轻轻取下赠品，恭恭敬敬地拿着将其放入已准备好的用以接受赠品的圣体柜上的活动华盖（niche）之中。
跪在那里的所有传教士三次以前额触地，起立后再次下跪，再接连两次行同样的礼，总共以前额触地九次，这是此间最隆重的礼仪了。此即三跪九叩之礼。——中译注随后，他们按惯例依次握住官员的双手向他致敬并把他领到用膳场所。官员首先问传教士们是否来自所有教堂；大家回答说是的，不过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尚未到，因为这是一个祈祷日，而且他们人数很少；但我们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是会来参加感谢仪式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要感谢皇帝。
果然，传信部的两名传教士来了；官员显得颇为高兴，随之对我们说了些通常的客气话，问我们姓名、年龄、职务、国籍等等。大家喝茶。官员对我们道：“我必须立即回去向皇帝禀报事情经过，艾启蒙先生也须跟我去向皇帝谢恩，此事不能拖到第二天。”按习俗，谢恩是要以书面表达的，官员想看看艾启蒙先生写的谢恩内容，（阅罢）还作了夸奖。
为让官员有时间吃点东西，我们退了出来，厅堂里只留下两名传教士陪他聊天。用餐快结束时，南堂的神父们送给官员好几件欧洲珍玩作为礼品，他对此显得十分高兴。皇帝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次日上午就去了如意馆，他情绪很好，多次问及艾启蒙神父身体是否康健。
与此同时，当时在场的一名太监来到我的住地，我想他是有自己想法的。他对我道，我们所有人（即所有传教士）都到了南堂，这做得很好；还说皇帝给予我们的恩典是只有大人物才配得到的，别人花一百万（两银子）也买不到。
时机使皇帝给我们的恩典变得更为珍贵了，因为北京目前有一万名来自各省、旨在晋升更高一级学衔的举子（正在参加科举考试）；这些人有朝一日将成为中国各个城市的官员。我们希望，作为皇帝善待我们的见证人，他们今后别做反对我们圣教及我们亲爱的新信徒们的任何事情。说到底，我们的想法和愿望便归结于此，其余一切对我们来说只是些令人讨厌的无聊事而已。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加巴尔主教
加巴尔主教、东京宗座代牧主教雷德莱先生（M。Reydelet）的信（摘要）
（1774年7月11日）1773年8月5日，一名西班牙多明我会神父应一位病人之请，于大白天不加遮掩地步行前往，因为他只需走区区几步路而已。有人看见了他并把消息告诉了离那里不远的一位官员。后者捕捉了传教士，搜查了他的财物并将其作为囚犯拘押。这名官员是南方省副省长，他以为获得了勒索金钱的一个良机，因此提出传教士的赎金为1000皮阿斯特。鉴于金额过高，基督徒们无人去赎传教士。官员渐渐降价，但仍无结果，没有任何人去赎传教士。官员大怒，命人造了一个大笼子，将传教士投入这个可搬动的牢房中置于烈日下炙烤，以激起众基督徒对传教士的怜悯，迫使其缴付他勒索的赎金。但经再三考虑，基督徒们认为凑钱并非良策，因为这会鼓励迫害者的贪婪，激发他在全省进行新的搜查，使他捕捉其他传教士。
官员重新派遣士兵化装成平民百姓四处侦察。10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即圣罗塞尔（Saint Rosaire）纪念日，他们抓获了东京多明我会士万桑·利耶纳神父（Père Vincent Liène）；将其押送到官员跟前，后者同样把他作为囚犯关押在笼子里。
由于无法从基督徒那里获得他所指望的钱财，这个迫害者感到失望；于是，他立即向国王控告，把传教士说成是叛乱首领，基督徒是王国中的叛乱者；还说他们拥有武器，正在全国形成和筹划一场全面叛乱等等。
国王尚是个年轻人，但十分多疑，身边有一个由与他一样的年轻人组成的枢密院，他（闻讯后）勃然大怒，下令官员将两名叛首给他送来，同时增加了沿途押送的士兵数量，因为他怕有人将其武装劫持。两名如羔羊般温顺的传教士在“叛首”名义下被关在各自的笼子里押送到了京城。国王、王太后及国王宠信的几名官员因偏见而失去了理智，他们都因愤怒而疯狂。国王不能自制，也不遵守任何常规手续，亲笔下达了死刑判决，送往枢密院签署并下令尽快执行。有三名高官（其中两人是基督徒，另一人是非基督徒）拒绝签字，认为这些人不是叛乱分子，而且认为此说纯属诽谤；他们要求人们提供证据并出示他们的武器等等。事情讨论了三天，结果证明他们既不是叛乱首领，也不是任何类型的叛乱分子，他们完全是传教士，是宗教教士。两名传教士自己也承认他们是教士，是宗教使者。
两名传教士被押送到一座死囚牢房，由士兵们日夜看守，两名囚徒被分开关押，不准其见面、交谈。为了给他们做告解圣事，有人寻访到我们一位东京教士，后者花了点钱便获准进入了牢房。但他只有听欧洲人忏悔的时间，随后人们就催促他离开。他有被人发现和抓获的危险。他只得重新花钱以使看守们准许两个（关押传教士的）笼子靠拢；于是，欧洲人听其教友东京教士作了忏悔。我们两位神父就这样为殉教作好了准备。他们向所有前去看望的人布道。他们不断地祈祷，内心镇定自若地、愉快地、心甘情愿地期待着献身的时刻。
11月7日，官员、他的军官们、手持出鞘刀剑的士兵及无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来到了监牢。人们拉着（关押传教士的）两个笼子前往城外的一个大广场。到了那里，官员在侍卫簇拥下在其高高的席位上露了面（他骑在一头象上），士兵们围成圆圈，控制着人群。人们把两名传教士从笼里提了出来，让他们席地而坐，将其膝盖绑在竖于地上的木桩上，让他们挺直头部和肩膀，将其上身脱光、头发剪掉，随即宣读死刑判决。刽子手们站立着，高举屠刀注视着官员等待信号。信号刚一发出，他们便下了手；两颗人头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