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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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皇帝朗声告之于朝臣：我们这位欧洲新来者以为宫中那些先前到达的欧洲人谋取了他在陈情表中所说的那个新职位，他完全弄错了，因为这种职位在我们这里一则既无品级又无特权，二则它对他们将是一种重负。罗马人必定会把在京谈判效果不好的责任归咎于他们的代理人。朕了解先前到达的这些欧洲人，确信他们中无人愿承担这一重负。朕也不认为他们中会有何人出任该职。与此同时，皇帝命令我们就传教会总会长问题上发生的一切向主教助理提出申明。我们以此申明表示：1。我们未以任何方式阻碍皇帝给予主教先生所希望的一切；2。即使皇帝迫使我们接受在华所有传教士总会长一职，我们也会拒绝——哪怕因此遭到最严厉的惩罚也在所不惜。主教以教皇特使全套礼仪接受了这份申明，我们所有人都跪在他面前。他先听我们朗读申明，随后说道，他确信我们中某些人或至少某个人破坏了他与皇帝的谈判，他要我们注意千万别与教皇及教会的旨意作梗，还说他的计划是建立罗马教廷与北京宫廷间良好的联系以推进传教。我们聆听了主教这番话后默默退了出来。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4）
第二次谈判是首次谈判的继续。张诚和徐日升神父从主教先生处听说教皇希望在北京派驻一人，作为（罗马和北京）两宫廷间的中间人。他们决定向皇帝谈这件事，希望君主觉得，与整个传教会总会长相比，在京接纳（罗马）一名代理人的困难或许要小一些。他们请总管太监给皇帝传话。次日，陛下在一次召见中向主教先生本人谈了此事。事实上，主教12月31日觐见皇帝时就提出了在京派驻教皇代表的建议，以便把罗马的书信送交皇帝并把北京宫廷的书信寄往罗马。皇帝答曰此事甚易，可委托他宫中先前来华的某个欧洲人办理。主教辩驳道，这个人最好是罗马教廷熟知的心腹之士而且应通晓教廷的行为特征和办事方式。皇帝道：“您所说的心腹之士是指什么呢？我们在中国是不会这么说的。在朕看来，凡朕臣民皆朕心腹之士，因此朕相信他们所有人的忠诚。朕宫中有三个不同等级的官员为朕办事，朕不管让其中某人执行朕的旨意，有谁敢抗旨不遵呢？若朕答应你们委派一位您所希望的代表，这个初来乍到者能明白朕的意思并让别人明白他的意思吗？于是必须有人翻译；而一用翻译，怀疑和不信任便产生了——正如我们今天的情况一样。”主教表示他心目中有个很用功的人，此人将夜以继日地学习中文。但皇帝拒绝接受，事情也就没了下文。
主教先生的第三次谈判并不更走运些。多罗先生很看重宫廷给他的高规格礼遇，为此仍心存希望，他忘了刚刚遭遇的两次拒绝。因此，他致信一位名叫KanKama的官员，称有秘密事宜请其转告皇帝。KanKama来到主教先生住地，从其嘴里得知他想自行出资在京买一所房子，现就等获得宫廷准许了。KanKama常听皇帝说起主教对宫中原有之欧洲人似乎心存芥蒂，于是，为进行试探，这位机敏的官员称此事不难办成；随后，他问主教为何不通过神父们的渠道来获得他所希望的恩典。接着又问他是否有什么理由不信任他们以及对他们中谁最怀疑。精明的鞑靼人欺骗了罗马人：他从后者那里探明了其产生怀疑的真正的或错误的缘由以及被他怀疑者的名字，随之把一切禀报了皇帝。然而KanKama又一直使主教先生心存希望，以为他一有合适机会便会在皇帝面前为他请求的。最后，（1706年）2月4日，KanKama对主教说道：“您想在北京买一所房子，对皇帝来说，准许您买房或赐给您一所房子都是轻而易举之事（KanKama这样说是与皇帝合计过的），您看到了皇帝为神父们所做的一切，如果您通过他们的机构提出您希望的要求，圣上准备为您做同样的事。因此，望您表现出和解团结的精神，与原本就在京的欧洲人联合起来和谐共事，他们是惟一在皇帝跟前说您好话的人。若不是他们为您作了有利的证明，这里有谁会承认您在欧洲是位大人物呢？您要知道他们在此地颇有声望，只有依靠他们您才能成功。”主教先生感谢这位官员的忠告。次日，他约请了闵明我、张诚、安多和徐日升神父。皇帝得知主教见了这几位神父，便令后者向他报告与主教大人的谈话。神父们已经在指望皇帝会恩准他们将为主教先生所提的请求了。然而，皇帝已从KanKama处了解了一切，他告诉神父们他不想通过他们来满足主教的要求。他接着道：“主教以为朕会讨好教皇以便使朕名扬全欧，但朕如何知道他会让哪些人去住这所房子呢？没人告诉朕居住这所房子的将是哪个国家、哪个修会的人。”陛下继续道：“主教说过，他打算让其居住这所房子的人，他们的生平与早就在这里的欧洲人是不同的。但此举将导致严重后果。凡与朕宫中神父们不属同一修会的人，朕都要给他们提供房屋吗？这是不合适的，而且可能成为紊乱或至少是不和的缘由；〖=Z（〗462〖=〗因为说到底，朕喜欢一致。”KanKama冒昧说道，若这所房子供各修会公用，圣上或许会给予一所新房子。皇帝辩驳道：“此计不妥”；说罢便让神父们退下。我们离开后，陛下对廷臣们道：“尔等看不出主教是如何逐步退到向朕要一所北京的
房子的吗？他起初想设一名各传教会的总会长，随之降格以求，要派一名代表置于罗马教廷与朕之间，最后则想要一所北京的房子，而此举旨在得寸进尺：得到房子后再要求派驻代表，派了代表后再要求设总会长。”总之，皇帝向耶稣会士们宣布，日后不准他们坚持这一要求。神父们为此很是痛苦。君主好心地派人告诉他们，他们仍可申请这所房子，不过他是不会给的。主教通过别人而不是通过神父们知道了谈判未果的消息，他为此痛苦并对耶稣会士产生了强烈怀疑。
主教的第四件事情是关于皇帝向教皇送礼事宜。对他来说此事同样不顺。陛下曾准他选派一人押运礼品并将其呈送教皇。多罗先生挑选了他的助理沙国安先生。须陪送沙国安先生赴广州港的官员奏禀陛下，由于他听不懂沙国安先生的话，而后者也无法让人明白其意思，因此最好能派某位神父担任翻译。皇帝则做了额外之事：他认为由他委派使者运送礼品要比由多罗先生的侍从押运并呈送礼品更为体面，因此，他把目光投向了宫中神父并钦命白晋神父以他的名义前往罗马。礼品送到主教先生处后，人们便委托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照管。但皇帝的传旨官只对白晋神父说话，因此宫中无人怀疑白晋神父是皇帝惟一代表，而沙国安先生只代表主教先生，因为说到底，若非君主委派，任何人都不得享有钦差头衔。皇帝召见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时也只对前者说话且只嘱托他一人以其名义向教皇致意。更有甚者，沙国安先生请要国书，皇帝拒不给他，而只给白晋神父一人使节证书。耶稣会士把这一切告诉了主教先生，他却不动声色。因此，我们不知道他如何看待白晋神父担任使节一事，只知道他给各教省写信称因有人建议，故让白晋神父任沙国安之助手。人们可以认为，主教先生真诚地相信，白晋神父是不会以使节身份前往罗马的——他甚至把这一点以书信方式告诉了教皇。或许他认为白晋的使节身份是尚未确定之事，因为他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接受这一任命的；而自己作为传教士长上，他们必须获得自己批准方能接受皇帝委托。令人惊讶的是，他不想了解白晋担任使节一事，尽管此事业已公开且大家都在谈论。
在遥远的国度，在一个猜忌其权力的宫廷中，主教先生打算运用自身的权威，甚至以越权的方式处理此事。礼部派人将礼品装箱后把钥匙只交给白晋神父一人。主教向神父要钥匙，神父服从，把钥匙给了主教阁下。后来，神父当着证人的面先后六次向主教讨要钥匙，但主教根本不予回答。最后，动身的日期到了。多罗先生把钥匙给了沙国安先生而且不许他将其交给白晋神父——除非沙国安死于途中。到达广州后，为他们引路的官员准备返回宫中；这时，沙国安先生向官员索要原本为白晋神父颁发的使节证书，人们也向沙国安出示了证书。于是，白晋神父向沙国安先生表示，既然他已经从官员手中看到了证据，就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了，因此，如果沙国安先生担心官员会对宫廷作于他本人不利的证词，应当把礼品箱的钥匙交给自己。主教先生不久就知道了白晋神父的意图，为此十分不快，于是致信沙国安先生，要他宁肯把礼品扔到海里也不能把钥匙交给白晋神父，还说他将嘱咐白晋神父的上司张诚神父，让他命令前者辞去（皇帝交办的）差使。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5）
事实上，张诚神父虽然明知要冒何种风险，还是甚至在接到主教命令之前就给白晋神父写了信，让他把礼品交与沙国安先生；他还向白晋神父许诺，他和宫中的神父们将竭力平息皇帝的愤怒。张诚神父把他刚给白晋神父发出的命令告诉了主教。
主教先生在北京宫廷经历的第五件事是这样的：他向名叫KanKama的官员表示，他急于单独觐见皇帝以向其无保留地坦陈心迹。这正是陛下渴望已久之事。觐见日期定于6月1日，但主教因身体极度不适而未能前往。于是，皇帝差人告诉主教，他可把想说的话告诉某位官员。主教两次拒绝了这一建议，声称他要跟陛下谈的事情极为重要，它既不涉及教皇利益，也与传教会利益无关，却事关皇帝乃至皇族的利害，因此他只能跟皇帝特别委派的人谈。皇帝因主教反复拒绝而深感不快，使他诧异的是，来自如此遥远之地的一个人居然要跟他谈涉及他本人和家族的事。他略显激动地拿起朱笔，在一张短笺上写明了对主教行为表示不满的理由，还命令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事情真相。
在皇帝圣旨逼迫下，主教只得当着我们及官员们的面宣布，涉及皇帝本人的事情是：1。白晋神父自封为皇帝派往罗马的钦差；2。葡萄牙人阻止其他国家国民来华。我们所有人都能想像主教将引发一场何等的风波，因此无任何人愿为主教阁下担任翻译——尤其是翻译第二项内容。于是阿比亚尼把主教先生打算上奏皇帝的话告诉了官员们。后者拒绝将如此重要之事仅由口头禀报皇帝，我们只得把它们写成文字。与此同时，我们留住这几位官员消磨了一些时光，很晚才放他们回宫。在此期间，我们请北京主教先生（M。L’évêque de PeKin）向多罗主教先生指出他让人转告皇帝的这些话将会带来何种危险。多罗先生随行人员中的众教士们也恳求他改变主意。多罗先生只说他必须服从教皇，别的一概不作回答。这样，用意大利文写的多罗主教先生的陈情表加盖封印后就交到了官员们手中。阿比亚尼先生把文书交给他们时说道，里面写有两项令人遗憾的内容：第一项是对白晋神父的指控，他原本只被安排为沙国安先生的助手和译员，却声称拥有钦差身份；第二项是对葡萄牙人的控告，因为凡不经过他们国家或不服从他们国家法律的人，他们均不准其来华。
宫廷十分焦急地等待着主教的声明。人们赶紧把它送给正在乡间行宫的皇帝。皇长子一读完便大声说道：“这个外国人多管什么闲事！白晋神父确是我们的钦差，主教的侍从岂能与他相比？我们怎能选他担任我们的使臣？”然后，皇长子把主教的声明送达了父皇。陛下阅罢显得极为不快，他问早已在宫中供职的传教士，如在欧洲，主教先生尤其是沙国安先生这种做法是否应受最严厉的惩处。接着，他亲笔给多罗先生答复如下：1。他证明白晋神父没有过错；2。提醒多罗，作为教皇特使，他只应参与宗教事务；3。多罗嘴上说要铲除不和的根源，实际却到处制造不和；4。至今为止，欧洲人在中国行为得当，只是在多罗来华后才发生龃龉；5。皇帝还威胁多罗，在其帝国疆域内，如未经各口岸审查，（今后）再也不接待传教士了。
神父们请阿比亚尼先生预先告诉主教，他将收到皇帝严厉的答复，以便使他接到答复时有所克制并以温和的态度感染传旨官员。主教先生听从了阿比亚尼的建议。他请传旨官们感谢皇帝对他的忠告。皇帝则向他们询问主教是否已承认他的助理不是钦差。
皇帝又降了第二道充满威胁的旨意，不过他不许向主教出示，除非后者冥顽不化或急于要看这道旨意。神父们闻讯后便让阿比亚尼先生通知主教阁下。因此，当官员们再次前去时，主教表示服从皇帝的命令，而且丝毫不显得急于知道官员们带去的皇帝新旨意。当被问及召回白晋神父是否适当时，多罗先生明白把白晋神父解职可能带来的危险：因为说到底，在这种体制下，沙国安先生不可能独自承担运送礼品的使命，这就会继续推迟动身时间。因此，一听到官员们的建议，主教先生便禁不住掉了泪。他为此从未掉过这么多泪。官员们问他何以如此，他说道：“教皇陛下肯定会因皇帝陛下的礼品迟迟不到而责怪于我，如果神父延缓出发，礼品肯定会到得太晚了。”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已通过马尼拉的渠道把有关礼品的消息告诉了教皇。所以，他恳请陛下为礼品和白晋神父放行。
主教先生招致的第六件事情是：他在某个问题上引起了皇帝不快，人们要他道歉。他原本只需以泛泛之词赔个罪也就行了，可主教先生硬是不作任何道歉。这可真惹恼了君主。主教接连收到宫廷的严厉命令，它与主教的显赫身份极不吻合。最后，他被迫提出申诉，称人们侵犯了教皇特使的尊严。在世俗宫廷中，人们对如此可尊敬的头衔并不怎么在意。不管怎样，人们依然向他表示，他们是尊重教皇特使身份的，但是要他出示国书和特使的信物。如果有的话，人们催他赶快出示。主教先生提供了两封写自罗马的信件：一封写给北京主教先生，另一封是给科农主教（L’Ｅvêque de Conon）先生的，以此证明特使身份。然而，连这两位高级教士都认为这还不足为凭——在与罗马教廷风格不同的国家中尤其如此。主教先生或许有充分理由不出示其授权书，因此他没这么做。于是，皇帝打算让他离开北京。皇帝采用的方式是：不下达令其离京的具体命令，但不准他推迟规定的动身时间。皇帝还降旨令白晋神父和沙国安先生携带礼品回宫，留待某位能出示合格授权书的教皇特使护送。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安多神父寄往欧洲的备忘录（6）
这一计划起初仅作为一种威胁告知多罗先生的，以便使他回到皇帝希望的立场上来；但主教未采取任何措施平息宫廷的不满，于是，皇帝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