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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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星期四，老爷在等候知县回衙时翻阅起了在我物品中找到的宗教书籍。他的眼光落在了一本书上，上帝的诫律于其中有较详细的解释，而且附有几则神圣的故事。他惊诧于在其中发现了如此美好如此神圣的教理，只得承认我们的宗教是劝人为善的。他知道自己错了，但为时已晚。他已经向上司控告了我们，而当事情变得对他不利时，便竭力设法牺牲我们来为自己开脱。为此，他于当天下午把我们叫去盘问，以便看看我们答复中是否有该受指责之处。他先传唤OangthienKio原文如此。前文写为OangthienSio，后文中又写作Oangthientsio。——中译注，从他嘴里只问出了我们据十诫教理作忏悔的情况以及对我几件祭器的说明。随之又传安德烈·杨听审。老爷无法使他承认我们有什么巫术书籍，可又竭力想把我们当邪教信徒治罪，于是强迫这个孩子承认犯有曾使天火降临索多姆城的那种可耻行为索多姆（Sodme），死海附近地名，今属以色列。据《圣经》载，因该地风俗败坏，多有行鸡奸者，触怒上天，故降天火惩罚之。传教士以这一典故暗示：县丞老爷想逼这个十七岁的男孩承认与传教士有鸡奸行为。——中译注，安德烈·杨坚决拒绝。为惩罚他这一坚定态度，老爷几次命人打他五十耳光。严刑丝毫动摇不了他的坚贞，于是，老爷又让人先后四次在他右脚踝上敲了二十棍子。孩子的喊叫声使我心碎。他渐渐失去了声音，不久就衰弱不堪了。老爷见状只得停止用刑，将其押回牢房。把孩子的事情搁在一边后，他又派人传我问话。他只问了一些关于祭服的问题，我作了回答；随之又问我有多少信徒，我告诉他男女各约五十名。他很惊讶居然还有女信徒，对此我答道：“女子和男子一样，不是也需要拯救灵魂吗？”我的回答没能使他满意，于是他转而就教名问题问一个中国基督教徒，为什么我们取这样的名字。后者告诉他这是我们的习惯，旨在为自己确定一名应予效法的圣徒，以便像他一样得上天堂。这便是第二次审讯中发生的事，随后我们重新被押回牢房。在狱中，我痛苦地看到安德烈·杨这个孩子脸部极度肿胀，眼睛里往外渗着血，而且因脚部刚受过刑，所以几乎无法站立。尽管这种状况使他痛苦不堪，但一见到我，他又恢复了天性使然的那种可爱的温和及天真的快乐，而且，与类似情况下迥然不同的是，隔了一天，他就复原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艾若望先生遭受的迫害（3）
6月2日，荣昌知县回到了县城，而且在重庆方面的官员来县里前就知道了我们的案子。他传唤了我们，开始时和颜悦色地向我们表示，他不赞成（县丞）老爷于他不在时闹出的这场风波。在问了我诸如从何而来之类的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后，他又问我是否与其他人一样不崇拜偶像。“当然不！”我答道。他最着重的问题是我如何教化女子。他多次重复这一问题，以便让书记员有时间录下我的陈述。我每次都以同样的内容作答，即：当我在一户人家传教时，我坐在客厅底部，男人们聚在一侧，女人们聚在靠内室门的另一侧；相信教理者可入教，但我从不勉强不信教理者入教。知县问了我片刻后，有人通报道爷（Taoye）到了；于是，人们立即让我退下。
这位王爷是当朝国丈，露面时排场很大，不少下级官员照例簇拥着他，后面还跟着九百名士兵及一批校尉军官。这一排场引得四周啧啧称奇。众多官员同时云集于此，原本为处置和打击白莲教，却恼人地发现他们上了轻率冒失的（县丞）老爷的当。后者为此受到严厉斥责，还被罚了一笔颇叫他心疼的款子。
第二天6月4日原文如此。上文讲的是6月2日发生的事，因此，第二天应是6月3日。——中译注，都察爷（Toutaiye这个词前文作“Touthaiye”。——中译注）即一等城市重庆的主官传唤了我们。他问话不多，仅为核实我们是基督徒而不是白莲教徒。入夜后，有人把我们带到了副总督（Sousgouverneur）那里。他先盘问安德烈·杨，随后就轮到了我。他问了很久，也很详细；如问我是不是到该省的惟一的欧洲人——这个问题颇让我尴尬，因为我是与玛利先生（M。Mary）一起来的。于是我说，我在广州时，那里还有另两名欧洲人，他们去了北京，我则到了这里：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两名耶稣会士当年确实去了帝国首都。我始终坚持这一回答，他终于不再强调这方面的问题了。他接着问我的国君是否知道我到了这里，对此我作了否定答复；他又让我用欧洲语言说出在北京的我国国民的名字以及我出生地的国名。此举旨在进一步确认我是欧洲人。最后，他问我有多少基督徒，对此我拒绝作答并恳请他不要苛求于我。他未加反驳就重新把我打发回了牢房。
次日6月5日星期一上午，我们再次被带到都察爷跟前，他旁边还有另一位大官。安德烈·杨挨了五记耳光，Oangthientsio因称赞教理书籍而挨了十记耳光，TcheouyongKoui也挨了十下，因为他说他读不懂书——其实这完全是事实。都察爷随之转向了我，试图让我承认我到这里并非为了传教而是企图敛财致富（他想以此方法把我们作民事案件处理），还说如我拒不承认，就要把我斩首。但我还是坚决否认。于是，他命人打了我几记耳光，同时说道：“你的宗教若有什么能耐，那就让它把你从我手中救出去吧。”我答道，我们宗教的目的不在于为我们谋取世俗幸福，而要把我们引向天福。闻听此言，他又命人打我，同时忿然说道：“天堂极乐世界，这不正是中国吗？”对于此等荒诞怪论，我觉得不屑作答，因此默然置之，同时求耶稣基督保佑，因为他被绑在十字架上时对于人们的辱骂也是不予理睬的。我总共只挨了十六记耳光。
都察爷见从我们嘴里掏不出他希望的话来，便使出了最后一招。他命人搬出夹棍，让我尝尝脚踝受刑的滋味。一伙士兵当即围拢上来，将我跪着反推到大堂下面。在那里，他们脱下我的鞋袜，把夹棍放在我脚上并开始拧紧夹棍。与此同时，都察爷在堂上吼道：“说！承认你到这里是为敛财！”我答道，我不会这么说的。——“那你来做什么？”——“为了传教。”——“什么宗教？”——“基督教。”见无法让我说出他希望的供词，他对刽子手们道：“夹碎他的骨头！”巨大的疼痛使我昏了过去，我几乎看不见东西，只听到刽子手们冲着我耳边喊道：“说吧，承认你是为了钱粮才来这里的。”最后，我隐约见副总督对都察爷道：“大人，此人是不会弃教的，再拷打也没用。”于是，他命人松开夹棍，士兵们立即搀着我胳膊将我带出大堂。受了这种刑罚后，人们会感到五脏六腑似乎都挪了位，浑身不适而且要延续很长时间。被送回牢房后我就感到了这种症状，此外我还发烧了两个小时。我以为自己将大病一场而且那令人渴望的时刻也快到了。但结果并非如此，我在基督徒们央求下吃了点东西后疼痛居然消散了。不久，我觉得几乎痊愈了。
下午，我们又被传唤，这次被带到称为“道爷”的大官面前。他很少提什么问题，轮到我时，对我说，如我承认是为了钱才来这里，我的案子便是小事一桩，如我咬定是为宗教，那便是一桩罪行。说罢，他对齐刷刷都在那里的其他官员高声道：“本案不值得兴师动众，根本不必把我们请来，诸位只管打道回府，由我亲赴成都与总督料理一切。”于是，我们又被带回牢房。次日6月6日，道爷前往成都。三天后，人们让我们也去那里，重庆都察爷一同前往。6月21日，我们到达该省首府。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艾若望先生遭受的迫害（4）
进城后，我们被带到一位大官的衙门前，在那里等了约两小时后，有人把我们带到首府都察爷跟前。我们一露面，他就坐上了堂，而且令我立即应审，还不许任何旁观者在场。我觉得这是个不喜欢虐待的人，但他不愿听我自称是欧洲人，还愣说仅凭我的面孔就说明我是广州人。这是为暗示我照他的话说。若能这样，一切原本就可结束了。但我拒绝这么做，始终说自己是欧洲人。最后，由于我很想制止此种迫害继续发展，便回答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可以自认为是广州人——因为我在那里有一个住所。但这一答复不能使他满意，他坚持让我说我生来就是广州人，还怒气冲冲补充道：“别因为你的欧洲人名字而把别人也连累致死！”说到这里，他叫来打手打了我五记耳光。当时我很虚弱，所以当即昏倒在地。他只得很快把我送回牢房。我在牢房地上躺了很久都无法恢复体力。十二天后，他第三次传唤我。从牢房到审讯大堂的路上，他派人不断敦促我承认自己是广州人。在此情况下，由于看到他有意释放因我而被捕的基督徒，同时考虑到他提及的我让基督徒们遭遇的危险，所以我认为可以对他说他能把我当做广州人——既然我在广州Sinxan县，不，我弄错了，是Hianxan指香山县。——中译注县有一处住所。这是我在（四川）首府经受的最后一次审讯。在这个城市里，我和基督徒们一起被当做囚犯关押。囚禁我们的牢房真是人间地狱：里面闷热异常，散发着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肮脏不堪，还有各色小虫和虱子……关在一起的囚犯通常有六十多名：大多数人都处于可怕的赤贫之中。此外，狱中还流行传染病，许多人因此丧命。病人们躺在地上，其状不堪入目，倘形诸笔墨，恐有伤大雅。一片嘈杂声、喊叫声，狱卒欺压弱小，更不必说这些可耻的家伙中不少人干出的伤天害理的事了。
安德烈·杨在狱中病倒了，其状使我极为痛苦，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他的耐心与温和更感化人了。他告诉我他将高兴地死去，因为有我在他身边。上帝对这个圣洁的孩子另有安排，所以不久就让他恢复了健康。和我一起的三名基督徒患了传染病，其中两人接连几天生命垂危。不过只有一名基督徒死于这所监狱，此人不是因宗教原因入狱的，而是因在云南的战争中懦弱地开了小差。他得知我们的身份后便加入了我们的集体，我欣慰地听了他的忏悔并看着他在至深的虔诚中死去。我还听了TchangKouen的忏悔，他在调换牢房后也死了。这个中国年轻人品质优秀，所以连异教徒也喜欢他并对他的死表示惋惜。据我猜想，他之所以得病，是因为对我刚说起过的那位基督徒行善。他始终陪伴着后者，而且，为鼓励他勇敢面对死亡，他说话时过于靠近后者了。上帝的旨意是多么令人赞叹！我不由想到，上帝引导我们到这所监狱正是为了拯救这个逃兵的灵魂。他已多年没做过圣事，也得不到牧师的帮助，但在这里他却充分利用了我给他的帮助，从而使他去世时对上帝充满了敬畏和热爱。
他死后不久，就传来了让基督徒调换牢房的命令。我问名单上是否有我的名字，回答是否定的。这样，安德烈·杨这位年轻的初学教理者及另三名中国人就与我分开了，我起初被关押的牢房里只剩下我一个基督徒。我们在那里一起度过了二十一天。他们的离开使我十分痛苦，我承认这使我掉了不少泪。从此，在面临困境或种种精神痛苦时，我失去了人们的任何安慰。我几乎总是十分虚弱，头都很难抬起来，也无力举起被紧紧铐在一起的双手。我把心奉献给上帝，只要它喜欢，我便顺从地这样待下去，而且很可能要待到迫害结束之日了。
基督徒们与我分开后约过了一个月就被释放并遣返回家了。安德烈·杨回到父母居住的Kingtang后又被押在牢里关了六个月。当地官员见案子已在成都了结，所以没敢打他，只是把他长期关在牢里予以威胁，试图动摇其坚贞以促其背教。这个孩子一口咬定他宁肯被杀头也不叛教。官员们见在这个孩子身上纯属浪费时间，只得放他回家。
在成都狱中，这个孩子曾给了与他一起的新信徒们许多安慰和支持。他把记在脑海里的我教育他的话讲给他们听，并以自身的言行不断增强其信心。他的腿在狱中患了溃疡，长期为此而痛苦，但既无药物又得不到救助，腿上戴的锁链刺激着肿胀部位，使伤口更加疼痛，几乎变成不治之症。最后，在一名入狱多时的囚犯的劝说下，牢头终于对这个孩子动了恻隐之心，让人打开了孩子病腿上的锁链。当血液重新流通时，孩子感到钻心般疼痛，不过这是短时间的阵痛。无疑，靠上帝佑护，他的溃疡很快就好了，所有人都为之惊讶。
我在此要说说这个孩子对我的慷慨。离开成都前，他设法弄到了十个里亚（Liard法国古铜币名，是很小的辅币单位，币值大致等于我国当时的一个铜板。——中译注），便将其交给为我送饭的狱卒，请他替我买点肉。狱卒留下了一半，用剩余的钱为我买了一小块熟肉，交给我时告之曰这是安德烈·杨为我买的，作为他的一个纪念，还说他深情地向我致意，他要回到父母身边去了等等。我承认，直至此刻我用笔记叙这一切时，他这一行为仍让我热泪盈眶。终于，基督徒们获释的次日，传来了让我调换监狱的命令；又过了三天，人们让我返回荣昌。途中我患了病，正是夺去了成都许多囚犯生命的那种疾病。到达荣昌监狱后，我要求医生看病。官员予以拒绝，还说我不如死了的好，因为我到他县里后给他造成了那么多损失和痛苦。但上帝还不想让我死，因此替代人力在我身上发挥了作用，使我没过几天就恢复了健康——但这是为进行新的战斗。1770年阴历二月十四日（我记不清公历日期了），总督一封信函到了县里，令荣昌官员让我说明究竟是哪国人。于是，官员传唤了我，我说自己是欧洲人。他接着道：“干吗这么说？这会要你命的！”我告诉他我永远不会改口而且从未说过相反的话。说罢，我重新被押进了牢房。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艾若望先生遭受的迫害（5）
同月二十九日，荣昌官员尚未答复总督第一封信，后者第二封信又到了：这是有关我案子的一封非常重要、非常紧急的信件。官员立即委派两名刑事案件书记员来我牢房，千方百计逼我承认自己生于广州、长于广州。我告诉他们这是白费功夫，我永远不会说谎，因为这将触犯我有幸侍奉的上帝。第二天，他们又来了，还让一个入狱已久的囚犯帮他们劝我承认他们希望于我的事。这个囚犯是个精明人，曾帮我弄过饭；我让他别掺和在这件案子中，因为我主意已定，无可改变。于是，他向他们报告说我是坚强不屈之人，他白劝了我一场，一切均属徒劳。两位书记员道：“既然他如此顽固，那就让官员审讯吧，只需用夹棍和棍棒伺候，定会让他屈服的。”这是封斋期第二十五天或第二十六天所发生的事。
为准备受刑，�
